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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英: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应是最好的朋友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毫不费力地看轻甚至否定管理对于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在他们看来,研究一个流程再造,不如一个批文更货真价实;殚精竭虑地设计一句好的品牌宣传口号(slogan),不如和某个领导人合影更有号召力;谈领导力,不如随手拈来权术、厚黑各种“营养”;谈公司治理,不如请个有官方背景的经济学家谈宏观大势,透露玄机。

“中国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发展,不可否认,经济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企业操作(管理)就完全没有贡献吗?我觉得不可能。”唯一同时获得《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与《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最佳论文奖的华人管理学家徐淑英教授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指出。

今天,我们将摘取《管理学报》对徐淑英教授的专访内容,听一听徐淑英教授关于中国管理研究的看法。

中国管理学术之殇 

《管理学家》:目前中国管理学术研究有什么典型的不足?您所接触的管理实践行为,又存在什么样的典型问题?这能否解释中国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巨大的鸿沟?

徐淑英:一些学者对全球管理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他们观察到了国际学者一种明显的偏好:从主导的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中借用已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这导致了詹姆斯·马奇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速度,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当然也是存在的。

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有限情境化地使用已有的理论和概念。进一步来说,很少有研究进行“深度情境化”的研究,以发展新的含有丰富情境信息的理论。

我对中国的管理文献做了两个回顾:第一个是与香港科技大学李家涛教授合作的。我们分析了20本顶级管理期刊中的226篇文章。我们发现只有一个概念具有中国的特征——关系。几年以后,我又修订了之前的文献回顾,并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我们分析了106篇发表在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期间的、关于中国组织的研究论文,发现只有2篇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没有被研究人员关注,他们从来没有再次在文献中出现。最近,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回顾了7本顶级的管理期刊中的文献,发现280篇论文中只有10篇具有高度的中国情境。也就是说,这10项研究给出了中国管理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但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国管理的新理论。我不是说学者的目标就是发展新的理论,而是想说,令人惊讶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

另外,大部分的中国学者迫于日益增加的制度压力,以及“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具有的对中国管理理论的独特偏见”,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成为发表文章,而不是获得重要的科学发现;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也去选取那些在流行杂志上所流行的研究题目、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不去关注这些题目和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相关性。

对于管理学这门应用科学来说,严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是其另一个目标是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这也是所有的管理学者应该达到的切题性(relevance)标准。目前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关心严谨、忽略切题。另外,中国学者的开发性研究多于探索性研究,他们对于科学的哲学观和科学的意义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整个环境尚待发展出有关评价和奖励科学努力的制度规范。

我想对于如何打造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给出几条建议:首先,对于中国管理或组织现象的理解和正确解释,需要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国家情境。其次,有必要在国家、学校和职业各层面改变现有的制度,我们需要鼓励学者研究一些在西方不一定流行,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且相关的问题。有必要提醒大家,现有的常规科学范式在研究新问题、寻找针对偶然事件的新解释时,是有局限性的。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管理研究界应当把发展有效的知识、为科学进展做出贡献当做自己前进目标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时满足一个好的应用科学所要求的严谨性(rigor)和切题性 (relevance) 的双重标准。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讲:中国的很多管理者是从实际中摸索管理经验,缺乏理论基础。一般的实践者很难将普适性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知识。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高于实践,与具体的情境之间存在距离,需要实践者根据具体的情境、行业、企业等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改良。有些管理者只是了解理论的表面意义,不知其精髓,难以进行真正意义的调整应用。管理者在理论的产生过程中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在知识转化和传递环节也缺少兴趣。

中国管理研究的关键时刻 

《管理学家》:您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围绕到底是追求“中国管理理论” (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的争论,很多学者做出了积极探索。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前景?管理理论是这样一种缺乏通约性的“理论”(而非科学)吗?为什么中国的特殊性会“催生”出“管理的中国理论”?如果他们要继续努力,是不是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由此衍生的范式进行彻底的创新?方法是什么呢?应该借鉴国外同行什么?

徐淑英:现在,中国的管理研究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所面对的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

套用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的研究主导了中国的管理研究领域。Barney 和Zhang 认为这些研究是为了寻求一种“中国管理理论”。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国际性的杂志上,许多也被发表在国际顶尖的杂志上。这种方法的主要成果是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但是其对现有的理论发展提供的贡献是有限的。大部分采用这种“借用”的方法的研究也都倾向于弱化情境因素。

同时由于前面提到的制度的安排,使中国学者选择了一条更流行的路——中国管理理论,而使得另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管理的中国理论,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现在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有必要鼓励学者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羊肠小道,一条可能会使中国管理研究更进一步的可行道路;这也将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和管理实践的改善。

Von Glinow和Teagarden 提醒我们说,那些严谨但走题的研究是造成第三类错误(Type Ⅲ error)——很好地解决了错误的问题——的主要原因 。这两位作者鼓励我们“首先明确‘意图(purpose)’问题,再着手研究设计”,并且一定要清楚这个意图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组织的绩效(满足了切题性标准),还是可以重复、延伸以及完善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理论(满足了严谨性标准)”。他们认为“应用型管理研究的长处在于允许我们创造那些同时满足严谨性和切题性标准的知识”。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首先要在所有的中国研究中认真对待情境因素;其次要改善研究现有的制度环境。

情境可以改变概念的涵义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情境对于比较性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普遍性理论(universal theories)也是很有用的。因此,发展有关于中国的、包含“组织与情境的共同进化”的动态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转变中的经济体,变化是定义中国的关键性特征。实际上,中国正在进行巨大的社会实验,它为管理与组织动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情境。

制度设置的改变需要在国家、学校和职业各层面上同时进行。在国家层面上,Zhao和Jiang极力建议“基金组织,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应该在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两者间取得平衡。实际上,考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基础知识,它应当更多地资助那些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在学校层面上,晋升和终身制的标准,以及博士生毕业的标准都应从对数量的关注上,转到对质量的关注上。

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源于科学研究团体本身。每一个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技能和愿望,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应当鼓励中国的学者抵御走平常的路所带来的诱惑,去追求更高荣誉的研究生涯。

中国学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他们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选择一条羊肠小道,而是“他们有没有勇气去对抗现实”。同样的,Leung指出,“做本土和整合的研究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果中国管理学者真的想要对学界和实践界有贡献的话,那么应该选择一条自己的羊肠小道。

国际性的研究组织非常欢迎有新意的管理的中国理论。

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应是最好的朋友

《管理学家》:管理实践者应该如何学习管理,才能有效地与学术界互动起来?两者才不会彼此隔阂,甚至相轻?

徐淑英: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应该是最好的朋友。

这是因为管理研究的目标是产生有助于管理实践的知识。管理者们向管理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的经验和做法)。管理研究者把这些经验和做法组织成有意义的框架,解释它是什么,它的效果,以及它从何而来。我鼓励每个管理研究员花一段时间待在一个公司里。在他们设计一项研究之前,必须和他们即将研究的人们聊聊,去了解这些经理和员工们工作的情境。同时,我也鼓励每一位经理都学一点研究方法,能够去欣赏科学方法中的严谨性。这样一来,经理也可以有一些知识,去评估他们即将采用的方案的质量。是什么证据能证明该方案将带来预期的效果?

管理者和研究者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得到最好的研究。但是两者必须有一个共识:研究是一项科学的活动。科学是追求真理。因此,研究可能会揭示一些经理人可能不喜欢的真理的。所以,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研究者是一名科学家,而不是一个经理聘请的研究助理、研究员。换句话说,在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即使由公司资助,管理者和研究人员之间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管理的真理以为实践服务。

《管理学家》:管理学是离实践很近的一门学问。管理学学术研究应该和实践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比较好?

徐淑英:管理学研究必须兼顾严谨性诉求和切题性诉求。严谨性诉求是要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切题性诉求则是根据实践的需求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知识。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经样本验证性等特征。实践知识具有具体性、情境嵌入性等特征。管理研究来源于管理实践,但超越管理实践。因此在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是维系管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但是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距离不能过大,这是由于管理科学的属性决定的。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在关注其理论科学价值的前提下,还需要关注其实践价值。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的理论贡献,也在于它们对实践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自徐淑英著《求真之道,求美之路:徐淑英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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