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瑞安经管中心主任 谢丹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近期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换届，由钱颖一、陈雨露、宋国青替下周其仁、夏斌、李稻葵。虽说货币政策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但学者们的参与是有积极意义的：学者们可以了解到政府所关注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有机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甚至创见。从这点上来讲，定期换血会带来更多的活力。
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咨询机构，这一点不是大多数民众所了解的，因此他们可能会误将某些委员的一些公开言论读成央行政策的风向标。这是令人遗憾的。有鉴于此，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公开场合的行为应当受到明文节制。
我在被任命为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辖下的货币发行委员会委员时，委员会秘书长就曾专程到访香港科技大学向我强调：一方面，作为独立的学者我可以有学术自由；另一方面，作为委员会委员，在对香港货币发行局体制发表公开评论前，我应当预先知会金管局。如果香港金管局认为该言论的公开可能会引起市场不必要的动荡，会请我考虑暂时将其搁置。总之，我对自己作为委员的权力与义务是非常明晰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不在央行，而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换言之，中国的央行是没有独立性的。当我们谈到央行独立性时，通常是指两个方面：目标独立性和操作独立性。判断一个国家的央行是否独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从章程上看央行似乎很独立，但实际上却很受政府政治上的影响。
美国的央行是否独立呢？美联储的目标是由法定章程规定的，但用词比较模糊（比如就业最大化），因此美联储在运作上有较大的自由度。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认证，提名权以及续聘权给了总统对货币政策的某种影响力，但这也不是时时都能如愿。比如，老布什在争取连任时，恰逢格林斯潘任期行将结束。布什迫切需要美联储对经济进一步刺激以帮助他获得连任，因此很想通过这张“续聘牌”给格林斯潘施压。布什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予其所望，他让我失望。”（I reappointed him, he disappointed me .）
美联储的具体政策由联邦公开市场会议（FOMC）决定。委员会共12名成员：7名来自美联储（主席、副主席、5名委员），另5名由12大联邦储备区行行长轮值。这些委员们大都有学术背景（伯南克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Kocherlakota曾任明尼苏达大学教授，Plosser曾任罗彻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货币经济学杂志主编， Yellen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再看英国，其货币政策从1992年起转为通胀目标体制。目标由政府设置，因此英伦银行缺乏目标独立性。1997年布莱尔上台后不久宣布赋予英伦银行操作独立性，具体政策由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委员会由英伦银行主席（现任主席Mervyn King乃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主持，加上4名内部成员和4名外部成员，每人一票。 每次议息会议为时两天（会议前一周还有半天的预备会），充分讨论后记名投票；主席的一票最后投。财政部可委派代表列席，但无投票权。会议详细记录两周内公布。
欧洲央行由欧盟成员国国家央行拥有，比如德国央行拥有欧洲央行18.94%的股份，法国央行拥有14.22%，英伦银行拥有14.52%。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由执行委员会承担（执委会包括央行总裁、副总裁、4名委员；每人任期为8年），主要目标为维持欧元区价格稳定（定义为通胀在中期低于但接近2%）。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目标独立性非常少见，但美联储、英伦银行、欧洲央行都具有操作独立性，且政策制定的过程相当透明。89年以来，随着相当多的国家对通胀目标体制的采纳，央行的操作独立性都在加强。这一趋势相信与两类学术研究成果相关。第一类是关于一定原则与相机抉择政策优劣的有关争论（Rules versus Discretion），强化了央行维持信誉对降低通胀预期的重要性；另一类是实证研究，讨论央行独立性与通胀的关系。如下图所示（取自Alesina and Summers 1993，样本区间为1955-1988）,央行独立性（横轴）越强的国家，其平均通胀率（竖轴）越低（这一结果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可参见Campillo 和Miron 1997）。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些国家放宽了通胀目标区间和达标期限，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使经济复苏上，这是非常理性的。在这种百年不遇的危机面前不能过于教条。事实上，欧洲央行去年四月和七月的两次加息便是过于教条的表现，新任行长上任后基于欧债危机的现实考虑很快作了更正。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各种增加流动性的手段毫无疑问地引起了全球投资者的关注，大家都担心全球通胀有一天会失去控制。我个人认为有关这一问题在国际上的讨论是充分的，这些讨论其实在这些央行会议投票和记录中都有体现。比如，Kocherlakota 和 Plosser 就多次对定量宽松投出反对票。而且，美联储官员需定期接受国会听证，欧洲央行也需向欧洲议会提交书面报告，所有这些都给投资者提供了一定的透明度。
相比起来，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全过程欠缺透明度。难怪某些委员们便有了市场，而民众则误以为他们是官方的喉舌。中国需增加透明度，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的讨论也应当有所公开，这样民众才能了解到自己的担心已由某些小组成员代为表述。中国央行应当朝着增加操作独立性这一方向迈进，但目前独立仍未是时机。中国幅员广大，而中国央行的得力研究人员多集中在北京，不像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常驻各大区行。因此中国央行应当加强各大区行的研究实力，以便全盘掌握各地区经济活动的脉搏，帮助决策。
参考文献：
Alesina Alberto and Lawrence Summers, 1993,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some comparative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Campillo M and J. Miron, 1997, “Why does inflation differ across countries?”in C.D. Romer and D. H. Romer (eds) Reducing Inflation: Motivation and Strate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lsh Carl, 2005,“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New Palgrave Diction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