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批在海外接受现代经济学教育后归国的经济学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马斯金（Eric Maskin）曾在他的诺奖自传文章里写道，“我与科尔奈（Janos Kornai）共同督导（supervise ）了钱颖一和许成钢这两位天赋非比寻常（unusually talented）的博士生，他们后来成为我的合作者。”“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后生们可以继承钱颖一等人开启的传统。”马斯金不久前在与财新记者的专访中这 样表示。
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钱颖一在美国名校执教多年，以其对中国经济和转轨经济的研究著称于学术界。2006年归国后，钱 颖一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致力于把中国的经济、商科，乃至大学教育推上新的高度。近年，他还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为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出谋划策。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期间，钱颖一在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大会的发言中表示，纠正经济中的结构扭曲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应该被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对于经济下行，他提出三条应对之策，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请见《财新周刊》2015年第10期：《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怎么办？》）
在随后的政协经济界联组会议上，他在题为《发展新动力的“双引擎”》的发言中指出，新动力不同于新增长点，关注点不应是增加需求，而应是增加供给，其实现来自民间和政府的“双引擎”，民间要靠草根创新创业，政府要靠转变职能为服务型政府。
钱颖一今年提交的政协提案，就是关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角色应该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软件”，而不是直接投资和建立科技园“硬件”。
3月11日，财新记者在政协委员驻地铁道大厦采访了钱颖一，听他阐述他眼中的经济下行应对之道。
供给侧视角代替“三驾马车”
财新记者：2014年年底以来，经济增速放缓来势迅猛。政策层应该如何应对？目前似乎更多还是以拉投资为主。
钱颖一：这恰恰是难点，人们太注重短期的“三驾马车”理论。现在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短期的，而是趋势性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增速下滑和结构调整。
但是，所有注意力都在短期拉动投资消费上。我和吴敬琏老师几年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以前凯恩斯式刺激有作用，是由于乘数效应：政府花1块钱，实际的拉动效果高出1块钱。但是，从去年的“微刺激”能看出， 当前刺激的乘数效应已经不大了。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两难，政府和舆论通常都倾向聚焦短期。为什么政府拥抱“凯恩斯主义”？一是因为它给予了可操作的工具——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二是政府行为通常是短期的，只看到自己任期内的影响。
我们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由过去的人均几百美元到现在的人均7000美元，需要整体的增速下降。需求结构的变化、人们对生态环境偏好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不是只看需求端就能应对。“新常态”这个词很大的意义就在这里。
财新记者：所以，你更愿意推动供给方的政策措施？
钱颖一：对。再造原来的东西没有需求，但是有没有潜在的需求？比如，对手机有没有需求？iPhone出来以前，人们会说，手机在中关村多的是，没有需 求；出来一个iPhone，一下子全世界都需要智能手机了。所以，需求不是一个静态的、短期的概念。未来中国经济必须靠创新，而创新不是短期需求决定的。 政府刺激需求指的是已有的需求，但是它没有考虑到，在中长期，很多潜在的需求（latent demand）是需要创新才会有的。
创新还可以使得商品更便宜：一个东西1000块钱没人买，500块钱有人买。怎么让价格从1000块变成500块？不是通过“三驾马车”的框架把需求搞上去，而是必须通过创新让价格大幅降低，这样需求就大了。
所以，长期增长必须从供给的角度去讲。但是，这之所以不受关注，一是因为起作用比较慢；二是政府很难起直接作用。
财新记者：但是，不少人觉得供给面的措施在当前的经济困难下“远水不解近渴”？
钱颖一：我的回答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短期问题。如果你确认是短期问题，比如美国2008年的情况，确实可以通过一些需求侧的政策来完成调整。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5年工作的三个要点中，前两点是关于宏观环境和结构调整，都是说了很多年的。我觉得有新意的是第三点：发展新动力，提 出“双引擎”，一是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个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说得非常具体，很符合经济学道理。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发挥市 场和企业自身调节能力。这里涉及很重要的心态转变：中国经济的韧性其实很强，表现在政府的调节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民间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很强。
现在却养成一个习惯，一有问题民间也催政府赶快出政策，这是希望“免费搭车”：出了政策，赤字、通货膨胀是全国的事。国外也希望中国进行刺激：他们付零成本，只拿到好处，中国刺激政策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影响，谁都知道。
既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全都指望政府出台各种刺激政策呢？比如对货币政策的期待就太高了，认为它什么都能干：刺激经济、结构调整、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货币政策仍属中性
财新记者：你在政协大会的发言中还提出不应该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目前货币政策是否走到了相对宽松的轨道上？
钱颖一：我没有觉得相对宽松。最近两次降息，每次降0.25个百分点，通胀率从2014年年初的2.5%降到下半年2%的水平，因此，降息跟通胀下滑的幅度是相匹配的，也就是说，实际利率保持不变。
只有实际利率与一年前有不可忽略的下降幅度，货币政策才应该放松。到目前为止，整体来说它还是比较中性的。
通胀数据进一步走低的话，再往下调利率，货币政策也还是中性的。比如，通胀率从2%下行到1.5%，再以相同的幅度降息两次，也就是适应性调整。
财新记者：伴随着降息，利率市场化也在推进。
钱颖一：金融改革很明确：利率市场化、提高汇率弹性、资本账户可兑换推进，而且可以看出优先级和哪个先完成：利率市场化肯定是最先的，随后是汇率，最后是资本项。
财新记者：关于国企改革，今年的“两会”上有没有新动向？
钱颖一：穆虹（注：中央深改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在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提过，但只有两句：国务院成立了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会在今年与社会见面。所以，终于开始有行动了，但是具体的方向还不知道。
短期应对：推进价格改革
财新记者：2014年下半年以来，基建成了主要的稳增长手段。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多大空间？
钱颖一：我听到的是“十三五”期间还能做一点，空间也并不很大，再往后就很难对经济起到明显的推动效果了。
除非有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比如电动汽车，假定在4-5年内，电动车技术有巨大的突破，那就需要一系列新的基础设施；现在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主导技术是充电的，还是换电池，我们还不知道。
财新记者：那么，目前应对经济下行尤其是通缩压力，有何良策？
钱颖一：目前多数主要经济体都面临通缩压力。中国有一个工具，是发达国家没有的，就是要素价格改革。能源、资源、服务方面的价格有很多还是被政府控制的，一直没敢放开，就是怕通货膨胀。如果真怕通缩，至少可以放开其中一些，允许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上涨。
财新记者：除了怕通胀，也忌惮民意的反弹吧？
钱颖一：假定大家对紧缩的恐惧很强，这不就正好抵消了吗？部分人还是会反弹，这也正常。
财新记者：所以得加强宣传来扭转人们的观念？
钱颖一：是，但是要完全扭转很难。
人们都比较急功近利，凯恩斯“三驾马车”的思想深入骨髓，现在是一个障碍。亚洲金融危机时，政府政策转向、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因为在此前，经济面临 的挑战都是怎么控制通胀，抑制过度投资的饥渴。这个转变很难，但是最终完成了。经过这十几年，刺激政策倒深入骨髓了，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都说应该刺 激。现在到了向供给面政策转变的时候，这个转变无疑也很难。
财新记者：所以低通胀并不全是个坏消息？
钱颖一：低通胀至少对价格改革是很有利的因素。但是，得抓住机会，机会窗口不抓住就很被动了。比如，人民银行两次降息都带上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的扩大，这就跟利率市场化连上了，抓住机会了。以前有过教训，刚想放宽利率，通胀一下子上来了，没办法推动。
机会一定是给有准备的人，假定没准备好将资源、能源价格往上调，通缩（压力）出现了，你没法推出，那就错过了。
长期之谋
财新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拿医疗问题来说，是否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对医院等资源的投资，来满足目前巨大的需求？
钱颖一：对。但是，这牵涉改革了。现在公立医院那么强势，受到保护，怎么能公平地去购买？这一定是跟改革连在一块的。
财新记者：医院总的供给还是不够的？
钱颖一：也很难说，现在缺的是三甲医院，其他类别的医院有些床位空得很多，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问题。
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非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确实没那么高；另一点是价格机制没起作用，导致资源配置低效。这次政协大会中16个关于社会方面议题的发言中，只有一个是医疗方面的，关于慢性病。医疗问题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只有1个！
慢性病患者为什么要去三甲医院？通常都是被诊断了，明确是什么病，而且如果病情比较稳定，需要的就是持续地吃药、监控，是最不需要去三甲医院的，但是全都挤到三甲医院去了，占用很多资源。
对于慢性病，价格机制就应该起作用。在美国，慢性病患者都去附近医院，而且美国病床费很贵，人们往往手术后三天就出院了，所以美国医院的病床也很少。
在中国，去三甲医院和去附近医院的价格没有差别，那当然都去三甲医院。价格机制必须发挥作用，这是需要改革的。
财新记者：在政协大会发言中，你提出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现在官员“不作为”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地方官员不愿意跟企业家接触了。
钱颖一：现在有规定，不能跟企业家吃饭，地方官员当然都很谨慎。官商交流，载体还是得有。其实各类论坛——在中国不少，美国就不多，都是官员和企业家，乃至政商学界之间沟通的渠道。我觉得这很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信息的沟通，怎么可以发展经济？
财新记者：政策层应该怎么寻求扭转官员为政“不作为”的局面？
钱颖一：我觉得中央就应该主动去提这个新型政商关系。不是说不让政府官员和企业接触、提供服务。要保持“胳膊肘距离”（arms length），就是不能贴着、拥抱，但是还得互相接触。
增速轨迹先低后高？
财新记者：你近期十分关注创业创新领域。国务院刚刚发布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政策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钱颖一：对，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指望其在短期内制造奇迹。我们太急了，老听外国人忽悠，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过去9%、10%以上的增速都是人为的、有巨大成本的。把成本考虑进去，宁愿要8%不要10%。所有人事后都会那么说，但是在当时都没人说。
财新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今年全年增速为6.8%。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David Lipton）最近表示，最后的增速可能落在6.5%到7%之间。
钱颖一：我觉得6.8%就很好，当然得考虑整个的结构调整。如果环境、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调整能有比较突出的进展，6.8%-7%之间就非常好了。我担心的是，到了6.8%，但所有结构性问题都没有改善，这就麻烦了。
财新记者：假设上半年或是到三季度放缓比较大，增速下行到6.5%，但是结构调整的进展还不错，是否就不再刺激、强求7%了？
钱颖一：这种情况下我更关心新增就业。这个数现在报的是约1300万。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净新增就业数，因为一个人换一次工作，新增就业就算两个。
相比GDP增速，我更关注真实的就业状况。其他主要国家也都是对就业更关注。
当然，这里还有很大的外部因素没有考虑，俄罗斯和欧洲会怎样还是较大的未知数，中国经济现在受外界影响是很大的。好消息是，美国的复苏还是比较稳健（robust）。
财新记者：据计算，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求未来几年年均增速达到6.8%。考虑改革红利，是否可以将未来2-3年的增速目标调低，几年以后增速再回升到7%左右？
钱颖一：对，发展“新动力”肯定不是一两年能看到的。创新方面如果3-5年能够看到比较有力的推动，就很不错了，意味着后几年增速能有支撑。
（编辑：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