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阿罗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72年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与约翰·希克斯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罗在微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等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利用是否危及了我们后代的经济发展？对此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表示了担忧。我们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大幅增加部分源于世界人口的增加，但更主要的是人均产量和消费量的增加。在整个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4倍，达到了60亿，而工业产出增加了整整40倍。工业化国家当前人均消费量远高于100年前。当然可能有人会认为，据此来推断对资源的需求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在过去100年里，能源利用率提高了16倍，年捕鱼量增加了35倍，碳和硫氧化物排放增加了10倍。化肥、化石燃料和豆科植物对地球环境系统氮平衡的影响绝对不低于所有自然资源之和（McNeill，2000）。如果我们来看具体的资源和服务，比如淡水、大气中的碳含量以及各种生态系统，有证据表明，持续增长的开发比率是不可持续的（Vitousek，Ehrlich，Ehrlich和Matson，1986，1997；Postel，Daily和Ehrlich，1996）。
另一方面，也有人可能会说，正是由于前辈对资本品、研究和教育的投资，才使我们当前一代有能力实现较高的消费；而当前一代所进行的投资，尽管可能给自然资源带来压力，但也是保障未来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事实上，在市场上交易的自然资源的价格变动的历史趋势和当前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指标都表明，资源稀缺尚没有真正起到作用（Barnett和Morse，1963；Johnson，2000）。这种乐观观点强调资本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弥补自然资源下降的潜力。
通过与一些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讨论，本文旨在协调各类冲突的观点，并希望通过生态学和经济学这种双重视角来发现从单一视角无法发现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我们的消费是不是过多？经济学分析认为应该用消费的当前和未来效用现值的最大化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称之为跨期社会福利（intertemporal social welfare）。当前消费是过多还是不足，取决于它与这一效用最大化水平的比较。持不同看法的分析家运用了可持续标准，该标准强调经济体系维持生活水平的能力。在本文中，我们会利用这两种标准来评估消费是否过量，并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事实是否如此。
消费评估的可选择的标准
在此处提出的框架中，跨期社会福利的基本要素是消费（广义）和效用。因此，在t时间的跨期社会福利Vt可以用从现在到无穷远期的消费效用流的现值来表示，使用恒定的贴现率δ（>0）①。在着重考虑每个时点的总消费时，我们的理论框架提出跨期权益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关注的权益问题是跨时期的。（①设s和t分别表示不同的时间（s≥t）。设C［s］表示s时间的社会总消费量，U［C(s)］表示s时间的效用流。假定边际效用为正。设Vt表示t时间的跨期社会福利，将t时间之后的效用流U［C(s)］进行贴现，使用恒定的贴现率δ(>0)。
在此把U称为“效用”，并不必然代表我们支持古典功利主义。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为消费具有社会价值，即我们所称的效用U(C)；而Vt是从时间t开始到无穷远期效用流的道德排序的数值表示式。Koopmans（1972）已经确定了有关排序的条件，并用Vt表示。
Vt的决定因素之一是“生产基础”（productive base），它由t时间的社会资本资产及制度构成。资本资产包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生产基础还包括知识基础和社会制度。虽然制度常常被视为资本资产，但在此我们将制度视为指引资源配置（包括资本资产）的体系。制度包括法律架构、正规与非正规市场、各种政府机构、人际网络以及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和规范。接下来，我们通常使用“技术”一词，来表示其他因素（包括知识基础和制度）以及影响知识使用效率的因素。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用以判断当前消费是否过多的两个标准。
现值最大化标准
我们可以把跨期社会福利Vt，看成初始条件（t时间的资本资产及技术水平）和t时间之后如何分配投资与消费选择的函数。根据现值最大化标准，如果当前的实际消费大于这项最优消费路径所规定的当前消费水平，那么消费就属过度。换言之，如果降低消费及增加资本资产的投资（或减资的减少）所提高的未来效用，超过当前效用的损失（即使在贴现之后），那么消费就是过度的。
除其他因素之外，最优路径还取决于贴现率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δ值较高则意味着置于未来效用上的权重越少。长期以来，δ取值何许才“恰当”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拉姆齐（Ramsey，1928）认为，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适当的δ值为0，这意味着未来人们的效用应该与当代人的效用具有相同的权重。然而，库普曼斯（Koopmans，1960）指出，将社会的时间偏好率设为零可能导致悖论。林德（Lind，1982）、波特尼等人（Portney和Weyant，1999）对各种关于恰当选择δ的争论进行了综述。
依照现值最大化标准得出的最优消费路径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那就是理论上，它可以反映出某个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在一个具备完全期货市场，且不存在外部性的充分竞争经济体中，个人根据社会贴现率δ贴现自己的未来效用，此时消费的时间路径将正好符合最优消费路径。相反，如果不存在大量期货及多种类型的风险承担市场，并且环境外部性盛行，消费通常不会是最优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来判断t时间进行的政策改革是否增加了跨期社会福利。
可持续性标准
用以评估消费时间特征的另一种尺度是可持续发展标准。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即众所周知的布伦特兰委员会（以其主席的名字命名）在报告中发布之后，术语“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开始普及。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的发展。对可持续性的若干解释也与此相容（Pezzey，1992；Solow，1992；Heal，1998；Asheim，2003）。这里，我们把可持续性理解为跨期社会福利V必须满足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因此，如果在t时间时，dVt/dt≥0，则认为满足了可持续发展标准。
可持续性标准有几个特点应该加以重视。首先，该标准主要考虑的是V的变化而不是V的水平。其次，即使某消费路径可能满足当前及未来所有时间的标准，它也未必能保证未来每一时点的效用U都会与当前一样高（Asheim，1994）。第三，该标准并不是要找出一条单一的消费路径：许多消费路径在理论上都能满足这一标准。第四，如果耗竭性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足够重要，那么可以想见，根本不存在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规划（Dasgupta和Heal，1979）。第五，现在满足了可持续性标准，并不保证在未来所有时间都能满足该标准：一条给定的消费路径可能从现在到下一时期是一个上涨的V，但对未来的某段时期进行评估时就是一个下降的V。第六，确定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并不能推测出所遵循的消费路径就是最大化V值的最佳选择。最后，满足可持续性标准的消费路径不需要具有跨期效率；因此，极有可能存在一种帕累托更优替代路径。
社会“生产基础”的概念与可持续性标准是否令人满意这一问题密切相连。正如前面所定义的，生产基础是指t时间的所有社会资本资产存量，包括了制造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同时它还取决于科技水平。此处，我们将技术水平视为常量；而接下来，我们将会考虑技术变革因素。
假设“真实投资”（genuine investment）指的是生产基础发生的变化。真实投资可通过社会资本资产各项投资与减资（disinvestment）的总和来表示，其中每项投资的价值是资产数量的变化与该资产影子价值或会计价格的乘积。显然，当且仅当时间t的真实投资非负时，t时间的跨期福利V(t)才不会减少。我们可以把真实投资当成社会“真实财富”（genuine wealth）的变化。设Kt表示t时间所有资本资产存量的向量。显然，V是Kt的函数。在特殊情况下，当V固定不变时（即，t本身并不直接影响V），我们可以得出Vt=V(Kt)。设Kit表示t时期资本货物i的存量。
这表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可表示为一种资本的增长率加上另一种资本的增长率与调整系数的乘积。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上述影子价格的定义，调整系数是指沿着等量曲线V（K1，K2），K1相对于K2的弹性。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用到这个表达式，届时我们将扩展dV/dt的表达式以解释技术变革的原因。
维持生产基础并不是说在任何给定时间内都必须维持特定资源的量。即使某些诸如矿产储备之类的资源按某消费路径取用殆尽，只要其他的资本资产积累足以抵消该资源的减少，则可持续性标准仍可以得到满足。
虽然可持续发展标准说起来很简单，但实施该标准将会面临严峻的实证挑战。衡量资本存量的数量变化极其困难。而诸如矿物质、化石燃料、鱼类或虫类等自然资源的衡量更加困难。在评估自然资源减少造成的社会损失，以及弥补这些损失所必需的替代投资时，理论上我们必须考虑自然资源对当前及未来效用的所有贡献。也就是说，直接贡献可能就是大自然风光；而间接可能是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如水净化、防洪、稳定气候、作物授粉、控制农业害虫，以及土壤肥力的生成和维护等（Daily，1997）；又或者同时属于两者（如湿地）。测量这些服务可是极不容易的事。
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确定需要多少某种类型的资本资产来补偿另一类型资本资产一单位的损失。生态学家担忧自然资源的替代品非常有限；他们害怕，由于经济学家对用其他资本资产代替某些自然资源的机会过于乐观，以致对自然资源储量的下降不够重视。生态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增进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方式，它们之间可替代的程度，以及被其他各类资本资产所替代的程度①。（①关于可替代性，参见Dasgupta和Heal（1979，第7章），Ehrlich和Ehrlich（1990），Daily（1997），Daily等人（2001），Levin（2001），Heal等人（2001），Heal（2003）。评估替代可能性时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替代的可能性会因地制宜。一个地方的某类自然资源，像某地的林地，与另一个地方的同类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不相同。Dasgupta（1993）论述了世界上最贫穷人口居住地区的不可替代性，当他们地区的资源基础退化了，他们没法获得替代品来弥补。关于总体及地方层面替代可能性的相对重要性，见Johnson（2001）和Dasgupta（2001b）。）
个人简介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1921-）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1921年8月23出生于美国纽约，早年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New York）主修数学，1940年毕业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继而赴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年满21岁的阿罗应征入伍当了空军，但在服兵役的4年中始终没有放弃学习；1946年阿罗退伍后重新投身于经济学的研究中，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讲师，1949-1950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师。
阿罗1950年提升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副教授，1951年出版《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在书中提出 “不可能性定理”，从而革新了福利经济学，成为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53年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统计学与作业研究教授及经济系主任，1968年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75年重返加州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同时仍担任哈佛大学特聘教授，直到1980年从大学退休，退休后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特约高级研究员；阿罗在大学任教期间曾于1956年担任经济计量协会会长，1962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来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63年担任管理科学研究会会长，1967-1974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阿罗从事的专业是经济学和运筹学，研究的经济理论是社会选择论、一般均衡论、资源配置的静态与动态理论、不稳定性经济学等，特别着重研究个人决策、信息和组织，1971年出版代表作《一般竞争分析》，提出“一般均衡论”的理论，他的关于“风险”和“不稳定”的新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对企业决策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和贡献
社会选择论
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阿罗提出的，而且阿罗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做出了创新性的解答。
阿罗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做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此他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相径庭。阿罗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东所支持的一种。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做法，就从三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某些股东的偏好而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东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就可以说公司偏好第一案。
投票悖论
后来阿罗发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率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率比A略高。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并不一定会具备传递性。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呢？也就是说，在不同方案间所做的选择具有传递性。经过长久深入的思考，阿罗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传递性，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
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
数学家纳什证明的一项理论，就与竞争性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阿罗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明什么样的条件界定下的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
就在阿罗着手撰写研究成果之际，阿罗得知德布鲁——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他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他们的论文公之于世之前，经济学家麦肯西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
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让大家对所谓“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认识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史卡夫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做适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这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问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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