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和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50%，这可以说是为了在覆盖彼此差异太大而根本不可能持续的多国实行单一货币而牺牲了一代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扩大欧元区成员国范围真的有助于欧洲达到最大化经济一体化而又不必形成政治上的完全统一这一众人皆知的目标吗？
好消息是，经济研究确实对欧洲是否应该使用单一货币这一问题形成了一些成果。坏消息是，越来越明显的是，至少对于大国，货币区是非常不稳定的，除非其边界和国境线相同。不管怎样，货币联盟至少需要是一个邦联，拥有比欧洲领导人的欧元区愿景远为集中的税收和其他政策权力。
那么，如何看待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1961年的著名预言呢？蒙代尔说，国境线和货币边界并不需要大致重合。在他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雄文《最优货币区理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中，蒙代尔指出，只要工人能在货币区内自由流动追逐工作，该货币区就可以形成一个汇率调整的均衡机制。蒙代尔将对劳动流动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归功于另一位（未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但也指出，米德对这一观点的解释太过严格，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刚刚出现萌芽的时候。
蒙代尔并未强调金融危机，但他推测劳动流动性在今日要比过去更重要。毫不奇怪，工人们正在离开欧元区危机国，但迁移目标并非一定是更坚挺的北欧地区。事实上，葡萄牙工人正在逃向繁荣的昔日殖民地，比如巴西和澳门。爱尔兰工人正在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西班牙工人正在涌向罗马尼亚，而后者以前一直是西班牙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尽管如此，如果欧元区内部流动性能够与蒙代尔的理想状况略有相似，那么如今我们就不会看到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5%而德国失业率低至不到7%的情况。
后来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成功的货币联盟还需要其他关键要素，而这些要素在没有深度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柯南（Peter Kenen）在20世纪60年代末指出，如果没有汇率变动作为冲击吸收器，货币联盟就需要财政转移来作为分担风险的办法。
在平常国家，国民所得税嫡系便是一个巨型地区级自动稳定器。在美国，当油价上涨时，德克萨斯州和蒙大拿州的收入会上升，这意味着该两州将向联邦预算贡献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帮助美国的其余地区走出困境。当然，欧洲不存在大型中央税收当局，因此这一重要自动稳定器也就不存在了。
一些欧洲学者试图论证像美国那样的财政转移并不是必须的，因为从理论上说，不管你想要多大程度的风险共担，都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达到。这一论断大错特错。金融市场可能非常脆弱，所提供的分担劳动收入相关风险能力几乎为零，而劳动收入是发达国家收入的最大来源。
柯南主要关心的是短期转移可以平滑周期性起伏。但是，在一个收入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货币联盟中，“短期”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非常长。许多德国人如今正确地感受到，任何财政转移系统都有可能兑变为持久的饲管，正如上个世纪意大利北部对意大利南部的不断输血。事实上，德国统一20多年来，西德仍然看不到统一的成本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再后来，奥布斯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指出，除了财政转移，货币联盟还需要有明确定义的最后贷款人规则。否则的话，银行挤兑和债务恐慌将会泛滥。奥布斯菲尔德构想了一个银行救助机制，但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国家和自治地区也需要最后贷款人和破产机制。
从柯南和奥布斯菲尔德所提出的前提出发，甚至即使从蒙代尔的劳动流动性前提看，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是，货币联盟不可能在没有政治合法性——最有可能的形式是地区级的大选——的前提下生存。没有凝聚性的欧洲政治框架，欧洲领导人就不可能无限度地在各国间实现大规模转移。
如今，欧洲决策者经常抱怨说，要不是美国金融危机，欧元区根本不会遭殃。也许这么说并不错。但金融体系必须能够抵御冲击，即使是剧烈冲击。
欧洲也许从来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更加深远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也许最终无法将所有当前欧元区成员国纳入进来——可能连这个十年都撑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