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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规则与权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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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rk A. Calabria  加图研究所金融监管研究主任

半个世纪以来,货币经济中的“规则与权变”的争论就一直将焦点放在所谓“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上——即尽管拥有自由裁量权的中央银行承诺不允许通货膨胀率高于零(或一些其他理想价值),通货膨胀“冲击”能够在短期内促进就业和生产将依旧是央行打破承诺的巨大诱惑。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市场参与者将期待通货膨胀率走高,长此以往,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将不再提振就业及生产。通过限制央行行长的选择,货币规则就能够解决时间不一致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规则与权变”的争论就已经开始。70年代,受到滞胀的影响,权变产生了变化,开始受到同时期发生的新古典革命的影响。因此,一些后来对货币自由裁量权持批评态度的人——包括费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爱德华·普莱斯考特(Edward Prescott)等等,与他们的前辈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将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央行行长信息灵通、充满善意。在他们眼中,自由裁量权之所以无法带来理想的效果,并不因为央行行长自大或受到误导,而是由于激励政策的不一致造成的。

当然,自由裁量货币政策的赢家也会将货币政策制定者视作满怀善意和消息灵通的专家。他们的观点很简单,这些专家能够大体上胜过任何规则。受到良好培训的货币技术专家也许可以通过创造通胀冲击,从而抵制既有通胀预期带来的好处和诱惑。

但是,技术专家在实际操作中表现良好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是像约瑟夫·斯蒂格列茨(Joseph Stiglitz)一样支持自由裁量权的技术官僚也承认,央行的决策并非仅仅是技术决定,也包括权衡和判断。这种“判断”能否是英明的呢?

尽管20世纪70年代“规则与权变”的争论重新兴起时,有关这一问题的次级学科还不存在,更别说上世纪二十年代该争论第一次出现之时了,但行为经济学家的发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自然源泉。至少一些答案是倾向于争辩中的规则一方的。

正如诺贝尔获奖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观察到的那样,专家们会遭受各种各样的偏见,最终做出不好的决定、产生不良效果。在保罗·梅尔(paul Meehl)研究的基础上,卡内曼认为,专家的决策在面对简单的运算法则时可能处于劣势(如泰勒法则),因为专家总是试图表现得明治,展现独特思维,并在进行预测时考虑不同的复杂因素。

在卡内曼参考或开展的研究中,专家永远在寻找一个额外的数据点,这个点能够指引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采取行动。美联储官员最近就是这样,不断坚称他们的决定“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而不是表明自己脑海中存在的数据或如何考量数据的构成。卡内曼还指出,专家也经常对相同或类似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

同样地,美联储官员也符合这一条定律,从而导致市场参与者很难掌握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卡内曼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为了使预测的准确率达到最高,最终决策应留给规则,尤其是在低效度的环境中。至于货币政策,这一结论似乎倾向于让规则胜过自由裁量。

在与心理学家盖里·克莱恩(Gary Klein)开展的研究中,卡内曼也对有利或不利自由裁量决策的条件进行了调查。先前的学者们发现,消防员对即将坍塌的燃烧建筑有着非常好的直觉。但卡内曼和克莱恩发现,这种技能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新手消防员在这方面就不如老手做得好。

有趣的是,美联储官员常常把自己比作“消防员”。若这是一个好的比喻,那么卡内曼和克莱恩就是对的,让美联储官员享有长期(14年)任期也是一个好的选择。然而,多数美联储官员都只会在最长任期内供职适度的年限。因为经济危机和下滑的频率比较高——美国为每13年经历一次危机,因此很少有美联储官员能够在任期内经历一次以上的危机,多数人都没有机会见证超过两次的周期性转折。

对于一个由如此多新手组成的美联储而言,规则可谓尤其强大。实际上,由于货币政策的运行存在较长和不同的滞后,即使是老练的美联储官员也无法成为自由裁量权的可靠实施者。

结论

将这些行为经济学的影响总结起来便是,我们可以期待专家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采用自由裁量并获得益处:1)他们在一个规范、可预测的环境中实施自由裁量权;2)我们有机会在多次实践中学习。上述两个条件都不是货币政策的特点。

有时,行为经济学是一个为政府干预进行辩护的方法,但我们应谨记,多数专家决策者也受到各种各样的偏见。正如违约处理规则可能在修正消费者错误方面发挥作用,货币规则也能够将货币政策的错误减至最低。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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