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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实证不能研究中国社会变迁

谢宇(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这场变革不仅直接改变了中国13亿人口(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生活,也影响了生活在其他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中数以万计的人。在我看来,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社会变革,在世界历史长期进程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样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转折点的事件。

最重要的三大社会变革

近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急剧、大规模且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是多方面的。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不受其影响。为了阐明这些变化的程度和速度,我举三个具体而重要的例子。

第一,中国的经济产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持续增长。图1展示了1952 年到201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的变化趋势。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GDP和人均GDP显著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GDP在1978到2008年的年增长率为6.7%。相较于如此巨大、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就连美国的工业化“黄金时期”(1860~1930年)也黯然失色——当时美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1.5%,仅是中国近些年来人均GDP增长率的一小部分。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 2010.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 中国统计出版社. (2)国家统计局. 2010. 《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2005-2008年数据在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基础上进行过调整。

第二,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近年来这方面的进步在高等教育阶段最为显著。图2显示了大学在校生人数和招生人数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除“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时期外,大学生人数长期以来以平稳增长为主,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激增。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数目的快速增长,既是中国近年来经济成就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1982年,只有0.8%的25至29岁中国青年接受过高等教育。到2005年,这个数字翻了15番,达到12%。诸多迹象表明,中国近年出生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将会更高。这是一场非凡的教育扩张,它有可能使中国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迅速超过美国。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扩张自1900年至2000年持续了约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也被称为“人力资本世纪”或“美国世纪”。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84,1986-1988,1989-2008). 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三,中国无疑已经完成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 这一在所有发达社会都曾发生过的人口转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有助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图3展示了中国总和生育率(TFR)和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的长期变化趋势。总和生育率和预期寿命都是基于综合队列方法(synthetic cohort approach)得到的指标,前者反映的是生育水平,后者是死亡水平的反向测量。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育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急剧下降,预期寿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稳步增长。1990~1995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总和生育率为2.0,正好处于人口更替水平;预期寿命为70岁,与发达国家1970年左右的水平相当,并远远超过其他欠发达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在1965~1970年和 1990~1995年尤为明显,总和生育率在将近25年内下降了三分之二,从6降为2。当然,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致。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目前为13亿,中国的人口转型不仅意味着数亿中国人口的生命延长,还意味着更多的潜在新生命没有诞生。经过这场人口转型,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因为该结构中不参与生产的老龄和少儿人口只占较小的比例。不过,人口老龄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CD-ROM Edition.

我认为这三个领域的变化——经济增长、教育成就和人口转型——是中国在过去30到40年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当然,在其他领域,很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正在发生并且值得社会 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如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离婚率的上升、婚前同居的增多、大规模劳动力迁移等等。

今日中国的独特性

我们这一代社会科学家有幸能够目睹中国发生的这些社会变化,并有机会在它们发生的同时便能对其观察、记录、分析和解读。当然,中国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全球性变化的大背景下发生。发达的网络科技、更为廉价的交通运输和跨越国界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使得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变革恰恰是由于伴随全球化进程才显得尤其令人瞩目,它不仅反映了世界整体发生的社会变革,也呈现了中国在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独特之处。

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家会追求普遍有效的理论或不受具体情境影响的社会研究,然而,很多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些宏大理论的价值局限性,并开始相信最好的社会研究一定是在具体情境下的研究。如果社会理论应该在社会情境中构建,社会研究应该在社会情境中进行,那么,我上文所例证的那些当代中国大规模、快速的社会变革将尤其值得研究:它们的独特性存在于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别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的翻版,也不会在未来的中国重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仅发生在当代中国背景下的社会现象,这种背景包括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些是别处所不能具备的。因此,我们需要设计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框架,专门用于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盲目地将美国式的西方社会科学照搬到中国,这不仅是天真的,也注定会失败。

有的读者也许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会问:“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也许要留到我未来的研究中。而在此处, 我仅强调在以下几个方面,我认为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类型上或至少在程度上的差异:

(1)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强大。原因有三点:第一,政府在提供全民福利上具有核心地位,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政府拥有对所有关键资源的控制权,这些资源包括土地、金融机构、通讯、交通、教育、能源、自然资源和医疗卫生。第二,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及涉及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控制体系,强化了政府的控制力。最后,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在其总体环境中的迅速增长,让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的确有益于中国人民。

(2)与上述特征相关,企业部门和政府结成联盟分享共同利益。这在地方层级尤其明显。正如美国学者Jean C. Oi所言,“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一个羽翼丰满的经济行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服务的提供者。”这种联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能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利,并以此为治下人民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

(3)中国长期的层级式家长统治(layered paternalism)传统不仅在家庭、血缘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根深蒂固,还延伸到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中。这里的“家长统治”指的是一种等级结构,该结构中处在较高地位的人不仅有权向晚辈下属发号施令,也有义务对晚辈和下属的福祉负责。在儒家传统中,一个理想的官员亦是一个道德权威,是一位能对其治下人民负责的“父母官”。“层级式”则意味着这种家长统治是层层相嵌的,因此,夹在中层的官员极容易陷入对上级忠诚和对下级责任的矛盾中。这种结构通过一个精心设计、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体制来维系,并从汉代延续至今。由此看来,单位对今天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影响,不仅是共产主义时代的遗物,也可以看作是古代层级式家长统治传统的体现。

(4)综上所述,认为中国经济必然走向美国式的完全资本主义模式的想法是天真的。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参与者作为“理性行动者”追求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协调。因此,供给和需求定律在通过经济交易控制这些独立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上变得尤为重要。而在中国,这种关系却受政府行政干预的强烈影响,政府不仅垄断关键资源,而且通过社会结构强化层级式家长统治的传统。因此,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不平等并非来自与生产力相关的个人禀赋上的差异,例如教育和职业,而是产生于各种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社会界限,如地区、城乡、单位和社会网络。

实证研究的迫切需求

即使如上文所言,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独特性,而且需要我们研究这种独特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例外,除了满足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好奇心之外,并没有其他更普遍的借鉴意义?我认为当然不是。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独特的社会变迁,不仅其独特性本身具 有研究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潜力。在过去将近三个世纪里,西方主导了世界的潮流,其演变路径几乎成为了“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同义词。西方社会的两大支柱一是作为唯一合法政治体制的民主制度,二是作为唯一可行经济体制的自由市场。

如今,中国近三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对西方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没有民主政治体制,也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却持续了30多年。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在近年却面临滞涨与衰退。这是否说明“中国模式”可能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甚至更好的发展路径呢?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不仅有趣,而且迫切需要我们关注。为了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搁置对中国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或来自对别国经验的推测,或出于理论上的推断。一个普遍的事实是: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国之外的社会科学家,即使做出了研究的努力,依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要了解中国,我们必须将中国置于它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情境中去理解。要了解中国,我们还必须以谦虚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并将我们的研究构筑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而非纯粹的想象上。

我已经看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如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正在经历迅速的变化。随时间的推移,以意见为主、意识形态化的、思辨式的讨论已渐渐失去了市场,实证研究开始被越来 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所接受。这是必然的趋势。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学术界都欢迎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因为这样的社会研究符合他们的利益。

首先,与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一样,普通的中国人也不完全理解他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的一切,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有兴趣,也切实需要去了解那些最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变化。其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决策之前也需要掌握更准确的信息或依据,以便理性决策。最后,中国是重要的世界大国。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参与者,在所有重要的领域,从艺术、体育和金融,到自然科学、技术和世界和平,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希望未来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能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能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圈中得到认可和赞誉。

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了挑战与机遇。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些 变革,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仍不全面。尽管对于当代社会科学家能否完全理解中国正经历的变化值得商榷,但至少我们不应该错过这样一个收集经验资料的“黄金时期”,以便未来的社会科学家有可能超越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有理解。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记录和保存中国社会这一段历史。因此,中国的实证研究是历史对当今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迫切要求。

(本文以英文发表于2011年出版的第44期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中国社会学评论》) ,题为“Evidence-Based Research on China: A Historical Imperative”)

(责任编辑邮箱:zhouhz@ef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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