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4日，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教室以“重新审视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抛弃什么，恢复什么？”为题做了演讲。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起初是由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后来获得广泛的传播，引用率非常高，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也时常使用它。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现在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是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按照韦伯字典的解释，陷阱是一种可以进入但是很难或者不可能退出的境地。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很有希望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一旦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再想变成高收入国家就十分困难，概率很低。中等收入陷阱的体现就是经济增长会放缓，偏离其增长路径的概率更高。
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
一、从绝对收入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
为了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将不同国家分成以下五档：极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国家、高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前两者合称低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和高中等收入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法，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门槛是年均收入2418美元，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门槛是年均收入19429美元，后者略高于美国1960年的人均水平15200美元。上述数据的单位都是2005年购买力平价。
按照以上的区分，基于1960-2010期间的历史数据，我们计算出了一个转换矩阵，矩阵中每一个数值是指十年后从一种收入状态转变成另外一种收入状态的平均概率。矩阵的第一行第一列数值是82%，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现在是极低收入国家的话，十年之后还是极低收入国家的概率是82%；第一行第二列的数值是18%，意味着一个极低收入国家在十年之后有18%的概率发展成低收入国家，但变成中等收入或者高收入国家的概率为零。低收入国家十年后还是低收入国家的概率为72%，变成低中等收入国家的概率为25%。低中等收入国家十年后还是低中等收入国家的概率是68%，变成高中等收入国家的概率是29%。高中等收入国家十年后还是高中等收入国家的概率是70%，变成高收入国家的概率是30%。高收入国家十年后还是高收入国家的概率是100%。
可见，按照以往的增长经验，只要时间足够长，今天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最终会增长上去，变成高收入国家的概率可以有100%。各档国家升到上一档的概率差不多，没有到了中等收入就会停滞不前的情况。所以，历史上不存在无条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没有无条件的低等收入陷阱，唯一存在的无条件性阱是高收入陷阱，因为从数据上看高收入不会变成中等收入，也不会变成低收入。相对的来说，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要难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而不是相反。
二、以相对收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科学
不少人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相对收入是指一个国家的收入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一个国家能不能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还要看其能不能缩小与美国的收入差距。
我们把每个国家的收入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分为四类：如果低于16%，就定义成低收入国家，如果高于16%低于36%和高于36%低于75%，就定义成中等收入国家，最后一档是高于75%，也就是高收入国家。
我们同样计算了1960年至2010年之间的转换矩阵，结果如下。对于最低一档的国家，十年之后其有92%的可能性还处在最低一档，有8%的概率处于上一档，而向更高两档转换的概率是零。对于第二档国家，十年后还处于这一档的概率为72%，下降一档的概率为13%，上升一档的概率为15%。对于第三档国家，十年后还处于这一档的概率为73%，下降一档的概率为4%，上升一档的概率为22%。对于第四档国家，十年后还处于这一档的概率为79%，下降一档的概率为19%，下降两档的概率为2%。从相对收入的角度分析，的确不是所有国家的收入水平都能够赶上美国。这是由于在过去的200年中，美国在任何一个10年跨度里面都维持着正的经济增长，即便有大萧条的存在也不能改变。
但是以相对收入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类似于说孩子永远也长不大，因为相对于父母，孩子的年龄永远也赶不上父母的年龄，但不能因此说人类社会存在着婴儿陷阱。我们关心的是中等收入，而不是和美国的差距是否缩小。
三、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上述转换矩阵假设每一收入类别内部的国家是一样的。这个假设在实际中并不具备代表性，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基本面，也在政府治理方面选择了不同的政策，收入增长会存在差异。
现有文献提出了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许多变量。比如说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性别失衡与该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和经济增长是有联系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男多女少的状况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男子成功找到配偶的难度上升。如果有很多钱，男子找不到老婆的情况会十分少见。为了增加财富，需要赚些外快或者干脆创业，所以性别失衡通过这种渠道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正面的效应。
我们利用回归树的分析方法，把所有国家每十年的增长情况，基本面和政策选择放在一起，然后确定什么样的基本面和政策选择的组合能够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我们把所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低收入国家，一类是中等收入国家。
对于低收入国家，我们进一步将其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年增长率超过3%的进步型国家；第二组是近似滞涨的国家，其年增长率不超过3%；第三组是经历负增长的退步型国家，其年增长率为负。对于进步型国家，有利的人口因素能促进经济增长，例如1980年代的斯里兰卡和1990年代的中国；在人口因素不利的情况下，如果具备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基础建设设施，经济也会增长，例如1960年代的马来西亚和1980年代的摩洛哥。对于退步型国家，不利的人口因素加上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如1990年代的赞比亚和肯尼亚；不利的人口因素加上破旧的基础建设设施以及政治上缺乏约束机制也导致经济衰退，如1990年代的几内亚和尼日尔。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我们按照与低收入国家相同的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同样的三组，即进步型国家、滞涨型国家和退步型国家。对于进步型国家，有利的人口因素加上起步阶段较高的收入水平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如2000年代的泰国、波兰，1990年代的马来西亚以及1970年代的日本；有利的人口因素加上起步阶段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如2000年代的中国和1980年代的韩国；如果人口因素不利，但是一个国家的负债水平低并且很少经历危机，那么经济也会快速增长，如1960年代的土耳其和1970年代的马来西亚。对于退步型国家来说，不利的人口因素、巨额的债务、落后的金融发展水平都导致经济的衰退，如1980年代的墨西哥和1970年代的斯里兰卡。
总之，我们不认为现实中存在无条件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总体来说，对于所有进步型国家来说，他们都不会陷入任何陷阱中；对退步型国家来说，其负增长率意味着将来的收入水平更低；对滞涨型国家来说，由于增长率很低，看起来似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当前的收入水平。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有利的人口因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良好的基础建设设施是区分快速增长和缓慢增长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有利的人口因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良好的金融发展是区分快速增长或者缓慢增长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