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印象或者想象中，研究生论文答辩，应该是人生学术生涯或者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关口。即将答辩的研究生，许多人内心惶恐不安，答辩当头，更可能汗流浃背。偶尔传出一些学院某某研究生论文答辩未能通过的消息，就会被主管和传媒作为不讲情面严格把关的范例。
可是在欧美国家，情况却不是这样。论文答辩当然是人生学术生涯或者职业生涯的关口，但是原则上没有谁会在这种关口卡壳通不过。关口还是关口，但是已经变得和欧盟辰根公约国家之间的边界关卡一样，开车通过就是，关卡还是关卡，但是并不卡你，意义在于作为人生学术旅程的一个里程碑。关口变成了里程碑。
荷兰演出
1991年二月底，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惩罚萨达姆的“沙漠风暴”即将结束，我离开美国三藩市附近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经纽约飞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准备到梯伯格大学访问一个月，期间参加台尔曼教授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这位博士生是我的同胞党君。台尔曼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写信告诉我，答辩的时候，大家都要穿黑色的学士袍，他们也会替我准备一套。梯伯格（Tilburg）是荷兰南部的一个城市，荷兰教育部资助的唯一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设在梯伯格大学。中心成立已经两年，这是中心首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所以比较讲究。答辩委员会的五位委员当中，有两位来自外国：我是中国中山大学的教授，福斯特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教授。
按照规划，荷兰教育部全额支持这个中心五年，以后将逐渐断奶，慢慢减少。由于资金充裕，中心很快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交流的重镇。中心刚刚成立两年，怎么会有自己培养的博士生毕业呢？原来，两年多以前台尔曼访问中国的时候，接触过小党，了解他基础很好，研究工作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判断他能够“破格”在两年时间里完成学业，就安排他到梯伯格大学这个新成立的中心深造。小党“不负众望”，毕业前夕已经有两篇论文被权威的学术刊物接受发表。小党进入这个领域，多少与我先前在国内出版的一部专著有关，这大概是台尔曼教授老远地把我从中国经美国请到荷兰梯伯格大学来的重要原因。
答辩的前一天，突然说校长要会见外国答辩委员，中心主任就陪我们到校长会客室。寒暄以后，胖子校长说，参加答辩的研究生一定汗流浃背，你们准备提什么问题？说实在，我的问题早已向小党透过底，现在只是在校长会客室再说一次。简单地说，小党对经济均衡的一种算法有提高效率的改进，但是在改进的同时使得表述变得复杂了一些。我的问题是：在效率改进和表述复杂之间，怎样权衡取舍。其实我心目中已经有标准答案：复杂是人觉得复杂，计算机并不觉得复杂，所以效率之改进是实质的进步，而表述变得比原来复杂一些，却无伤大雅。
虽然问题向小党透过底，“标准答案”可没有透底，因为以小党之聪明，如果我连这样的答案也要预先告诉他，那也太小看人了。可是校长没有小党这么聪明，在我说了问题以后，他非常关切地问我，这个问题难不难，会不会让小党答不出来。我只好耐心向他解释一番，说明完全是银样蜡枪头性质的一个问题，得体，有高度，但是不会伤人。
我说校长没有小党聪明，自然是夸大的说法，准确地说，应该是就小党的领域和研究而言，校长比较外行。这完全没有贬低校长的意思。倒是会见结束出来的时候，福斯特教授急切地小声跟我说：“（校长）像个神甫！”校长大概是担心外国委员不知道他们的规矩，不经意之间，给国家唯一资助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首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带来尴尬。
次日下午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与答辩有关的人员，已经肃立或者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两点正的时候，持杖的司仪走出来，权杖往地上一拄，落地有声，答辩就正式开始。答辩委员会主席给小党20分钟，让他陈述自己的主要工作（照片一），答辩委员和听众认真倾听（照片一和照片二）。主席台上坐了六位而不是五位，其中最左面的一位，就是小党的博士论文导师台尔曼教授，他不是答辩委员。左边第二位，是答辩委员会主席，第三位是福斯特教授，我在第四位。小党后面，是男女两个同学，礼服肃立，不知道应该叫什么，现在权称“伴郎伴娘”吧。接下去的，是答辩的环节，五位委员依次发表评论和提出问题，我也按照在校长面前预先彩排过的那样，演出我的评论和提问（照片三）。整个答辩的正式语言，不是荷兰语，而是英语。
在小党回答第五位委员的问题的时候，司仪再次出场，权杖往地板上一拄，仍然落地有声，答辩环节就此中止（照片四）。原来，答辩的时间是预先规定的一个钟头，时间一到，司仪就持权杖出来，结束答辩，不管你是否讲到一半，甚至也不管你正在讲的一句话有没有讲完。随后，全体肃立，小党在“伴郎伴娘”的陪伴下，走到委员们面前，听取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委员会的评定意见（照片五）。当听到鉴于论文的高水平委员会决定授予党君“优秀博士学位”的时候，听众席上欢呼起来。要知道，即使在欧美的大学，具有相当开创性的博士论文研究，也并不很多。所以，真正具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足以搏取优秀博士学位。
主席宣讲完毕以后，导师向学生致贺词。贺词不拘一格，台尔曼教授就借此机会祝愿小党的妻子能够早日过来团聚。散会以后，是简单的祝贺安排（照片六）。人们排着队向党君表示祝贺，答辩委员和导师走在最前面，桌子上自然有饮料和小点心。这时候，“伴郎伴娘”依然尽忠职守，继续肃立，保持现场的画面效果。荷兰人普遍长得高，则柯成了队伍中身高的最小值。
这是欧洲典型的博士论文答辩。为了体现学术的严肃和崇高，答辩的基调是黑色。不但答辩委员的学士袍是黑色、答辩研究生和他的“伴郎伴娘”都穿黑色的礼服，甚至请专业摄影师拍照记录盛况，也依传统，只用黑白照片。
美国观察
荷兰以后，我回到美国，再次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此前差不多十年，我就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过接近两年，知道那里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都是通过的，还知道硕士学位多半只是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性标志，根本就无须答辩，甚至无须论文。但是美国大学的论文答辩，不像这次我在荷兰参与的答辩那样完全是一场演出。相对来说，美国的答辩还是比较真刀真枪，时有实质性的可能致命问题。另外，美国的答辩不那么讲究演出场面，更不会设置一个把握权杖的司仪，由他按照时计中止答辩环节。
由于荷兰的对比，我感到需要准确了解，在美国，论文答辩是不是一定通过。如果整个美国的不同层次的学位论文答辩不好说，至少我要弄清楚在普林斯顿，会不会有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通过的情形。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邹至庄教授明确告诉我，没有不通过的情形。因为如果可能通不过，就不会让他进入论文答辩。
实际上，美国学校更加看重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决定是否进入答辩的“论文评阅”。在普林斯顿大学，因为至少有些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是预先发布消息并且原则上欢迎未被邀请者参加的节目，我就选择参加过一位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作为政治学的外行，去学习学习，看看热闹。有时候，外行有外行的好处，这次是因为可以避免具体学术内容的吸引，集注于整个“流程”的外貌。
记得论文的选题是美国中近东关系的历史和政策，整个开题报告历时一百多分钟。首先，学位候选人花了大约一个小时详细介绍选题及准备，介绍主要发现和遭遇的困难，说明论文将按照怎样的思路整理和完善。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的，主要是学位候选人的三位导师，候选人的两位同窗也偶尔插话。实际上到了开题报告的时候，学位论文的主要结果和论文轮廓已经相当清楚了。
这样子报告未发表的思想和成果，会不会遭遇剽窃？不了解欧美学术环境的读者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在他们那里，因为学术交流非常发达非常频繁，不仅谁在研究什么、已经取得哪些进展，大家都很清楚，而且谁就什么问题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意见或者只是无意中启发了人家的意见，大家也很清楚。所以，开题报告时报告的思想和成果，如果说还没有发表的话，顶多你只能说是还没有正式发表。阅读一篇正规发表的论文，你会看到作者在题注或者文末向贡献过意见的同行致谢。这就可以让你体会一下这种非常有益的学术交流。一些论文的个别尾注，只是简单的一句“与某某的私人交谈”或者“与某某的私人通信”，也是这种交流的记录。行内还知道，有些论文从来就没有正式发表过，但是后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同样明确地引用。在发达的频繁交流的学术环境，有影响力的原创，很难被湮没。
我参加这次开题报告，完全是“观察员”身份定位，只带眼睛和耳朵。开题报告要结束的时候，主人倒是没有忘记问我有什么评论，我坦率地回答只是来看看他们的开题报告怎么做。我琢磨，主持人这样问我，不仅仅是出于礼貌。整个开题报告，切磋探讨的意思很浓，形式却相当非正式。人们有一些走动，还有并不是结束时才可以享用的小点心和饮料。
现在在美国，人们仍然会说，面临论文答辩的学位候选人会汗流浃背，面临答辩的学位候选人自己也这么说。不过，这只是一种“理应诚惶诚恐”的态度宣示，幽默的成分更多。
与我们这里最大的不同，一是只看论文够不够水准，并不看是否已经发表在专业刊物，二是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即是“终审”，不必再由院系学位委员会或者学术委员会把关，更不会最后由全校不同专业人士组成的学位委员会或者学术委员会来裁决。
我跟同事说起这些的时候，一位前些年曾经在比利时一所大学访问过的同事就告诉我，比利时那所大学的做法，介乎我说的梯伯格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之间，而且，他的比利时同事就对他说，觉得荷兰人的做法太古板。
也许，这种古板和执着，体现着他们的某种崇尚和传承。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第65辑
（编辑：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