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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弗兰克尔:中国的调整无法违背经济学定律

  中国观察家们正在拭目以待,看中国到底是成功软着陆、给过热经济降温并达到可持续性更强的增长率,还是会重蹈邻邦覆辙重重坠落。但对有些人来说——特别是大选年的美国政客——唯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贸易平衡。

  诚然,人民币不久前还处于严重低估的状态,中国的贸易盈余也相当巨大。但这一状态正在改变。调整的力量正在中国经济中见效,因此对中国的外部观点也应该作出调整。

  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08年达到了3000亿美元的高峰,此后一直在下降。(事实上,官方数据显示,2月份出现了310亿美元的赤字,为1998年以来最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目了然。自30年前重新加入全球经济以来,贸易伙伴便一直在抢购中国的出口制造品,这是因为中国的低工资使得这些产品极具竞争力。但是,近几年来,相对价格已开始改变。

  这一改变可以用实际汇率升值来衡量。实际汇率升值部分由名义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决定,部分由中国通货膨胀决定。中国政府本应让名义升值(按每人民币可兑换的美元数量衡量)占实际汇率升值的大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结果,通货膨胀起了主要作用。

  自然发生的价格调整过程被推迟了。首先,当局在1995—2005年和2008—2010年两次出手干预,使得美元汇率稳固在一个不变水平上。其次,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中国沿海地区,工人并没有获得完全代表劳动价值的工资(毕竟,中国经济尚未全部完成毛泽东主义向市场的过渡)。因此,中国一直以超低价格在向全世界销售商品。

  但人民币最终还是开始了对美元的升值之路,2005—2008和2010—2011年间累积升值了25%。此外,劳动短缺也开始出现,中国工人开始迎来工资的快速上升。北京、深圳和上海均在过去三年中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2010和2011年平均提高了22%。与此同时,另一大商业成本——地价也开始加速上涨。

  随着中国沿海省份成本的上升,多种调整也将随之出现。一些制造业正在迁往工资和地价仍相对较低的内地,一些出口业务正在迁往成本较低的越南更国家。此外,中国公司正在开始自动化进程,以资本代替劳动,生产更加成熟的产品——沿着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雁行”模式发展。

  最后,美国和其他高工资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将业务从中国收回国内。毕竟中国的生产率还不能与美国相媲美。

  这些对大部分中国国际观察者来说都不是新闻。但许多西方政客(平心而论,还包括他们的选民)还没有从十年前的陈腐观念中摆脱:(1)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经济;(2)那里的工资只有每小时0.5美元;(3)那里有十亿人口;(4)中国的工资永远不会达到教科书中的经济学定律所推论的水平,因此其出口将无限制增长下去。但事实是,经济学基本定律还是见效了,即使那是在中国。

  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其他方面相同,中国的调整与30年前的日本如出一辙。日本的贸易平衡在2011年由盈余变为赤字,这是1980年来的第一遭。去年的情形有些特殊,比如油价高企和3月份所发生的海啸。但日本贸易平衡的下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今年,1月份的经常项目也是赤字。

  相对而言,日本的这一趋势并未引起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关注,这着实令人新奇,因为二十年前日本的巨额贸易盈余让西方如临大敌,一如现在的中国。当时是,一些有影响的观察者警告说,日本人已经找到了超级经济模式,该模式(除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方面外)以战略性贸易为特征,其他国家最好以日本为师。不管真是如此,还是日本人在“作弊”,我们都必须阻止他们。

  大部分经济学家否定了这些“修正主义”观点,指出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很大程度上是由高国民储蓄率造成的,而高国民储蓄率体现了人口结构,而不是文化差异或政府政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相对较年轻,但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下降以及寿命的增长,日本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

  这一观点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1980年,9%的日本人为65岁及以上人口;如今,这一比例达到了23%以上,为世界最高之一。结果,30年前努力储蓄的日本公民现在正在动用储蓄,与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同。随着国民储蓄率的下降,经常项目盈余也越来越少。

  中国面临着与日本相同的人口结构趋势,并且也在推行解放家庭消费以维持GDP增长的方针。与日本一样,中国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也将体现在经常项目中。国际经济学定律最终将起作用。

  杰弗里·弗兰克尔是哈佛大学资本形成和增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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