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2008—2009年衰退后的复苏一直步履蹒跚，将本可治愈的周期性失业拖成了结构性失业。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小趔趄也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投资短缺，也就是说，不光是在复苏不力的当下存在资本存量和真实GDP下降的问题，未来数十年可能都将如此。
西欧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留给我们一条拇指规则：在任何一年，只要劳动力工作时间和资本存量因投资的下降而下降，从而导致产出比正常水平低了1 000亿美元，那么在未来年份中，充分就业的生产潜能就会比正常情况的预计值低100亿美元。
这条拇指规则的财政效应相当令人吃惊。试想一下，美国或西欧核心经济体明年增加1 000亿美元政府购买。再进一步试想一下，它们的中央银行尽管不愿意继续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规模，但也不愿意妨碍当选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让它们难堪。果真如此的话，简单的恒定货币条件乘数表明，我们将能看到GDP增加大约1 50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提振反过来会带来500亿美元的税收增量，而国民财富水平将仅增加500亿美元。
美国或西欧核心经济体需要为这笔500亿美元的新增债务付出怎样的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利率？如果利率为1%，那么在明年提振1 500亿美元的需求和生产意味着在未来需要每年拿出5亿美元来保证这笔债务的真实价值不会增加。如果利率为3%，那么年税收额必须增加15亿美元。如果利率为5%，政府每年需要拿出25亿美元的额外开支。
假设持续低于正常水平的产出会导致未来潜在产出水平下降10%，那么这1 500亿美元新增产量意味着在未来经济实现复苏时，产出会增加150亿美元，税收会增加50亿美元。政府将不必通过增税来为财政刺激所造成的债务融资。相反，在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供给端潜在产出的提振很可能不但能够偿还因提振支出而产生的额外债务，而且能够在不影响预算平衡的前提下创造未来减税空间。
让我们再退一步：这是相当反常的情形。在正常情况下，政府购买扩张乘数要远小于1.5，这是因为中央银行不会在政府支出扩张的同时维持货币条件不变，而是会采取行动纠正经济运行，使之与货币当局的通胀目标相协调。更常见的乘数应该是货币政策抵消乘数，大小为0.5或0。
此外，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即使是美国和西欧政府——不可能在国民债务高涨的同时还能享受1%的真实利率，甚至3%也难以达到。常规政府支出增加算术告诉我们，当下产出的微小或可疑提振会增加未来融资负担，照这么说来，债务融资的财政扩征绝不是好主意。
但当下的状态并不是正常状态。用麻省理工学院的卡比列罗（Robert Cabellero）的话说，如今，全球经济仍然极度缺乏安全资产。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愿意出极高的价格、接受极低的利率以获得核心经济体债券，因为他们把获得可用于抵押品的安全资产视为无上的好处。
在当下，投资者对安全的偏好使得增加政府债务的成本不同寻常地低，而产出和就业持续低于正常水平所造成的长期前景阴影会使目前陷入停顿的复苏变得代价高昂。我们需要在短期动员闲置资源，以保持长期生产潜力，因此，正如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言，增加国民债务利国利民。
布拉德福德·德隆是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