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胡永泰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人民币和上海如何帮助我们实现中国梦。
两个术语：国际交易货币和国际金融中心
很多人认为只要中国打开资本账户，允许人们自由持有并使用人民币，这样就实现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货币国际化的概念仅仅是如此，那么英镑、瑞典克朗、日元、瑞士法郎等等都算是国际货币了。
但是，当我们谈论人民币的国际化，所指的是一个比国际货币更特殊的定义——国际交易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 IVC）。我们如何判断人民币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呢？那就得看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中是否使用人民币，其他国家的央行是否通过人民币储备来干预该国货币的汇率。在这个界定下，当今世界大概只有两大国际交易货币，美元和欧元。日元只能在小范围内算。
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术语的含义。
如果一个国家允许外国银行在本国随意开设支行，那么这个国家的城市就自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像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还有丹麦的哥本哈根，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些城市算作国际金融中心。
但我们所讲的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外国人来上海交易，交易货币可以不是人民币，甚至交易方都不包括中国人。比如，18世纪时，拉丁美洲的所有铁路建设资金都是在伦敦市场向其他欧洲国家融得的。
这就是所谓的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只有纽约和伦敦这两个城市是一流国际金融中心。它们与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非常大，比如伦敦和新加坡的差距就很大。怎么衡量呢？我们在2007年的研究中用了金融活动集中度（Financial Activities Concentration）这个指标，如果美国的指标数是100，伦敦就是96，,第三位是东京，东京的指标数值是33，这样你就能看出来差距有多大了。
东京的指标数33是伦敦指标数的三分之一，而2007年香港的指标数是13.2（排名第六位），之后香港的数值开始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为什么这些中国企业不在上海上市，因为上海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一旦中国企业开始抛弃香港市场转而在上海上市，目前香港的地位就难保了。
讲完了两个术语，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本次演讲的重点。
一是，通过借鉴伦敦和纽约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哪些政策建议？
二是，成为一流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哪些金融和宏观条件？
三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扮演怎样的角色？
伦敦和纽约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需要关注的两个时间点分别是1914年和2014年。
在1914年，英镑是在世界占领导地位的国际交易货币，而美元在当时只是国际货币，还算不上国际交易货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重要，实际上在1914年美国GDP是英国GDP的2.1倍，注意我想让大家记住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2.1。当美国经济实力是英国的2.1倍时，美元仍然比不过英镑。
再过10年，也就是1924年，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的国际交易货币。在这十年间，英镑被挤到第二名的位置。但此时，纽约还不是国际金融中心，1924年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依然是伦敦。这时，美国经济是英国经济的3.2倍。所以我们知道的是，2.1倍还不够，3.2倍才足够大到让美元超越英镑。这就是我想让大家记住的两个数字，2.1和3.2。
我们知道美国经济还在继续增长，今天美国经济是英国经济的6.5倍。英镑已经不是国际交易货币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伦敦仍然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伦敦和纽约的“故事”给中国的启示
所以从1914-2014这一百年的历史中，我们能得出哪些结论？这些结论是中国可以借鉴的，首先，想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必须是国际交易货币。想让外国人来参与到我们的金融市场，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充足的理由让他们最后能持有人民币。
其次，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就为上海的一流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条件。但是国际金融中心成立以后，就没必要让你的货币继续保持国际交易货币。我们看到，伦敦是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但英镑已经不是国际交易货币了。
这里有个概念也很重要，规模经济效益，越多人使用你的货币，那么使用你的货币的平均总成本就越低。此外，你的金融市场越安全，就有越多人来这里交易，该金融市场的平均交易总成本就越低。因此，一旦伦敦成为一流国际金融中心，它的平均总成本就低于世界其他多数地区（除了纽约）。那么当英镑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后发生了什么？伦敦市场的平均总成本仍然很低，所以伦敦保持了其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所以我想让大家记住的关键词是“规模经济效益”，在理解了这个词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分析。
成为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
你会有疑问，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文献中是这么说：
首先，市场必须是开放的。资金来去自由，也就是资本账户开放。
其次，市场必须是成熟的。有丰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
最后，也是最基本的，市场必须是安全的。安全的意义是价格稳定、依法管理、可靠监管。安全性非常重要，最大的安全问题是要防止政府随心所欲地操纵市场获利。
斯德哥尔摩符合以上全部三个条件，同样的还有日内瓦，但它们都不能算作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原因就是你决定使用何种货币和你决定学习何种语言是一样的。你应该学习哪种语言？当然是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就像你该使用多数人用的那种货币。
因此国家的规模是绝对重要的，而且国家经济必须融入世界经济，这样你才有资格成为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下面我想引用近期两篇研究的观点，这两篇研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拥有一流国际金融中心。
Barry Eichengreen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他说因为中国不安全，中国没有能限制政府肆意占有私人利益的法律。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安全对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如果政府想占有他的财产，他有能力抵抗政府。在Barry看来，只有民主社会才满足这个条件。
但是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错的，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民主，而是法治。在一个法则社会，政府无权随意侵占私人财产。
我想谈的第二个观点来Huw McKay。Huw McKay指出在历史上日本曾经有机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本尝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日本人口下降导致日本经济在变小。因此日本已经错失了机会。所以如果你看看现在的中国，同样面临人口下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会不会错失机会呢？这就是Huw的假说，在他看来，日本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因为这样的市场影响力，日本可以要求其他国家使用日元，但日本却没有这么做。问题是中国会这样做吗？
最佳的例子是，1985年日本购买了澳大利亚75%的矿产品。因为这样庞大的交易量，日本人原本可以要求澳大利亚人用日元结算。但在今天的澳大利亚矿产品的交易结构中，日本进口量只占到10%，中国进口量则高达85%。因此中国可以跟澳大利亚说，为什么不用人民币标价呢？所以他的观点就是，日本曾经有这个机会，但却放弃了。
但是我的理解和他不同，我认为日本从来没有这个机会。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日本经济从来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日本-美国GDP最高比率是0.41或0.67，日本从未超过美国，一直低于2.1。我们记得在1914年，2.1倍还不足以让美元挑战英镑的国际交易货币地位。因此，日本经济一直未达到应有的规模。
既然谈到规模的重要性，现在我来测算一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即中国GDP与美国GDP的比值。这个公式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个是生活水平比值，另一个是人口比值。我们知道今天中美两国的人口比值是4.3，中美的生活水平比值是0.2。因此在这个标准下，中国的经济实力是美国的0.86，仍然大于日本-美国GDP最高比率。但是0.86还不够2.1。
未来会怎样呢？用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对预测人口规模更有信心。我们预计到2050年，中美人口比值会从4.3降至3.2。生活水平比值怎么预测呢？在这里我分了两种情景。一是我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情景，在这个情景下，中国的生活水平被困在美国水平的30%。另一个情景是，中国追赶上了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这时中美生活水平比值是0.8。
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两种情景下，我是如何得到0.3和0.8这两个数字的？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推理的基础。
下图是欧洲相对美国的情况，列示了欧洲五大经济体相对美国的人均GDP比率。可以看到在1960年，这五个欧洲国家该比率的差距非常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差距逐渐缩窄，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在趋同。重要的一点是， 1960年欧洲五国的平均比值是70%，今天依然是70%。
有人要问为什么是70%，不是100%呢？因为这个比率计算的是人均GDP，欧洲人的工作时间比美国人少，欧洲人有一个月的假期，美国人只有五天的假期。另外，欧洲有更多的退休人口，因此欧洲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美国的低。因此欧洲的人均GDP比值只能是70%。
下图列示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五国，它们相对美国的人均GDP比率变化情况。1960年拉丁美洲五国的平均比率是30%，今天还是30%，因此我们就有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这不是说它们的收入没有增加，只是相对美国的差距没有缩小。
下面看看亚洲的情况如何。亚洲比率最高的是日本，第二是韩国，第三是台湾省，第四是马来西亚，第五是泰国。我们可以看到在1960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是超过泰国和台湾省的，这时是在11%。到了1994年，马来西亚已经达到30%了，今天马来西亚还蹲在30%，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泰国1994年到27%，今天也是27%。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摇摇欲坠。在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相互斗争，军队在4年间第二次接管权力。再看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在选举中失势。接下来是看起来像追赶情景的例子，台湾大概在65%，韩国大概60%，日本是75%和西欧基本一致。
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角色
现在很快到了我本次演讲的最后一部分。这是两个情景分析。一个是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经济实力最大是美国水平的0.96。但是如果中国能够赶上，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2.56倍。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人民币成为国际交易货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些都不用想了。但是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中国经济是美国的2.56倍，像我之前说过2.1倍太小，3.2倍就足够了，所以2.6怎么样呢？这意味着光凭市场本身，上海是无法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如果市场之力不够强大，政府必须推进，促成这个梦想的实现。那么，政府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呢？政府可以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中的使用。在中国向世界提供贷款时，作为贷款人可以规定贷款的计价货币。只有借款人无法选择计价货币。但是当你贷款给别人时，你当然可以要求用自己的货币计价。
那么很多人会说放开资本账户可能带来金融灾难，我们该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有风险，看看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韩国打开资本账户后，就有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谨慎推进。换句话说，我们要放慢速度，确保不会有灾难发生。
我有两个观点，你想要避免火灾发生，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救火的能力。从根本上说，你不仅要防范危机，而且要有金融“救火”的能力。金融“救火”的能力，是指多数情况下能理解市场运行的逻辑并果断决策。就像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政府关闭了资本账户，人们担心再也不会有资金进入马来西亚了。但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因为资本账户的关闭而获救，等经济稳定后，政府又放开了资本账户。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资金回流了。
根本来说，如果你有能力自救，那么人们就会对你的货币有信心。就像香港，当1998年港币受到冲击时，香港政府怎么做的？港府购买了香港股市的三分之一市值，当香港股市和港币汇率稳定后，港府卖出这些股票。在当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并没有让人们恐慌离场，关键是人们对政府防止危机发生的能力的信心。
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或是孟买
另一方面，这种渐进式的推进，并不是最佳策略。中国如果不能在2030年之前让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就失去了成为国际交易货币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看不起印度，但是印度在改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就是印度的邓小平，印度现在的阶段基本上相当于中国的南巡。如果印度能以过去其他国家一样的速度追赶上来，印度和中国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人口在下降，而印度人口在上升。即便现在印度的生活水平（人均GDP）低于中国，印度在2050年会追上中国。你只需要假设印度能做到台湾和韩国曾经做到的。如果是这样，中国还采取渐进式策略，那么在2050年我们就要被印度超越。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靠规模与印度竞争，而是必须靠速度与之竞争。我们要保持先发优势，拉大规模经济的鸿沟。
我们扪心自问，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平均总成本下降，什么时候达到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就是最后只留下一家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两个国际交易货币和两个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多样化，将你的资金分散在纽约和伦敦两个市场。另一个原因是时间，伦敦市场关闭，纽约市场开启。如果纽约或伦敦市场在晚上开放，晚上的经营成本会比白天的更高。纽约和伦敦之间，现在是空的，还留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空间，不是上海就是孟买。谁先到达这个位置，就赢了。世界上不会有第四个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平均总成本原则不允许。
所以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中国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安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国必须赶在印度之前，做到达到这个目标。
演讲人：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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