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卿：中国经济三个红利和一个优势

◤ 如果导致中国经济效率不高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过去偏低的投资效率和偏低的资本利用率能够得到扭转，那么，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一定是悲观的。相反，中国还能够以较高的速度再增长10年左右。

2015 年年末，中央提出要着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目前，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既要着眼于设法尽快走出当前的困难，更要充分利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笔者以为，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中能够挖掘的东西，可以总结为“三个红利、一个优势”。

盘活国有资本，释放结构红利

第一个红利是结构性红利。中国过去的投资大部分都投到了国有企业或公共项目。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要明显低于非国有部门。根据朱晓冬等人(Brandt&Zhu,2010)的研究，过去30 年，非国有部门TFP的增长率明显快于国有部门，尽管最近十年国有部门的表现有改进，但总的趋势非国有部门要好。另外，从资本回报率来看，长期以来非国有部门相比于国有部门要好很多，前者大概是后者10 倍。宋铮和谢长泰(Hsieh&Song,2015)最近的研究也发现，从单位资本的增加值来看，国有部门比非国有部门的情况要差。显然，如果资本存量能够实现所有制的结构性转换，低效率的国有资本能够转配到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则不用新增资本投入，中国经济就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

施浩和笔者(Shi&Huang,2014)分析过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生产性资本的配置效率，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有许多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种浪费，路修好了没有车跑，工业园区建好企业不进去，供电供水做得再好，不能被充分利用。这也是需要纠正的资本存量的结构性误配。还有城市化问题，中国有那么多城市没有达到规模经济，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强调发展中小城镇，其实劳动力愿意往更有效率的大城市里走。如果未来中国的城市结构能够调整，人口往大城市走，生产活动往大城市转移，这些都可以变成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总之，过去由于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拥有太大权力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导致中国的资本存量结构不合理，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效率损失。这个效率损失，如果通过一个结构改进，把它重新释放出来，就能够给中国经济增长释放动力。我们应该考虑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将它们投向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或者说让民营企业最后把国有企业收购掉，通过这种方式盘活国有资本，让国有资本存量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它就能够带来新的产出增量，即便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本投入。

互联网加快释放信息红利

第二个红利是信息化红利。从国际经验看，信息产业的投资往往对经济增长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上世纪80 年代，美国对计算机产业有很大的投资，但是经济效率当时没有体现出来。90 年代末再做研究时发现，美国90 年代的经济效率——以TFP 表示——相比于80 年代有一个明显提高，但是恰恰80 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投资量非常大。中国很可能也存在类似时滞现象。中国的信息技术投资产生效率存在10 到20 年的时滞，而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能够加快释放信息化红利。但是，信息化红利是不是一定能够被释放、被充分利用，很大程度还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到底会怎么做。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通用技术大规模采用以后，往往要求企业的组织形态有所转变。当年，电力作为通用技术被利用以后，很多所谓工业化先行国家，它们之所以在电力技术发明以后生产力迅速提高，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的企业组织形态进行了重大变革。发电技术没有之前，企业的动力提供是分散的，这决定了它的生产也是分散的，小规模的，这也意味着它只需要在本地销售它的产品。一旦电力集中供应，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企业便需要向更大的市场而非局限于在本地销售产品。向更大市场销售产品，要求企业有一个更强大的营销团队，也要求人力资本部门的招聘和培训能力提高。总之，企业的组织形态要朝着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的方向去转变。从电力技术的采用，到最后体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便存在这样一个时滞。互联网技术起来以后，企业的组织形态也需要适应这个变化进行调整，才可能把信息化红利释放出来。 

高等教育红利带来新动力 

第三个红利是高等教育红利。1999 年中央政府实施大学生扩招，从2003 年开始，大量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进入市场，然而，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跟上，这些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些大学毕业生进入市场后，工资增长速度很慢，根据李实等人(邢春冰和李实，2011)的研究，失业率也提高了9 个百分点，这既有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平均能力下降因素的影响，但也与这部分劳动力供给量大了，产业结构没有得到调整，需求没有跟上来有关。现有的产业结构，需要的还是在流水线上作业的非技术工人。有些大学生毕业时的工资，还不如农村没有读大学，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就直接工作的同伴高。大学毕业生的低工资，反映出由于受到现有产业结构的束缚，他们的人力资本没有在市场上被充分利用，没有创造出足够高的边际产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这些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如果每年毕业的大约700 万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能够更好地被利用，这又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

中国依然有后发优势

最后，所谓“一个优势”是指后发优势。过去30 年，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这么多年以后，后发优势是不是被利用完了？笔者认为，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很大。中国现在人均GDP 大约是美国的1/8，和世界银行界定的11000 美元的高收入标准相比，也有50%的追赶空间。在继续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需求端也可以发力，需求端里面的投资需求，它往往就是改善供给端生产能力的非常重要渠道。不是说中国今后不需要大规模投资，我们人均资本和美国相比只有它的1/3，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未来依然需要保持较快的投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需要改善投资效率，力争用更少的资本创造出更高的产出。利用我们目前的技术差距，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后发优势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企业的管理效能比较低。斯坦福大学的Bloom 教授(Bloom&Reene, 2010)把管理也理解为是一种技术。他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企业做了大规模调查，并且对各个国家企业的管理效能进行了评估，中国企业管理效能的总体得分在2.6，而美国则大于3.3，超过中国近30%。如果中国企业能够把管理效能提高，这本身就可以释放巨大的产出增长。

为了释放这些红利和后发优势，政府未来需要加快推进包括金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等各项改革。如果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不能利用金融市场去盘活国有资本，如果生活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居民不能往大城市迁移，这些红利就会成为泡影。

如果前述导致中国经济效率不高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过去偏低的投资效率和偏低的资本利用率能够得到扭转，那么，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一定是悲观的。相反，中国还能够以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左右。当然，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空间到底有多大，这本质上取决于政府下一步改革能够推进到何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