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余淼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1986年，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开始了漫长的入关入世路。1994年，城头变幻大王旗，GATT正式改名为世贸组织，但中国入世似乎仍遥遥无期。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世贸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时至今日，中国入世已十年，时间可谓不短。不过较之于申请入世所花的15年，则实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入世为什么这么难？拍脑袋想到第一个理由可能是，中国太大，要谈判的东西很多，所以花的时间也就长。听起来有理，不过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规模在全球最多也就排到第九，较之于日本在五十年代的排名还靠后。日本1952年申请入关，花了多长时间呢？两年半。日本于1955年成功入关。可见，经济规模是一个因素，但并不见得是决定因素。
自然会想到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申请得太晚了。五十年代的“关内”的成员国也只有三四十个，而到了80年代已翻了一翻。要入关，不单要做双边谈判，还要做多边谈判。人多自然就容易扯皮。有道理。不过香港与中国大陆同时申请入关。猜猜人家花了多长时间？一天。
是的，没有笔误。当天申请，当天加入。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命运相差如此之大？有人可能会说是因为香港是自由港，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高。有些道理，不过新加坡也是自由港，人家入世也还是要花上一年半载的。
那么，入关入世时间长短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与原香港大学的同事王家富博士合作的一篇论文发现，在控制了申请国的经济规模、申请时间早晚、汇率体制等因素以外，大量的计量回归发现：真正决定入关入世时间长短决定性因素是申请国的政治制度。换言之，如果政体与主导GATT/WTO的美英相近的话，入关入世时间就会较短。而如果政体相差太远的话，那入关入世之路就真是难于上青天。
说得再白点，如果申请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想入关入世，就要做好“把牢底做穿”的心理准备。理解了这点，就明白伴着“日不落”帝国作宗主国的香港为何会一天就能入关，这样，也就大可不必再“羡慕嫉妒恨”了。想到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俄罗斯为什么得花18年才能入世了。谁叫你当年是“带头大哥”呢？！
当然，美英国家做事，也不能太露骨。按马克思的说法，还需要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所以，摆在台面的理由是：你还不是市场经济，没按价格规律办事，所以还没资格入关入世。没问题。没有人会认为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不过，1967年的波兰难道就已经是市场经济？为什么它当时就能入关呢？所以说，“市场经济”论只是一个幌子。
也谈不上什么“阴谋”论。硬要套的话，是“阳谋”：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我的地盘我做主，你要想加入，就得听我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要不折不挠的想入世呢？或者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入世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好？如今十年已过，中国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入世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国策，而市场经济也得以不断建设、加强、巩固。
事实上，在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其实都已是举步维艰。国企改革更是进入攻坚阶段, 要改革势必会戳到各利益集团的痛处，而反弹可想而知——也难怪朱镕基总理会有“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的话。笔者那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并不太理解这话后面的含义。如果中国不及时入世，用世贸定下的规矩来推动改革的话，也许就没有这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所以，2001年的入世，事实上是用“对外开放”来推“对内改革”。也是从那时真正开始，按国际规则办事，凡事开始强调规范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市场准则、市场监管再也不是一句空话。虽然时至今日，市场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长，但没有当初的那一步，也就不会有今天或是明天的大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在打“运动战”：在入世中建设市场经济。
第二，入世不单有利于老百姓，也给企业带来好处。入世对老百姓的好处不言而喻。WTO的两大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说白了，“最惠国待遇”是指如果你给一国低进口关税的好处，就得给全部成员国同样的好处（零关税例外）。而“国民待遇”则是指你给外商的好处不得差于给本国企业的好处。这里妙就妙在“不差于”：为吸引外资，中国事实上在很长时间给外商企业更优惠的税收待遇。总之，在这两大原则之下，中国的老百姓就能买到更多“物美价近”的“舶来品”，其福利自然也就提高了。
对企业的好处，则体现在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方面。入世之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关税也就都降下来了，中国产品得以更容易进入全球市场。市场的扩大对企业带来销售的增加，而更大的销售又会降低企业的平均固定成本。更重要的是，如克鲁格曼所论证的，这会推高企业工人的真实工资。道理很简单，蛋糕做大了，工人分到的那一块也就大了，所以名义工资上去了。而更多的进口品进入本国市场，又压低了国内市场的平均价格。所以，工人的真实工资就再上一层楼了。
当然，这里有个长期收益与短期成本比较的问题。刚一入世，由于国内市场面临着忽然增大的竞争压力，一部分低生产率低效率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局。工厂关门势必带来部分工人失业。而这一点，正是入世之初高层决策者所担心的。不过，十年过去了，大量事实表明，竞争所带来的结构性阵痛是小于开放带来的规模性效益的。事实上，这与1989年美加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异曲同工。加拿大Daniel Trefler 教授的研究发现，加拿大加入美加自贸区所产生的短期工人失业调整成本远低于长期给消费者和企业带来的规模效益。
第三，更重要的，入世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得以更成功地实施。如笔者在前面几期专栏指出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关键就在于有效地实施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当然，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战略是一本万利的，但应当没人会否认“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的。
过去十年的事实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加上人均收入低，老百姓无力也不敢多消费。更要命的是，地区间贸易壁垒居高不下，国内贸易何从提升？这样，拉动内需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另一方面，相对较便宜的劳力使企业利润率上升，从而更愿意扩大规模。所以，一边是内需不足，一边是内供过剩。市场出清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产品卖给老外。
感谢WTO！入世使得“中国造”产品得以风靡世界。有人的地方必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必有中国产品。当然，来个换位思考。廉价的中国产品带给进口国消费者巨大的福利改进，这已是老生常谈，自不赘言。但，入世大大地扩大了中国产品的世界市场，从而使中国的人均收入从1000多美元升到4000美元，其功甚伟！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入世使得中国逐渐降低对加工贸易的过度依赖，促进产业升级。入世前，加工出口占中国的总出口约为60%强；十年之后，加工出口比重降到45%。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这个问题，笔者同以前的博士导师、世界最著名的国际贸易学家之一的Robert Feenstra教授正在研究这一课题。我们的理解是，入世降低了做生意的不确定性。以中美贸易为例，入世前，中国每年都得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的普通关税率。如真是这样，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会大打折扣，甚至卖不出去。反过来，企业担心存货过多，就会减少生产。而加工贸易的出现就可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毕竟，合同都是事先签好的，到时按单发货就得了。入世之后，所有产品的关税都是事先定好的，也就没有了不确定性，这样，对加工贸易的依赖自然也就降低了。
笔者近期的研究也发现，相比较而言，加工贸易多集中在劳力密集部门。加工贸易比重的降低也就意味着资本密集部门出口的增加，在这个角度上讲，出口产品也实现了升级换代。当然，产业升级是个大题目，限于篇幅，容下期再展开。总之，入世难，但入世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