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1973年3月生,籍贯浙江宁波。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2001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研究成果获得包括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获得的荣誉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张翕,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您自从2001年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以来,至今已经十余年了。如果回过头来总结您的学术道路,您有什么和读者分享的吗?
●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工资与就业的议价理论,这项研究后来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但通过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我很快意识到,中国有大量的问题,基本的事实都还不清楚,因此,我很快就转向了经验研究(国内常常翻译成“实证研究”)。那时候,国内的数据库还非常稀少,于是,我和合作者就从省级面板数据开始,后来再逐步过渡到城市级的数据,以及微观的个人和企业数据。近年来,我领导的研究团队越来越致力于自己采集用于中国研究的数据。用这些数据,我和我的团队做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研究。
虽然我近年来的主要工作集中于中国经济的经验研究,但我认为,基于数据的经验研究和基于数学的理论研究只是为了理解世界所采取的不同研究方法,适用于不同的问题。而中国经济的研究首先当然是为了将中国本身的问题说清楚,这对于一个占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而言已经足够重要了。更进一步的,通过对于中国的研究,我们还能够对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对一种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国治理模式提供新的认识,这些都具有为全人类做贡献的学术价值。
在学术研究的取向上,我认为抽象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研究的确很重要,但社会科学又无法逃脱具体研究对象的个性特征,如果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确是经济学的难题。在中国经济研究方面,我越来越认为,好的经济学家应该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是熟练地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未见得是艰深的数学工具;二是要熟悉中国发展的制度背景和现实情况。离开正确的理论,往往会“雾里看花”,而离开调研,离开对于社会的关心,不熟悉实际情况,常常会使一个学者说正确的废话,却不切中要害。
我自己就是我的学术主张的践行者。多年过后,回头来看,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才会让国内外的学界同行愿意通过阅读我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国际学术机构在开展相关的研究时,也会邀请我参与其中,或领导大的研究课题。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诸多结构性矛盾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也公开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何在?如何实现这种潜力?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又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最近这些年的确有所下降,很多人都担心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那么必要,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缩小跟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问题。只要比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中国就可以不断地缩小和美国的差距。这样的话,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认为比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一个话题是中国是否可以实现持续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回到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和经济的效率。从最近若干年来的情况看,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如果生产效率没有提高,投资回报率就会下降,进一步地,人均资本的增长速度就会减缓,所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赖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劳动者的素质,主要取决于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就是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
从教育方面来看,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虽然仍在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放缓。并且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比较慢,这将对未来中国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构成极大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在中国农村有超过6100万的留守儿童,这部分留守儿童的教育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不能得到很好的提高,教育质量也比较差的话,当他们以后进入城市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工作的时候,他们所受的教育可能无法满足这些产业发展的需要,进而在未来制约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中长期讲,想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要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相比于教育的重要性,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容易被忽视。中国的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涉及到经济资源在城乡间、地区间、不同的行业和所有制之间的配置和利用问题。如果经济资源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预,不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配置的话,导致的结果将是资源的低效利用。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行政干预来主导资源的配置,导致工业出现分散发展的趋势。区域经济层面上,中央政府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发展工业。同时各个地方政府大量借债,进行工业园和新城的建设,使得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不断提高。这种现象在中西部省份和三四线城市尤为严重。由于缺乏足够的项目落地,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高,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我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对于经济规律不够理解和尊重,盲目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来引导投资的方向。结果导致工业和投资的布局在区域上过于分散,投资回报不高,埋下债务危机的隐患。如果这样的现象持续下去,很可能出现金融的财政化和债务的货币化,也就是动用金融系统的资源来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最后通过通货膨胀来消解金融系统的负担。
所以,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改变政府推动投资的发展方式,特别是需要纠正行政干预造成的产业发展和工业布局分散化的现象,促进资本和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的市场化配置,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化解债务风险。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反复出现在您最近的著作与报告中。在您看来,中国在何种意义上趋同于欧洲,二者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为了防止中国陷入欧洲式困局,亟待推进的改革有哪些?
●最近我的确一直在提“中国经济的欧洲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学范畴内确有相近之处。中国和欧洲都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同时这两个经济体内部又存在巨大的区域间劳动生产率差异,这就给地方(或成员国)政府借债埋下隐患。
以欧盟为例,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而汇率在一定条件下与劳动生产率挂钩。劳动生产率高就需要货币升值,反之需要货币贬值。当然,在理论上,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调整也是达到均衡的一个机制。但是实际上工资的调整非常缓慢,这就要求汇率的调整要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希腊有独立的货币,出现劳动生产率衰退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偿债能力。但作为欧元区的一部分,希腊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本国的福利制度和工资水平又难以调整,所以希腊就只能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维持它经济的运转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开支。
中国天然是一个统一的货币区,但在内部也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中国最不发达的省份的人均GDP仅仅是最发达省份的四分之一左右。在这样大的地区间差异下,欠发达地区一方面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又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就只能通过借债的方式来促进本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投资下去了,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那么问题不大。麻烦就在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与发达地区不同,地方政府盲目借债投资,无法实现足够的投资回报和经济增长,就会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和欧洲的南部国家受制于统一货币区而借债发展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经济欧洲化”的内涵。
当然,中国和欧洲有两点明显的差异:第一,中国的债务以内债为主,而欧洲的债务以外债为主。第二,中国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而欧洲国家没有。因此,中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比欧洲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类似的经济学逻辑。
基于以上认识,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清晰的——给定中国维持统一货币区的条件,地区之间只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消除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同时劳动力的流出也可以帮助欠发达地区减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缓解借债压力。另外中央政府应意识到,一些表面上看上去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政策可能适得其反。相比于放任地方政府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造成过度投资,然后在地方政府债务缠身时去兜底,正确而有效的政策是在事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帮助欠发达地区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有回报的基础设施投资,其中,一定要把基础设施投资与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合在一起。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落户一直是您的核心政策主张。然而农村的人口流出,以及区域性的人口流出(如东北面临的情况)时常被认为是值得担忧的,甚至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证据。您如何看待“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它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相抵触的吗?
●在讨论区域经济问题时,人们经常把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当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从全球各国的情况来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在空间上普遍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而且这种特征仍在不断加强。但是在发达国家,区域经济的高度集聚和人均收入的均等化相伴而生,因此经济集聚和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并不矛盾。
接下来我借此机会,对东北经济谈一点看法。东北从人口流入地转向人口流出地的过程的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但是东北经济仍然在持续增长,考虑到在过去的十年多时间里东北净流出约200万人口,东北的人均GDP增长是跑赢全国的。人均GDP能够快速增长,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讲,关键是要看清人口流出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接下来要思考到底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地去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
东北曾经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仍是全国各地劳动力流入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东北经济的辉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开放经济。由于中国经济长期不够开放,东北在计划经济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积累起来的优势使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但是东北在地理条件上有一些先天不足,比如说,东北的雪期非常长,使得生产和运输的成本比较高;从港口条件来说,东北地区的港口比较分散,而且仅有大连是不冻港,这样就严重制约了东北的进出口。仅仅这两个原因就使得,当中国需要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时,东北就不如东南沿海有优势。因此,人口跨地区的流动应看作是整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不断进行调整,各个地方在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一些地方人口流入,另外一些地方人口流出是正常的。
上一个问题已经说过,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做的主要就是两件事。首先就是为区域经济发展找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次中央政府要用财政转移的方式帮助人口流出地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教育这些有助于推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事业。政府着眼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短期内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流出的副作用。从长期来讲,人力资本可以随着劳动力流动而获取回报,不像固定资产,投下去了钱却可能没有回报。总而言之,人口的跨地区流动是资源配置有效率的一个表现,政府不应该阻挠这个趋势,而是应该促进人力资源的再配置过程,并通过一些制度设计来缓解同时出现的负面后果。
○您于2013年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起名为《空间的力量》。在新经济地理学诞生之前,“空间的力量”并不为经济学界所重视,直到今天,“空间的力量”在国内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您是最早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学者之一,您如何定义“空间的力量”?“空间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区域偏向的政策(如土地政策)足以扭转它吗?
●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国内,“空间的力量”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空间因素在经济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新经济地理学产生之前,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并不高,人们常把一个国家看作是一个点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由此经济增长理论也不够重视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空间的力量:一方面,经济地理是重要的——接近大市场和大的城市,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接近市场的话,当地企业可以极大地节省贸易成本,扩张自己的生产,而在扩张生产的过程中又可以借助规模经济效应来降低成本,促进分工,进而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空间的力量”又同时意味着规模收益递增机制,它使得空间的集聚有自我加强的趋势。规模收益递增机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平均生产成本递减;第二,不同类型的厂商和劳动力在较大的劳动力市场上可以产生更有效的匹配,促进分工;第三,在比较大的市场里,人们可以在相互交流的过程当中相互学习,还可以“干中学”,促进劳动生产的提高。
新经济地理学更加强调经济地理的作用,但并不否认传统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比如说,港口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从全球范围来看,比较大的城市在历史上往往不是海港就是河港,这是因为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水运,特别是海运往往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所以最重要的工业中心都曾经布局在海港或者河港附近。因此像港口这样的自然条件成为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初始条件。但是仅仅理解自然条件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地理更为重要。比如说现在的国际大都市,都不再以制造业或贸易作为支柱产业。它们已经转变为以文化、教育、金融、咨询这样的行业为主的城市。正是由于经济的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这些城市已经集聚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尤其是人才,现代服务业同样能在这些城市发展得更好,这就是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从大的规律来看,港口条件往往成为决定一个地方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并且能够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的重要条件。在集聚了人才和资金后,港口城市也往往能够在后工业化时代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上面讲到的这些因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和人口仍然在进一步向少数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集聚。
社会各界仍然存在着诸多误解,以为中国经济的集聚程度已经非常高了。跟过去比,中国的经济和人口的集聚水平当然在提高,但是如果跟发达国家和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比,我国的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就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这是需要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各种制度上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经济的集聚程度落后于其他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尊重经济规律,不能按照人的想象。如果对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趋势在理论上出现误判,盲目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不仅有违经济规律,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出现大量的低效率和不公平现象。
可能有人会问,政府是不是可以通过给欠发达地区一些优惠政策来扭转经济向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呢?中国出现的情况是工业园遍地开花,制造业的发展不顾地理条件,也不顾零散发展的低效率。优惠的地区发展政策很可能造成欠发达地区投资过度、效率低下和债务增长。我在《空间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一个地方到沿海大港口和核心大城市的距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而且时间越长,这种重要性越为突出。相反,地方财政支出增加在短期内有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长期没有显著效果。这说明地理的作用被人们严重地忽视了,而认为增加投资就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的想法并不现实。我的研究还发现,除了地理条件以外,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在长期中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短期经济指标,有很强的动力去增加物质资本投资,却忽视了对于经济发展有长期作用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人口流出地的人力资本积累却最终更多有利于人口流入地,更使得人口流出地政府缺乏投资教育的动力。因此这个问题需要中央政府来解决,用中央的基础教育投资来取代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克服人力资本投资的跨地区外部性问题。
整个中国一盘棋,只有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才能提高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竞争力。如果像现在这样,以为追求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就是追求地区的平衡发展,使原先有竞争力的地方受到政策的制约,而原先没有竞争力的地方生产效率不高,企业就会外迁到中国的周边其他国家。这样的发展方式,最终会削弱中国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优势,得不偿失。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愈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城市是重要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城市的人口和城区面积迅速扩张,上海的常住人口已达到2500万,北京则已经在建设“七环”(大外环高速)。与城市扩张相伴而来的是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所谓“城市病”,这些问题催生了“限制大城市继续扩张”的观点。作为此观点的坚定反对者,您如何看待城市扩张与“城市病”之间的关系?如何治理“城市病”?城市的“边界”究竟应该如何决定?
●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说明,没有一个大城市可以无限制地扩张。同时我要强调两点,第一,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政府来限定的。第二,即便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不能无限制扩张,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主要的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都仍然在继续增长,只是增长的速度不那么快而已。
那么一个城市的边界是怎样决定的呢?一个城市的边界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主要取决于居民和企业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选址的决策。如果一个地方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居民和企业就会迁入,反之则会迁出。这样,一个城市的边界就决定了,并且还在不断地进行边际上的调整。在发达国家,主要的大城市人口规模仍然在增长,而另外一些中小型城市规模则有所萎缩,这是正常的现象。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持续增长,同时农村地区的人口持续减少,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在一个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即所谓“城市病”。然而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病”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在理论和政策上非常严重的误区。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的人口仍然在持续增长,但是“城市病”却得到了治理和缓解。这充分说明,即便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病”产生的原因之一,相对于管理和技术的进步来说,“城市病”跟人口的关系并不大。换句话说,“城市病”主要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善来进行治理的。
交通拥堵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缓解,特别是城市地铁网络的建设可以极大地缓解交通拥堵的问题。在东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出行依靠地铁,而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城市具备这样发达的地铁网络。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市的环境主要是一个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将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将导致制造业的比重逐渐下降,这将使特大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从依赖私家车转向依赖公共交通,特别是在特大城市地铁网络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开车将不再是一个主流的出行方式。再加上对清洁能源的使用,城市的环境也将不再是问题。
因此,真正在特大城市构成人口不断流入的障碍的是住房价格。对此社会各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高房价就是坏的。这要看高房价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如果高房价是产生于高劳动生产率、高收入和高需求,那么高房价未见得是坏事——世界上特大城市的房价都高。但如果高房价来源于供给方的因素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一个地方存在着对于建筑层高的管制,或者存在对于土地利用面积的限制和不合理的规划,就会导致住房的供给相对较少,不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这时候房价高企,会阻碍城市集聚人才,并且最终很可能危害到城市的竞争力,使大城市不能充分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和引领作用。这样的认识是国际上在最近几年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的。我在2015年第五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文章也说明了类似的道理:中国在若干年以来限制大城市,特别是东部大城市的土地供给,导致当地房价快速上涨,从而成为当地导入劳动力的障碍,这对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创造就业的能力是不利的。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经济学家社会作用的讨论,英国女王对无人发觉金融危机到来感到不解,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因为学生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失望而遭遇罢课。您有丰富的教学、咨询工作的经历,也屡屡通过媒体传达自己的观点,您觉得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责如何体现?应如何更好地与公众和政府沟通,以实现这种功能?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把经济学的问题和经济学家的问题区分开来。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去做预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过去,而不是未来。这意味着要经济学基于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的要求太高了。这里面存在两方面的挑战:第一,经济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很多新的现象在不断地产生,而基于经验产生的研究成果,并不一定能预测这些新现象;第二,即使不考虑新的现象,社会科学对于人类已经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严重不足的。经济学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可能只是全部规律当中一个非常小的部分。这样的话,经济学根据已有的知识预测未来的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局限。也就是说不能把预测作为对于社会科学的一种要求。
但是,经济学先天缺乏预测功能的特性,并不能回答经济学家是否回应了社会公众和政府对于经济学家的期待的问题。比如说,的确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对现实问题不太关注,面对新的社会现象反应滞后而且态度漠然。单个的经济学家当然应该有自主性,应该遵从自己的研究兴趣。但是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社会公众和政府认为远离社会实际,这就是经济学家群体的失职了。我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更加关注社会中不断涌现的新现象,因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不太一样。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世界,其规律很稳定,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规律一旦被发现,其普遍适用性也比较强。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现的规律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此,我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打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也应该打破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界限。作为一个群体,经济学家应该让经济学回归到经验科学,让自己的研究反映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回应现实问题的需要。
为了让经济学研究更多地服务于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经济学家首先应该细心观察,到一线社会生活当中去了解实际,然后在此基础上做扎实的学术研究,让研究“接地气”。除了加强一线的调研,我认为研究者还要多用初级的经济学理论来想问题,多用能被社会公众听明白的语言来说话。当我们面临现实问题的时候,应该多把自己研究的思想和结论说给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听,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听明白。这种沟通和对话的能力是检验一个应用经济学者的研究的重要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说的话、做的研究是不是接地气。只有在这种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不断碰撞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更加有力地推进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形成良性的互动。
我和复旦大学陈钊教授合作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就讲到过这样的观点:现实需要是推进研究进展的重要力量。回顾经济学思想史,很多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推进就是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和经济政策的重大需要的过程当中产生并得到发展的。由于现在的经济学教学不再强调理论产生的背景,学生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学术研究和现实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社会科学的发展非常不利,值得我们反思。
相对我提倡的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良性互动,我认为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种倾向是闭门造车。有不少研究都是学者臆想出来一些东西,然后用数据去看,好像是发现了一些规律,但这些“规律”很可能远离了真实的社会背景,并不反映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况。这样的研究就很可能有误导性。另外一种愈加普遍的倾向是缺乏扎实的调研和学术研究,就开始谈论政策问题,给政府写政策研究报告。当前中国政府非常强调智库建设,这个方向我认为是正确的。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确没有发挥它应该有的智库功能。比如美国有大量的智库独立于高校之外,使得高校可以更专注于基础研究。中国的情况是高校以外的智库非常少,以扎实的研究为基础的智库更是不足。这就要求中国的高校承担起智库研究的社会职责,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和建议。因此国内经济学院和商学院应该给每一种有价值的研究都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有不同学术特长的老师相互交流,促进分工与合作,让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更好地为应用型研究提供支持,同时让做应用型研究的学者提出更多有时代特色、回应现实需要的问题,形成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良性发展,既要避免空中楼阁式的研究,也要避免缺乏基础就妄谈政策建议的研究。
本文原标题为《理论创新、经验研究和大国发展战略——陆铭教授访谈》;发表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