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另一份报告，题为《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更是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它们是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东的以色列，美洲的波多黎各，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其余的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按照这个比例，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跨度里，都无法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此之多，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其“陷阱”的警示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要在50年之内从低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需要保持在5%以上。今天的这些高收入国家，只有极少数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历史上实现了50年之内保持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像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即使在其高速发展时期，也没有哪个国家在一个50年的时段内保持了5%以上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在50年之内不能突破至高收入国家，似乎极为正常。另一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停滞甚至人均国民收入倒退的现象。那么，到底是不是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什么现象才叫做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陷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如何避免这些陷阱？这些问题，对于正处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中国来说，极为重要。对这些问题当前已经有不少讨论，但是从概念、到形成机制到政策建议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本文从“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一问题出发，试图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明确界定，并考察历史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掉入了陷阱，其掉入陷阱的概率与低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相比有何异同，从而为理论上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和政策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经验基础。
不可避免的增速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他的合作者在2011年3月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标题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什么时候增速放缓：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含义》。从这篇论文的标题可以看出，艾肯格林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一定会出现增速下滑的。他们用加拿大女歌星妮莉·费塔朵的一首歌名来描述快速增长不能永远持续的原因，即“所有的好事情都已结束（AllGood Thing Come to End）”。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达到顶峰，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更加困难；更大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去弥补这部分折旧；经济接近技术前沿，必须从技术引进转向本土技术创新。从增长理论上讲，上述四个现象，无论哪一个出现，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都将引起增长率下滑。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上述四个现象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会出现增速放缓，是常识，是前提条件。他们的经验研究也确认了这一事实。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放缓，似乎也有高度共识。上述四个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在中国已经全部出现。如果没有提高增速的新因素出现，那么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也应该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GDP保持了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保持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当然也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中会完全停滞。绝大多数预测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只是对下滑程度的预测莫衷一是。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在《中国2030》中预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年将为8.6%，2016~2020年为7.0%，2021~2025年将为5.9%，2026~2030年将为5.0%。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30年全球趋势》一书中预测，中国2010~2030年的GDP平均增长率将为5.0%~6.7%。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见《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一文中预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年将为7.8%~8.7%，2016~2020年为5.7%~6.6%，2021~2030年将为5.4%~6.3%。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陆旸在《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及其预测》（见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3》）一文中预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年将为7.8%，2016~2020年为6.3%。王小鲁、樊纲和刘鹏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可持续性》（见《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中预测，2008年~2020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将6.7%，如果对政治体制、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改革，GDP增长率可能更高一些。
从以上的估计可以看出，即使对中国经济最悲观的预测，到2030年之前，中国GDP增长率也将保持5%以上的增长率。按照这一速度，中国必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没有必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在国际经验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不能继续拉近与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的国家比比皆是，只有少数经济体能够在追赶过程中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虽然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但是为什么不用担心中等收入陷阱呢？答案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之后仍将保持比较高的水平。这一增长率足以使中国逐步虽然缩小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顺利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见，快速增长的国家出现经济增速下降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能提高，也不意味着不能缩小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不意味着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增速下降了，还不能确认其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那么，什么情况才能认为一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呢？
似是而非的陷阱
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对“什么是中等收入国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有两个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方法，分别是所谓的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绝对标准是给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的范围，处于这个范围之内的是中等收入国家。相对标准是给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一个比例范围，处于该比例范围之内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样，高于该范围的，是高收入国家，低于该范围的是低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为了确定提供援助和接受援助的对象，在其成立早期就进行国家分类。最初是将所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为提供金融援助的国家，另一类为有资格接受金融援助的国家和其它国家。在一开始的分类中，一国收入水平只是参考指标，不是唯一指标。当时更多地考虑了政治因素。比如，当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很低，但是被归入第一类国家，是对外提供金融援助的国家。为了修正这种分类中的不规范，世界银行开始在分类中使用明确的规则，并逐渐意识到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经济进步的最好的指标。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采用了一套了完全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标准的国家分类方法。这套分类法划分出了不同时期获得融资优惠和享受不同优惠条件的人均国民收入范围，甚至还设定了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不再享受融资优惠的门槛，即“毕业”的门槛，但是并没有指出哪个收入段的国家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分类是世界银行用以确定成员的援助资格和相应的援助条件为目的，因而被称为经营分类（Operational Classifications）。至今，世界银行还在公布和使用这一套分类。
另外，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数中还使用了一套分析性分类（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的方法。1978年的世界发展指数将国家分为三类，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和资本过剩的石油出口国。这三类国家不是依据收入来进行划分的，石油出口国有明显特征，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是OECD成员，当然也有部分例外，发展中国家则是上述两类之外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根据收入水平又分成了两类，其中人均国民收入等于或低于250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高于250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明确给出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这一划分标准有显著的缺陷。比如，250美元的门槛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再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划分标准不清晰，一些人均国民收入比部分工业化国家还高的经济体，被列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以色列、新加坡等。
为了弥补上述缺陷，世界银行于1989年进行了分类改革，建立了一套完全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的分析性分类方式。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高于480美元和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又以1940美元为门槛分成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般来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可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1987年以后各类收入门槛值的调整，均只根据GDP缩减指数和汇率变动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各收入门槛不随世界整体实际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2013年中等收入门槛为1045美元，高收入门槛为12745美元，如果排除物价和汇率影响，和1987年480美元与6000美元的门槛是等价的。以实际收入水平衡量的分类标准不随时间发生变化，是典型的绝对标准。
世界银行为什么将1987年的480~6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范围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类范围呢？1987年，世界各国平均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222美元，其两倍取整千数，即得6000美元，此为当年高收入门槛的来源。高收入门槛被设定为低收入最高限的12.5倍，即为480美元这一中等收入门槛的来源。很难说这样的分类有严格的依据，但这确实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比较官方的分类，而且是一种“分析性分类”方法。今天，关于一个国家是属于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主要就是依据这一分类标准的。
按照上述国家分类标准，考察1991年~2011年这20年间192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变化，可以发现：1991年的39个高收入国家，在2011年仍然全都是高收入国家；1991年的54个低收入国家中，到2011年时，有1个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有21个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其余的32个国家继续处于低收入阶段；1991年的99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到2011年时，有19个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3个降为了低收入国家，其余77个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说，在1991年到2011年的20年间，有40%的低收入国家成功地进入了更高的收入阶段，但只有20%不到的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跨越低收入阶段比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似乎要更容易一些。
20年以前的中等收入国家，经历了20年之后，有80%的国家要么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如此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似乎真的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未必。如前所述，高收入门槛与中等收入门槛之比高达12.5倍。一个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要“升级”到高收入阶段，需要其人均国民收入实际增长到原来的12.5倍。如果要在20年之内完成这一过程，需要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3.5%。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这样的高速增长期。如果要在50年之内完成这一过程，也需要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2%。在过去50年中，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或者超过5.2%的国家，在全世界都只有5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中等收入国家不能保持年均5.2%以上的人均GDP增长率是很正常的。可见，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性分类”的标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能在50年之内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能在50年之内完整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则算得上是奇迹国家。
前文提到的《中国2030》，虽然也是世界银行的报告，但其中关于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将近50年内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的结论，并不是使用世界银行自己公布的“分析性分类”标准，而是相对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来界定中等收入国家的。遗憾的是，这份报告通篇没有说清楚到底相对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大比例范围算中等收入国家。在其公布的作为核心证据的“很少有国家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图形中，两个有明确标示的国家可以大致显示该报告的分类标准。一个是中国，被划入1960年的中等收入国家，且靠近图中中等收入标准的最低门槛，当时，中国与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约为2%；另一个是葡萄牙，被划入2008年的高收入国家，且靠近图中高收入标准的最低门槛，当时，葡萄牙与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约为45%。也就是说，该报告的中等收入范围大致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2008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相当于958美元~21551美元。同一时期，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等收入的范围是975美元~11905美元。该报告把“分析性分类”中那个本来已经高得离谱的中等收入范围又提高了将近一倍。可见，50年之内只有13个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说法，并不奇怪。这一说法同样难以作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
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提供了一个从相对标准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更精确的分析。该报告以美国为基准国，考察各国与美国的相对收入变化。其中一个分类法是将国家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美国的15%，第二类处于15~30%，第三类处于30%~45%，第四类处于45%~60%，第五类高于60%。第二类至第四类分别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中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合称中等收入国家。相应地，第一类国家可以被称为低收入国家，第五类国家为高收入国家。
该报告考察了1950年~2008年期间，每隔10年，各类国家向其它类型国家转变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结果发现，在10年的时间段内，各类国家向更高收入阶段转移的概率分别为：低收入国家5%，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8%，中等偏中收入国家35%，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4%。这一结果说明，各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升级”概率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该报告认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不是很充分。当然，这一分类法也不是那么严谨的。比如，一个国家在10年的时间内从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提高到15%，和从30%提高到45%，所需要的增长率是不一样的。前者需要在美国增长的基础上，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到原来的15倍，后者只需要增长到原来的1.5倍即可。为了避免各个分类区间相对距离不一致的问题，该报告还使用了另一个分类标准，即根据美国收入的1/16，1/8，1/4和1/2将国家分为五类，并同样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证据不充分。
事实上，这一分类标准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向上升级，其相对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要在10年的时间内翻一番。也就说，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要在10年的时间内比美国平均高出7.2%。美国的长期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2.1%，中等收入国家在10年内升级，需要保持9.3%以上的年均增长率。由此可见，10年之内是否能升级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另外，即使中等收入国家的升级概率确实比低收入国家高，也不能说明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只能说明中等收入陷阱更不容易出现。
总而言之，现存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陷阱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证据都不是那么令人信服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之所以存在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其主要根源是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核心概念缺乏严格地界定。一个清晰严格的概念说明和可操作性的识别方法是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严肃分析的前提。
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说，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也可以有绝对标准的方法和相对标准的方法。
从绝对标准来看，长期不能从给定的中等收入阶段升级到高收入阶段，即可被认为处于陷阱之中。关键是这里的中等收入范围有多宽，“长期”到底有多长。前面已经指出，50年不能跨越世界银行给出的12.5倍中等收入阶段，不能算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是不是更长时间不能跨越这一收入范围就算是处于陷阱之中了呢？要知道，如果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均实际国民收入范围不随时间变化，只要一个国家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不管其增长速度有多慢，那么迟早是要跨过这个收入范围的。比如，跨越12.5倍的收入差距，如果能保持4%的增长速度，只需要64年；如果是3%的速度，则需要85年；如果只有2%或1%的速度，则分别要127年或253年。也就是说，给定一个增长率，就能计算出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区间；同样，给定一个时间区间，也能计算出一个所需要的增长率。“多长时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算是处于陷阱之中？”，实际上等价于“人均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低于哪个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算是处于陷阱之中？”。
考虑到一个国家只要是正增长，总能在某个时候跨越事先给定的收入范围，只有停滞或者负增长，才能使其永远无法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因此，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可能的界定，就是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出现增长停滞或者负增长。在现实中，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出现停滞和负增长的案例是存在的。如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情况，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历史，常常警醒人们要注意增长陷阱。
另一个界定办法是把人均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低于某个正的、较低的水平当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识别条件。这个界定中的关键问题是增长率的门槛怎么设定。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以全部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或某个代表性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为参照。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如果不能高于高收入国家，就永远无法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若以相对标准来定义中等收入的话，则这样的国家就会永远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甚至退回到低收入阶段。把这种现象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在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
由此，可以看到，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个增长陷阱。具体来说，有两个界定方法。从绝对标准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或者负增长的现象，叫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从相对标准来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叫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在这两个界定方法中，中等收入范围应该有多宽，其具体取值应该为多少，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绝对标准的界定方法中，有些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只是出现短期的停滞或负增长，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出现更长期的停滞或者负增长。那么，多长时间的停滞或者负增长算是陷阱呢？一个较宽松的界定，就是只要出现一次停滞或者负增长，就算是掉入了一次陷阱中。一个国家可能今年掉入了陷阱中，明年可能爬了出来，后年可能又掉进去了。如果一个国家经常性的出现停滞或者负增长，则说明其增长道路上的陷阱较多，或者面临的陷阱较大。当然，有些经济停滞或者负增长，是经济周期因素引起的，考察整个周期之内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更加合适，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增长速度为零或者为负，则认为其处于陷阱之中。
在相对标准的界定中，也有短期低于高收入国家增长率和长期低于高收入国家增长率的问题。同样，在宽松的界定中，就是只要出现一次增长率比高收入国家低的现象，就算是掉入了一次陷阱中。当然，也可以考察整个周期之内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不是比高收入国家更低。
上述界定方法，不仅可以确定中等收入国家是否掉入了陷阱的问题，同样可以用于考察低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是否掉入了陷阱的问题。更可以比较不同收入阶段的陷阱是否一样，哪个收入阶段掉入陷阱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中等收入陷阱有多大
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小，可以用中等收入国家掉入陷阱的概率来表示。根据前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界定的绝对标准，中等收入国家掉入陷阱的概率实际上就是其出现负增长的概率，根据相对标准，就是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概率。
世界银行的分析性分类是以绝对标准来界定中等收入国家的，因而适合根据中等收入国家出现负增长的情况来考察中等收入国家掉入陷阱的概率。1991年纳入分析范围中等收入经济体有92个，在之后20年期间，其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负的国家或者地区只有8个，仅占全部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数目的8.7%。绝大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在20年之内保持了正的人均GDP增长率。也就是说，按照世界银行的绝对标准来衡量，1991年~2011年期间，只有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真正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广受诟病的阿根廷，被认为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在1991年~2007年期间，保持了2.3%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在这一期间，总体上看，阿根廷并不算是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然而，阿根廷确实出现过负增长。1980年~1990年的十年间，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3.3%。这说明，从一个过长的时期来考察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概率，可能会遗漏一些曾经出现过的陷阱，比如阿根廷这样的例子。
为了从绝对标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概率进行更严格地分析，这里抛开世界银行的分类结果，转而使用1960年至2013年期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和人均GDP增长率数据。首先，将人均国民收入按照2005年不变美元价，分别以1000美元、2000美元、4000美元、8000美元、16000美元和32000美元为界，划分为七个收入组；其次，计算各个国家从1960年到2013年期间7年移动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按复利计算。使用7年平均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在于1960年至2013年之间的平均经济周期长度约为7年。）；第三，将各国每一个7年移动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和对应期间起始年份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作为一个观测值，并将每一个观测值分配到相应的收入组中。然后，就可以计算各个收入组中出现负增长的概率了。其计算方法为：该收入组中出现负增长的次数与观测值总数之比，即为该收入组的负增长概率。
不同收入组的负增长概率明显分为四个范围，一为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负增长概率为27%，二为人均国民收入处于1000美元到8000美元阶段，其负增长概率为16%~20%之间，三为人均国民收入为8000美元到32000美元范围之内的，其负增长概率为7%。四为人均国民收入32000美元以上的，负增长概率约为12%。
这一分布态势有三个值得特别说明的特征：其一，负增长概率最大的，不是中等收入国家，也不是高收入国家，而是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这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低收入陷阱那么大，突破低收入的贫困陷阱，比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容易一些。其二，增长陷阱并不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增大，也不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缩小，而是出现了一种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增长陷阱先阶梯式缩小然后在扩大的趋势。其三，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出现概率也不低，比如人均国民收入4000美元~8000美元的国家，有20%的概率会出现连续7年平均起来负增长的现象。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如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所显示的那么普遍存在。
为了从相对标准来考察不同收入阶段掉入增长陷阱的概率，这里仍然使用1960年至2013年期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和人均GDP增长率数据。将各国用Atlas方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分别以2%、4%、8%、16%、32%和64%为界，划分为七个收入组；然后将各国每一个7年移动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和对应期间平均的相对于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作为一个观测值，并将每一个观测值分配到相应的收入组中。最后，再将各个收入组中低于美国增长率的观测数目占该收入组总数目的比例，当作各个收入组掉入增长陷阱的概率。下图显示了上述分析结果。
注：收入分组使用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与美国当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之比来表示。这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银行的Atalas方法数据。掉入陷阱的概率是指7年平均人均GDP增长率低于美国同期增长率的概率。资料来源：根据WDI数据计算。
从相对标准来看增长陷阱，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在不同的收入阶段，相对标准显示的增长陷阱比绝对标准要更大。比如在人均国民收入低于美国2%的国家中，其人均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低于美国的概率是58%，而负增长的概率大约只有27%。
其二，增长陷阱的概率同样显示了随收入水平提高而逐渐降低，然后再上升的过程。中等收入陷阱比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都要小。也就说，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超过美国的概率更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超过美国的概率更高一些。
其三，中等收入国家掉入陷阱的概率在不同收入组中虽然是比较低的，但是仍然高达40%以上。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有40%以上的可能性低于美国，或者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可能有40%以上的时间段内，不仅不会缩小与美国的相对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其差距。如此之大的概率，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陷阱。
其四，超过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4%以后，落入增长陷阱的概率显著降低，人均GDP的期望增长率也比美国高，但是高得十分有限。平均起来看，一个国家从美国收入的4%增长到8%，需要长达320年的时间，如果从8%增长到16%，然后再从16%增长到32%，需要再花两个115年的时间。如此之长的追赶时间，也许是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
其五，尽量避免增长陷阱，是确保快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甚至赶上美国收入水平的最有效手段。比如4%~8%收入组中，由于存在48%的增长陷阱，即有48%左右的时间可能处于低于美国增长速度的状况，从而导致其长期平均的增长率只能比美国高0.22个百分点。如果该国有效地杜绝了增长陷阱，确保任何一个经济周期内的平均增长速度均比美国高，则其平均增长率将比美国高出2.8个百分点。这样，其从4%的收入段上升到8%的时间将从321年迅速减少至25年。这种状况在其它收入组内同样出现。8%~16%收入组和16%~32%收入组的升级时间均将缩减至28年。可见，有效维持经济稳定发展，避免出现大的动荡，是保持收入迅速升级的最有效方法。
小结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增长陷阱。根据中等收入界定的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一说。绝对标准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某个中等收入范围之内的国家出现增长停滞或者负增长的情况。相对标准是处于某个中等收入范围之内的国家出现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代表的情况。这样的增长陷阱也可以用来衡量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如果把出现陷阱的概率当作陷阱大小的衡量标准，则在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之中，中等收入陷阱是最小的。尽管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概率也非常大。如果按相对收入来衡量，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低于美国的概率最低也在40%以上。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的避免陷阱，则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收入升级将长达几百年时间。如果能有效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则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