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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等18位经济学家的联名公开信

2015年最大的问题无关乎经济,我们知道如何逃避当前的困境。愚蠢的政治行为是罪魁祸首。

过去的一周,欧洲麻烦不断。先是希腊左翼新政府威胁对债务减记,并停止强加给希腊身上的紧缩政策;之后,西班牙又发生了10多万人的大游行,他们的政治诉求,同样是减免债务和停止政治紧缩政策。尽管以德国等国为首的欧盟多国政府领导人,对希腊新政府不满,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停止紧缩政策表示支持,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日前,斯蒂格利茨还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皮萨里德斯等18名经济学家,联名给英国《金融时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反对经济紧缩政策,并提出包括债务削减在内的重组希腊债务方案。斯蒂格利茨还称,目前全球仍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中,“不过一切都无关乎经济,政治干预与错误的政策才是罪魁祸首。”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18位经济学家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阁下,《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们最近指出,债务减免是希腊经济恢复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吉里连·戴特,1月17日; Wolfgang Münchau,《金融时报》专栏作者,1月5日;彼得·施皮格尔,1月7日)。只有减免债务,希腊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充分利用民众的各项技能,助力发展一个统一民主的欧洲。

在债务决议这项棘手的问题上,作者们认为值得庆幸的是站在了道德的立场,采取了务实的态度。道德立场是拒绝在不管社会和政治后果的情况下,教条式地坚持全额偿还贷款,这一教条已经将欧洲分裂。务实的态度是指,意识到债务减免将给予希腊政府喘息的空间,从而有动力追求国内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打击具有挑战性的腐败和逃税问题,提高生产率,而不是仅依靠紧缩政策本身。我们将在这种实用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建议财务重组的三种形式,每一种都有实践先例。

首先,进一步有条件地延长债务宽限期,比如未来5年希腊不用偿还任何债务,或者只有当希腊的经济增速达到3%或以上,或2008年以来希腊损失的GDP的50%得以恢复,才需要偿还债务。这种形式的先例,包括英国向美国贷款时采用的修正条款(贷款协定中的一项条款,它授权借款人在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时,在一定时限内推迟还本付息),该条款在二战之后由凯恩斯谈判拿下。根据条款,英国在经济达到约定条件前,不必还款。

其次,对一些债务进行削减,特别是双边官方债务,进一步增加可利用的财政空间。

第三,大笔资金用于有效投资项目,特别是出口方面。容克计划可以为此类投资提供一个不错的框架,即由欧洲投资银行、欧盟结构基金和德国复兴银行提供资助。此外,增加总需求,通过减税来刺激生产和投资,也将推动未来经济的增长。

债务减免不是促进经济良性动态发展的充分条件,希腊自身也必须实施改革。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紧缩政策和改革,谴责紧缩政策并不是反对改革。宏观经济的稳定,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或增加征税效率来实现。削减公共支出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此举会减少收入基础,反而增加债务比例。

我们认为,希腊获得一个全新的开始,整个欧洲都将从中获益。毕竟就像戴特女士提醒我们的一样,1950年代,德国经济也是在经过大幅债务减免后才得以增长,德国的改革也是在那时候得以实施。

除了发表公开信,斯蒂格利茨还在Project-syndicate上发表专栏文章,称目前全球仍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中,不过一切都无关乎经济,政治干预与错误的政策才是罪魁祸首。斯蒂格利茨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的专栏文章原文如下:

2014年,世界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尚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尽管欧盟和美国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但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仍然饱受着深远而冗长的低迷期。假如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已不会是这般田地,欧洲经济的衰退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

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会好一点,但形势仍然严峻。其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无外乎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出口之上。即使出口市场已经十分不景气,他们仍在金融危机之后持续扩大出口。不过,由于大环境所致,2014年这些国家的出口也在急速减少。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口号:“经济才是重点,笨蛋。”然而和今天相比,当时的经济似乎并不那么糟糕,要知道现在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比当时低得多。但是我们可以从克林顿的口号中获取灵感,也用两个简单的口号来反映目前全球经济萎靡的原因:“政治才是重点,笨蛋”和“需求、需求、需求”。

事实上,2014年全球经济停滞源自人为因素,是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在政治和政策上干预的结果,这些政治干预和政策实施阻塞了需求。道理很简单,没有需求,投资和就业都无法施行。

这一点在欧盟体现得最为明显,欧盟实施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政府开支,消费支出减少。欧盟这一结构调整,部分原因是想应对并缓冲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由于缺少银行联盟,出现欧洲资金逃离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国家、金融系统削弱、贷款和投资受限等一系列问题不足为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重振日本经济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可是三箭皆脱靶心,射向了错误的方向。2014年4月份日本上调消费税后,GDP迅速下跌,这一现象进一步支持了凯恩斯经济学。

美国采取了小剂量的紧缩政策,取得了最好的经济效果。但即使在美国,公共部门雇员也比危机前锐减了65万人。正常情况下,预期还会减少200万人。因此,美国也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问题。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范围的经济减速,自然也包括中国经济放缓。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从购买力平价来看),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功也伴随着自身的问题,应该尽早解决。

中国经济有必要从“以数量取胜”转向“以质量取胜”。尽管习近平主席打击腐败可能造成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但是没有理由任由腐败猖獗。相反,其他破坏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如广泛的环境污染,高水平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私营企业欺诈等问题,应该像打击腐败一样被有力地解决。

总之,世界不该期待中国支撑起2015年的全球总需求。如果这样的话,将会有一个更大的洞需要被填充。

此外,我们希望西方能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此举已经给疲弱的欧洲带来负面影响。(这不是主张反对制裁:世界各国应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所回应,西方那些试图保护自己资产的CEO们已经证明,他们缺乏原则让人多么不安。)

过去六年间,西方认为货币政策可以转危为安。金融危机引发巨额的预算赤字和不断上涨的债务,因此有必要去杠杆化,基于这样的考虑,财政政策必须被仍在一旁。

问题是如果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的话,低利率不会激励企业投资。同样,低利率也不会激发个人借钱消费,因为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货币政策可以做的是创造资产价格泡沫,甚至有可能支撑欧洲各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从而阻止主权债务危机。但是很显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让全球恢复繁荣,可能性是零。

让我们回到政治和政策上来。当前世界最需要的是需求,没有需求,私营企业尽管有货币当局的慷慨支持,也无法供应产品。但是财政政策可以。我们在公共投资方面有充足的选择,这些投资将带来高回报,远高于资本的实际成本,而且这些公共投资将加强投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

2015年最大的问题无关乎经济,我们知道如何逃避当前的困境。愚蠢的政治行为是罪魁祸首。

(责任编辑邮箱:zhouhz@ef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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