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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释放改革红利才是“救市”的根本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下行压力,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真的没了动力,而是在为之前盲目扩大产能的增长方式还债。如果经济不好,通过注入流动性来激活资本市场,就只是制造泡沫。

 一边是一些部门产能过剩,另一边是潜在的需求遭遇无当的管制。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GDP已经超过制造业。从需求角度来说,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日益增长的需求将集中在服务业当中,尤其是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关的医疗和教育领域。同时,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对于信息和文化的消费。而所有这些领域,对于民营资本的进入仍然存在障碍。

 不仅在行业层面潜在需求受到抑制,在地区层面,有潜在需求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也被抑制。对于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为老百姓提供丰富、多元、高质量的服务。而随着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向大城市集中来寻找就业,这也是客观经济规律。而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始终没有充分认识到,人们在大城市集聚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人口向城市集中所带来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要求政府不断通过增加供给来缓解供求矛盾,同时也应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弥补公共资源的不足。而现实出现的情况却是,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因为未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其消费需求(特别是服务需求)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正确的政策不应该是通过限制人口来控制需求,应该做出的调整是增加供给。如果投资更多地投向解决城市内部供求矛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有效地提高投资回报,而且可以极大地缓解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求矛盾,还能够利用城市的发展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这句话能够真正得到贯彻,就能释放改革红利,这才是“救市”的根本。若干年来,由于市场还没有被真正地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结果就是,一些潜在需求没有得到很好释放,有活力的民营部门难以进入仍然被政府高度管制的潜在增长部门,而政府主导的一些投资项目却往往回报甚低。尤其是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助长了基础设施、工业园和新城的超标建设,这种情况在三四线城市尤为严重。在经济危机以前原本就已经产能过剩的一些重化工业,在政府的扩张政策之下加速投资,其后遗症就是内外需求均不足,产能过剩被严重加剧,投资回报急剧恶化。

 要让资本市场能够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在根本上要增强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信心。而如果真要提振人们的信心,必须释放改革红利,从根本上破除那些阻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束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满足潜在需求的教育、医疗和文化等产业,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在政府和民间合作(PPP)项目中,政府要让社会资本资本能够进入有获利空间的项目。只有这样才能兼顾满足人民需求、提高投资回报和弥补公共资金不足几个目标。也只有这样,股市飘红才不是泡沫。

 要释放改革的红利,必须首先形成两个共识:

第一,要回到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无论理论还是人类历史经验都证明,虽然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只有市场机制才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机制,所谓“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指政府应该在市场失败的时候去弥补市场的不足。换言之,政府应该首先相信市场能够解决资源配置的绝大多数问题,而不是去取代市场,对于市场想做的事情一味禁止。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其基本点是认识到追求收入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是最基本的人性。比如说,大城市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符合人们追求收入和生活品质的人性。这一简单的道理如果不被人们客观地认识到,那么,一些诸如限制外来就业人口的子女教育这样荒谬的政策出台,结果就是既不利于经济增长,又无益于社会和谐。

第二,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起点是一个存在大量行政干预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从这个起点出发,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是放松管制。一段时间以来,我越来越感觉到,很多人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把起点搞错了。要知道,经济学的教科书只是告诉我们,在市场失败的时候政府应对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和纠正。但是很多人在讨论政策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当下正在执行的政策,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是政府缺乏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纠正,而是存在大量由计划经济思维导致的与市场“对着干”的现象。

 

比如说,人们很容易认为大城市存在城市病是因为城市人口已经过多了,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多年前的城市人口规划远远低于实际,导致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有研究发现,在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之后,中国的大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张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看到这样的数据,研究者如果了解当下的政策是限制特大城市人口,那么就应该去追问,为什么别的国家的大城市充满活力,城市病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为什么中国的城市没有去改善管理和技术,发挥大城市的积极作用。

 

再比如劳动力问题,中国出现的城市劳动力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仍然存在着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仍然广泛存在的对于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而很多讨论没有先把制度上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搞清楚,错误地把农村的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问题归结为城市化的恶果。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当前首要的问题是仍然存在建设用地指标的计划经济配置,超标建设的工业园和新城都与建设用地指标向三四线城市的倾斜配置有关,如果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大量投在背离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项目上,那么,这样的投资是不可能有高回报的。

 

对于之前盲目扩张形成的产能过剩,以及当前制造业投资的滑坡,中国的起点是长期以来对于利率的管制。在这一背景下,首先要讨论的是受抑制的利率怎么加剧了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过剩,以及对于民营部门的融资障碍怎么导致了资源的无效配置。把这个起点搞明白了,就知道,当前中国工业增速的放缓是此前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结果,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去工业化”,更不是说中国不再需要通过投资来追赶美国。

 

对于创新,我绝对同意,中国未来需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创新能力。但是,当前的问题是,即使对于已经形成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那些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限制行业进入的政策都仍然束缚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实现。这个问题不解决,人力资本投资本身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局限。

 

在中国做研究和讨论政策需要先把现状搞搞清楚。中国当然需要那些弥补市场缺陷的政策,但是当前首先需要的是释放市场活力的放松管制政策。换句话来说,当前最需要的不是搬出市场缺陷理论为目前存在的政府干预寻找基础,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回归正常的市场经济。无论是通过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还是减少民营经济进入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的管制,任何一个改革红利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可持续的活力,这才是真正的“救市”。

 

我当然也知道,要释放改革红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作为学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道理争辩清楚。我希望人们能够明白,今天很多的政策违反了“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原则,在根本上是反市场的。中国正在出现“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果主动改革,中国经济的潜力还非常大。如果不改革,那么,潜在的危机就将逐渐逼近。■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编辑:谢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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