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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韧性”在哪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好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那么,中国经济的“韧性”在哪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好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究竟何为一个经济体的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如何发挥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

“韧性”可能是解释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时间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或许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视为有“韧性”的经济。

在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上,悲观者很多。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一面,特别是过去五六年来出现的增长降速现象。

伴随经济降速,还有债务问题、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过多及某些地方出现的“鬼城”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存在,但不可否认,这些问题也都不是第一次存在。

回顾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过去20年,也多次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只是有些问题出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仅中国如此,如果回顾一下东亚发展经历,特别是在其早期30年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中,这些问题也屡见不鲜。

比如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甚至是日本的早期超常增长阶段,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增长现象。

观察中国和东亚经济的发展现象时,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可以持续发展这么久的时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过了35年,实现了9.7%的年均增长率。

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阶段成功跨越到了高收入阶段,也走了40年。为什么其他的经济体,即使从最低的收入阶段算起,多数也只经历了10年甚至更短的经济增长,然后基本就停滞不前了。

为什么我们能保持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特别是中国台湾和韩国,能完成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如果这样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猜测,或许这些成功的经济体里面有一些能越过这些问题而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存在。

经济发展,特别是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反反复复的经济起降,会经历外部冲击和震荡,所以一个经济体要成功地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一定是要能成功地应对和处理这些挑战,化解这些风险,并不断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结构性问题。

能做到这一切的经济体数量不多,东亚经济和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经历都应算是成功的案例。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许应该把中国和东亚经济体视为有“韧性”的经济——而且我认为,“韧性”这个概念很可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成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在讨论有些经济体为什么会有韧性之前,首先我要简单描述一下,一个有韧性的经济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这其实就是东亚经济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经验。

回到前面我提到的那些经济超常增长的问题。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总是反复出现。

当大多数经济的增长受制于这些问题而不能增长的时候,东亚和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显示,它们的增长战略和政策往往会作出很大的调整并且会推进制度改革,目的未必是直接去化解这些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改革来诱导出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

一旦这些经济活动得到鼓励,新的增长现象就会发生,从而使得原来的债务可以变成资产,原来的产能过剩部分得到利用。

假如没能够鼓励出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产出增长还主要依赖那些背负债务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话,我想这个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这么长时间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看到一些经济体相对其他的经济体,比如拉美和南亚,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就一定是因为它们总能灵活地实现政策和体制的调整,总能鼓励和支持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出现。这就是经济的韧性。

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就是,政策和体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作出适应性改变,从而激励出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并冲销之前增长所留下的代价

对于有了韧性的经济体,你会发现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讲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destruction)动态升级过程:用更新、更有效率的新经济活动去冲销那些旧的和失去效率的生产和投资活动,这是让经济发展不至于“断流”的重要策略。

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但是我个人觉得,东亚经济体做到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总体上也是做到了的。

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在每次遇到波折的时候,在每次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尽管也要对债务进行重组,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对产能过剩作一些压缩。

但政策改变的重点如果不是放在大力鼓励和创造更新、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成长,去取代或者冲销那些没有效率的或浪费的经济活动的话,这个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到今天的。

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就是政策和体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作出适应性的改变,去激励一轮又一轮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在价值上来冲销上一轮增长扩张可能留下的代价。

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总能在恰当的时候成功地推进制度改革。

2008年前后,由于经济超常增长,出现了很多过度投资的领域,说它们是浪费,说一些产能是过剩的,这都没有错,是对的,这些是上一轮增长扩张的结果。

它们的确会变成经济发展的累赘,政府也要对它进行处理。但如果指望处理好这些累赘之后才能实现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希望。

所以,既然是产能过剩,既然是浪费,我想我们最好要把它毁坏掉。但这个毁坏,是要在价值上用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来冲销。如果是这样,我想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延续下去。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如果可以延续到后面20年,保留住这个经济的韧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这个韧性,新兴的经济活动在每一次中国经济遇到挑战的时候大概都可以通过政策和体制的适应性改革来激发出来。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发展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一个用创造去毁坏的动态过程。

超越市场和政府对立的“两分法”思想,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而不是对立割裂,经济的韧性才能继续保持下去,经济发展也才不会出现“断流”

那么,一个经济如何才能做到有这样的韧性?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经济要变得有韧性,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良性的互动。

这一点往往在我们讨论成功的经济发展案例时被忽视掉。相反,在经济学家讨论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一样,往往把政府和市场看成是完全对立的,而不认为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

超越把政府和市场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把政府和市场看成是一个可以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找到东亚经济在发展的前40年和中国经济过去30年里值得总结的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我认为这也应该是我们看待中国未来转型和发展的基本概念框架。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耶鲁大学的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教授于199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AnotherLookattheEastAsianMiracle”(对东亚奇迹的再审视)。

在这篇论文里,他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在东亚的经济发展里面到底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重要,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

他说,如果东亚发展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个秘诀就是决策者在用持续不断的政策改革和一个有弹性的体制,来应对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要求。

他接着说,“由于这个有弹性的体制,东亚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能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防止了断流。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战,而对于每个10年,政府的政策都能去顺应而非阻碍私人部门所要求的变化。”

这显然是一个超越了市场和政府对立的“两分法”的思想了。这样的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东亚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的发展,必须不断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冲击,必须不断面对内部的增长战略的转换。

如果没有政策上面的巨大调整的弹性,没有体制的适应性改革去满足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需求,一段时期的超常增长或投资扩张遗留下来的那些累赘就会越积越多,拖垮经济的发展,让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和活力。

过去30多年,中国总体上保持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相对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中国这个经济体到目前为止的韧性。这种互动性的关系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对之作很好的研究。

比如中国的财政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力求向地方分权,高度的财政分权形成高度的地方化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市场化的趋势得以形成。我觉得这是互动关系非常重要的体现。

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得很弱,产业政策基本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这是中国有竞争力产业的发展往往以产业集聚的方式在地方形成与扩张的原因。

中国的产业发展不是以中央部委主导的产业集中的方式推进,这一点使市场的导向和力量得以在产业发展中保留下来。

还要提及的一个互动的方面是,地方政府始终保留了公共性的资本支出责任,没有这样的责任,中国的基础设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改进。基础设施的改进实际上为私人的投资行为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稳定了私人投资的回报。

当然,也不可忘记,地方政府始终希望帮助地方企业去连接全球生产链也是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重要表现,像浙江、广东就做得非常出色,它们把地方企业成功地连接到了全球生产链中去了,这也是今天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都比较支持局部制度的创新,从当年的乡镇企业、财政包干,到上世纪90年代的私营企业的崛起,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再到现在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都是靠地方的局部改革试验来形成主流和共识的。这样就可以不断克服经济面临的新约束。中国经济走到一定阶段,就要面临新的约束。

没有任何一次的改革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克服各种各样的约束。这需要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不是对立割裂才有可能。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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