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莫干山会议后，双轨制刚提出时，高粱和张少杰去给自己的导师吴敬琏汇报，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这个建议被中央接受了。吴敬琏老师当时就训斥了，说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放调结合，什么双轨制？非驴非马。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讽刺双轨制，说这就是同一条路上实行两套交通规则，一套规定沿着右边开车，但另一套是按英国的交通规则，沿左边开，其结果必然是撞车毁人。可见当时人们的认识分歧是很大的。
对过去35年怎么理解怎么看
中国过去30多年持续经济高增长，已是不容争议的历史事实。马云成功了，人们可从各方面解读，就连当时被批评过的不守信用改协议，都被认为情有可原，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但以后哪天他若失败了，找出他有多少前科，“他失败是必然的”也很容易。中国人是结果决定论，世界上也多少是这样。对于过去35年，除极个别人外，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取得的成就。但对成功的原因，的确有不同的解读。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的解读是“双轨渐进过渡战略”，我是赞成的。
“双轨战略”和我也多少有点关系，起因是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但莫干山会议讲的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也就是说价格双轨制的起因、范围很小，而不是后来说的那样广。而且莫干山会议也没有正式讲双轨制，而是讲放调结合，当时总理的批示也是放调结合，并没提双轨制，只是后来双轨制变成了一个通俗的说法。在此之后，双轨过渡的思路就逐步明晰。记得到1985年秋的时候我们写过一个报告，题目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这个报告后来分两次刊登在1986年出版的《经济研究》第2、3期上。这个报告当中除了讲国资国企改革，还分析了中国改革转型的道路。其中写到：“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这里也有一个背景，1985年1月，郭树清等人给总理送了一个报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说要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改革要按照这个规范的总体规划来搞。当时讲双轨制，意思是西方的东西不是能简单搬过来的，它在咱们的土壤上嫁接会有困难。哪些东西能用，哪些东西不能用我们不太清楚。用当时的话就是说放开价格，也不能形成市场，市场组织和市场主体全都没有。就像从地下挖出一个棺材，一下子打开，里面的东西立即风化变成水了。这是当时一个朴素的认识。当然，这和小平同志大的设想“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较为一致，也是它为什么可以被接受的历史原因。
我觉得中国这35年确实是双轨战略。我们国家的开放，是平衡开放和主权之间的关系。开放的步骤是逐步从特区和沿海开发区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经常说，要去广东看看，从这也就能体现出思路、思想，一直是这样一种有控制的、逐步的放开。在开发区和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也有有所保留的观点，不赞成上海和江浙对外开放，说其他地方可以放开，这些地方绝对不能放开，说这些地方历史上就有资本主义的基因，要对外开放，一定会乱。当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上层也是不一样的。对外开放是这样，市场化改革本身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2分钱的火柴都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逐步过渡到绝大多数商品的自由化。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包括汇率，以及一方面放开国企，一方面放开民企，和最初的双轨制思路一样，都是内部调整加外部放开。通过外部推动内部，最后让两个体系靠拢。当时我去给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就说的是这套：把外面这块放开，这块比较小，放开不用担心，没事。外部给了信号，我们内部有了动力，内部再改革调整，这样内外配合，改革就可以平稳推进。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就学会了市场经济怎么搞，培育了市场主体，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
记得莫干山会议后，双轨制刚提出时，高粱和张少杰去给导师吴敬琏汇报，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这个建议被中央接受了。吴敬琏老师当时就训斥了，说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放调结合，什么双轨制？非驴非马。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讽刺双轨制，说这就是同一条路上实行两套交通规则，一套规定沿着右边开车，但另一套是按英国的交通规则，沿左边开，其结果必然是撞车毁人。可见当时人们的认识分歧是很大的。
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经济本身的双轨制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包括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怎样是互相匹配的，以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文明的演变。我们已经走了35年，但这里的机理其实还没有说透。肯定不能简单地重复走下去。因为今天的条件跟1980年代邓小平当政时的条件，乃至和新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条件相比，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是否有可能和怎么实现
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且有潜力的。这个潜力不仅是对中国而言，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非洲明年经济增长5%，这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但是没有人预测美国、欧洲有5%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就是有潜力。这几年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高了全世界的增长水平，这是客观事实。从这个角度说，后发优势起主导作用，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我也同意有“后发劣势”。后发就是落后，落后的人干什么事都有劣势。但如果否认后发优势主导的一面，那世界只能向两极化发展，这肯定不符合今天的现实。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中国既有潜力也有它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后发优势是离前沿越远的时候越大，越近的时候越小。我们现在的优势比以前就小了很多，自己都能感受到。过去西方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让一点”东西，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讲的，搭便车就搭吧。但是这几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不一样了。最近IMF指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人均其实还不行，但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体量很惊人。别的经济体靠近前沿的距离小了，发达国家感觉威胁不大，中国才靠近一点点感觉就很大，中国的后发优势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小。
单从后发优势证明中国的潜力能够变成现实还不够。一般说到的那些改革当然都需要做。但是光靠市场化和私有化就想要有6%、7%的增长速度恐怕不行。市场化高的如美国也只有2%、3%的增长。因此仅靠这些一般化的建议解决中速以上的增长不行。我认为中国在这个阶段要有中速以上的增长，核心还是城市化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个话已经有点陈词滥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结构问题。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变，是一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从低产出的行业进入高产出的行业，生产率增长都是5倍、10倍以上的。农村即便现在一亩地收1000斤粮食，中国人均2亩地，一个农民能产出多少？减去成本，产出几千块钱了不起了。农民转入城市经济，即使是服务业，人均GDP的创造也一下提高10倍。所谓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后发优势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等到转变结束以后，高增长阶段基本上也开始画上句号。完全靠科技进步？美国的科技水平也是十年八年才有一次革命。但是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经济转变，亿万人口的转行带来人均生产率的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对增长的影响实在巨大。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麻烦是，我们过往使用劳动力透支比较大。农民进城速度并不慢，他们为了挣钱回家，一般干12-15小时。现在时间短了一些，但10-12小时还是普遍情况。廉价劳动力透支很大，这也给下一步增长造成了麻烦。后面的人要还账，这是看不出GDP和业绩增长的。农民工大多是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基本不享受公共产品的服务，这是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国家没有办法一下子给几亿人办教育。几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已经在迁移状态的占中国人口1/3，将来是1/2。这个转变涉及几项基本制度的改革。户籍、土地制度以及关联的财政税收制度，这三个基本制度不改，那肯定不行。但难在怎么改，大家的方案又可能是相反的。
现在的国资国企确实问题很大，但如果它们今天都变成私企，估计贫富对立和腐败的问题将更加严重。而分配和反腐败问题，不面对也不行。实际上，分配问题和反腐败是连在一起的，分配问题不解决，反腐败也很难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