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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转轨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起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同行,非常高兴这么多同行今天欢聚一堂。既然同行在这里,我也就非常想讲一讲我们经济学的各种问题。
一方面我们自己总在讨论,我们自己总在互相辩论;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也经常在挑战其他人的各种说法、各种概念。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追究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比如在理论概念上,我们怎么能更清楚地思考一些问题,使我们对经济学的研究更深入,使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够更加深入。
我提了一个题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我想区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这是经常被大家混淆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差异问题;第三个问题要追究一下一般性的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国别的特殊问题;在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上的特殊问题。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会讲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这里涉及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差异问题。这个问题最近的混淆发生在关于新常态的概念上,我个人有一些不同观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下滑,但是这个下滑究竟有多少是短期的问题,也就是周期性因素?有多少属于长期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有多少下滑。
潜在增长率可能也有下滑,但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慢变量,可能是零点几,在5~10年当中有所变化。但是这样一个变化:从2007年的增长速度14%,2010年还到过12%,到现在的7%左右,其实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是短期因素,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波动问题。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国的增长速度——过去30年中国出现了10%以上的高增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很多年份增长率是很低的。1997—2002年间就是7%左右的增长,那时候还通货紧缩。
而且,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一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一超过10%一定是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并存。所以什么意思呢?两位数增长是我们周期性波动中的过热增长,如果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所谓的正常增长(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术语),7%以下就要通货紧缩。
2007—2013年间有三段是CPI通胀紧缩,待会儿我再讲现在的情况。
低于7%时通货紧缩,高于9%时是通货膨胀,按照滤波法,我们正常增长速度就是7%~9%之间。也许某一个时段,20世纪90年代可能低一点,7%~8%,因为当时国企职工下岗、制度调整,21世纪初高一点,加入WTO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为8%~9%,但是两位数增长从来不是中国的正常增长,从来多是过热增长,从来都是我们的宏观政策要避免的事情。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过去常态是两位数增长,现在新常态不是两位数增长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不是新常态,现在是回归正常状态,是回归到潜在增长速度的正常状态,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再争议一些当前短期的问题,我们现在7.3%、7.4%的增长正常不正常?在我看来也不太正常,我们到这个月为止,3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有通货紧缩,轻度通货紧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持续时间还长,上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那时候连续31个月PPI负增长,现在已经连续34个月PPI负增长,CPI还是正的,但是一点几,很低。因此,现在的状况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讲确实低于我们的潜在能力——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这里讲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我们现在的压力在于,我们要清理过去十年当中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这些后遗症。哪两次大家可以想一下:2004—2007年,2009—2010年。
第一次不是我们刺激出来的,那一次是政府一直在压着。现在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说法,好像以前的常态就是政府不断地刺激经济。其实大家想一想,2004—2007年的宏观政策,很多人脑子里的宏观政策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私人企业建个钢厂就关了,一直压着。但是2009—2010年是政府刺激的,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刺激了一下,结果刺激大了,又搞出一个不大不小的过热。2008年那轮调整是自己主动调整的,没调整完世界经济危机来了,又刺激了一把,两轮叠加在一起,现在确实存在很多过剩的生产,钢铁、水泥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压着这些经济增长会低一点,这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点像。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因素。政府什么因素?我们2010年非常正确地采取了紧缩性政策,但是一直没有退出。中国这一次采取了一个最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但也是最早退出的,这个退出现在很时髦,美国到今年才真正退出。新兴市场国家多数都是2012年退出的,日本从来没退出过,日本一直在刺激政策。欧洲2012年退出了,现在又要重新来过,欧洲要学习日本安倍经济学,要大放血,要再刺激。而中国2010年退出刺激政策,标志性的一个是住房限购,限购是一个很强烈的紧缩性政策。然后我们的准备金率达到20%以上,我们的利率为3%,其他国家都是0。这些政策放到那里,四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经济回归正常了,宏观政策没有回归正常,宏观经济每年推出紧缩性的政策(忘了那是刺激政策,最近才刚想起来),把住房限购多少放一放,很多地方放了,中央还没完全放。最近刚刚调整了一次利率,我们很多紧缩性政策还迟迟不放,迟迟不回归中性、回归正常。现在很多不是刺激政策,实际上是退出之后回归正常的政策,迟迟没有施行,把现在的经济压得过低,其他因素不多讲,这块儿讲一下。
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目前的情况,把这个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再通过现在的情况讲一讲,如果我们现在处理完了,再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把过热的因素基本处理完,政策只要回归中性,7.5%的增长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我们最近在研究“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结论为7%以上,7.5%是不成问题的,还有几个十年都可以保持较高速的增长,但是潜在增长率会慢慢变化,它是一个慢变量,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增长和发展的差别在哪里?
经济学有增长理论,也有发展经济学,差别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前言中都会讲很多差别,发展有制度,增长没制度;发展有幸福、福利,增长只是物质,等等。我觉得都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身在其中,这30年来我们在其中认识到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是一般的理论,任何国家都需要增长因素,都需要劳动力、资本、制度、知识四大要素。
第三个问题是一般性的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国别的特殊问题。
当然增长都要搞教育、都要搞科研、都要创新,哪个国家要想增长都要有这些东西,这是一般性的。
而什么叫发展?发展经济学特殊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是落后国家的增长。什么意思?我们与英国的差距大概为200年。200年前的英国,1780年瓦特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开始,我国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经济起飞,200年前或者150年前英国的增长不叫发展,因为它不落后。英国当时就是最先进的国家,没有现在落后国家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落后国家的增长。而落后国家的增长,特殊的难处在哪里?你处处落后,你就得比发达国家增长得快,才能够实现追赶、才能够趋同。
刘遵义教授讲过中国大概2060年才能够和美国的人均GDP趋同。胡永泰教授最近一直在研究追赶指数。我认为,中国到2030年追赶指数如果能到30%~40%之间,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个追赶指数是怎么比的?是中国的GDP比美国的GDP,中国的人均GDP比美国的人均GDP。如果我们那时候都到30%或40%,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现在世界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亚洲“四小龙”以外,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到了30%以上。我们现在追赶指数是13%,日本到13%的时候是1929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战败国重新崛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个落后的状态追补追赶的过程。这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些问题属于一般性的增长率问题,而我们要在当中看到的、需要研究的是哪些是我们特殊发展的问题。
早年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落后国家怎么落后,怎么跳不出那个怪圈。发达国家统治市场,发达国家有各种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世界贸易当中,落后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依赖发达国家的发展,其实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些问题。那时候发展理论大概都是讲这些东西,现在也有这些问题,就是差距造成的压力、差距造成的特殊困难,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真正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发展经济学一定要研究增长理论,一定要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一定要有各种增长模型,但是我们要思考哪些是我们落后国家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发展理论一定要讲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在一般意义上是一般性的增长理论,任何国家要开始经济起飞,一定会出现一个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一定需要一个新的部门开始成长,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技术或者一个新的市场或者一种新的机遇,等等,开始有一个部门能够使传统社会得到改变,使传统的劳动力的分布得到改变。一定有这个过程,所以刘易斯模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般性的。但是他所描述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在200年前或者15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正是我们所发生的事情,但这是一般性。
到了我们今天哪些是特殊的?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在刘易斯模型当中体现了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当你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时候,你的增长过程、你的起飞过程是怎样的。
第一,往往借助的是一些外资,借助的是一些现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这些科学技术成果不是你所发明的,因此这些科学技术、这些知识,包括这些资本,价格可能更高,因为对你而言它们的稀缺度更大,对发达国家的稀缺度比较小。结果是什么?这些要素的回报率往往就更高,比正常情况下还要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利润率特别高。
刘易斯模型工资总是恒定的,如果资本要素差别不是那么大,稀缺度不是那么强,那些要素回报率就没有那么高,而我们的回报率特别高。中国的利润率这30年来在世界上都处于高水平,尽管我们现在说中小企业利润率不高,而这个利润率高解释的是什么?当然后面还有一个国别要素,我们要达到刘易斯拐点,最后不断累计,这个利润率就越来越高,解释什么问题?解释我们中国的储蓄率问题。大家现在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不是因为中国人作为消费者特别爱存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储蓄特别高,企业储蓄率高从何而来?企业利润高,未分配利润就高,未分配利润就是企业的储蓄。这是我们落后国家的特殊解释。
落后国家如果实现增长了,如果有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就会特别高,外资的回报率也就会特别高。然后是我们的稀缺要素。因为稀缺要素(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知识)现在掌握在我们的白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手里,因此差别就特别大,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点,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通常的说法是什么?通常的说法就是,你的工资提高了,因此你现在已经竞争不过工资比你低的人,但是你又没有高新科技能力,你只有廉价劳动力,因此你就没法跟发达国家竞争,高不成低不就,你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就是这么定义的,我在国际会议上跟世界银行写这个报告的专家辩论过两次。我说,第一,世界上不是只有低端技术和高端技术,还有大量属于中间的技术,大量的产品也不是卖得很贵,像德国那么高,也不像我们过去产品那么低,大量是中间水平。可以看一下淘宝,不都是低端的吧,价格也是中端的,技术也是中端的,质量也是中端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光谱。
第二,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刚刚走出贫困、刚刚走出低收入、刚刚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变成有发达国家那样的创新竞争能力的国家呢?怎么可能?
第三,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国家用着中等的技术,挣着中等的钱,持续在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定义是不对的,我不去讲其他。他们还跟我辩论,你们没有这些问题你们有其他问题,你们有政府管制。我说你们可以命名为其他陷阱,政府陷阱、国企陷阱也好,这些问题早就存在,没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一直存在,今后可能还存在,高等收入可能还存在,你称它为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特别大。
这相当于什么?刘易斯拐点的前后,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过去劳动力收入压得非常低,又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工资还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这时候,整个社会差距是最大的,于是国家到了这个阶段,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这个阶段。我是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有一个倒U字,有一个底端,此时收入再往前发展、收入水平再高,慢慢又逐渐平等了,中等收入的时候收入差距最大。收入差距最大可能导致两方面问题,从而使经济陷入陷阱。一方面,社会可能进入动荡时期,出现政治危机、政治革命。另一方面,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可能就搞了过大的社会福利,入不敷出,导致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危机,也使经济掉入陷阱。
这是一般性的问题,就像刘易斯拐点对于任何经济来讲都会发生一样。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英国、欧洲。150年前法国大革命,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当时贫富差距最大,工人没有权利,收入非常低,社会动荡,整个欧洲都在起义,后来是被镇压下去的,当时工人都还没有选举权。而当时,发达国家不是落后国家,那时候的英国不是处于中等收入,而仍然是处于最高收入。现在的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是因为有发达国家跟我们作比较,有了这种差距的比较,我们叫中等收入国家,英国从来没当过中等收入国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最终就出现了两方面的结果。
第一方面,可能我们出现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特别大可能有腐败的原因,跟这个对比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说它。还有两方面可能使我们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掉入陷阱的危险性特别大。有发达国家比较着,它们已经比较平等了,它们的社会福利已经比较高了,我们还天天比较着。落后国家的人特别不幸福,现在大家想想,网上天天传的什么东西?都是传发达国家最美好的事情来比我们最糟糕的事情,比得大家都不幸福。有这个参照系,有发达国家好的参照系,落后国家特别容易发生社会不满的政治动荡。
第二方面,想想英国,当时坚持不搞社会福利。德国最后是先搞的社会保障这些东西。而我们现在,发达国家那些优惠的福利政策,我们大家天天在比,看看人家走进医院政府全包,很多人在这么说,于是落后国家就特别容易在人均GDP 2 000美元或者 3 000美元的时候,要实现人家人均GDP 20 000美元或者30 000美元的时候搞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天天跑到你这里来也跟你宣讲,提落后差距,你看看我们的福利制度,你好好学习学习。现在它不说了,因为它财政危机了。
然后,我们就特别容易掉入福利陷阱,入不敷出。这就是拉美国家的情况,大家想想。我们现在一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想到拉美国家。想想拉美国家的例子是不是从贫富差距开始,要么社会动荡、制度动荡,要么入不敷出、高额债务陷阱?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因素,这就是重要因素。
因此,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的特殊问题是各个国家都容易发生的,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那个阶段相当于我们这个阶段,各种问题爆发,包括污染等,都差不多。但是法国过去了,因为它没有各种比较,拉美国家没过去,失去了十年,可以说它掉入了陷阱,这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我们在这个阶段,从而能够体会这些问题、感受这些问题。这些是负面的因素。
讲讲正面的,我们落后国家怎么发展?我们怎么才能增长?
我们落后又要增长得比别人快,我们靠哪些要素增长?哪些是我们发展经济学可以研究的特殊问题?在差距当中思考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以及一些特殊的增长要素。
我首先要说的是后发优势的问题,作为落后国家我们没有知识,大家都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们教育水平比较低,科研水平比较低。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要素其实比比较优势还重要。就是我们通过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里来。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有一个外溢效应。外溢效应当然首先指的是互相影响,知识互相碰撞产生新的知识。我们通过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里来,使我们的知识这个要素在增长过程当中迅速增长、迅速扩大、迅速发挥作用。仔细想一想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个要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出国留学、引进外资、观察人家怎么生产、山寨之类的东西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这比比较优势还重要。这也是到今天,我们能够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就是说我们落后国家怎么增长?赶快开放,我不具体讲各种要素,我们的经济发展,都是因为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差距可以迅速缩小,我们可以保持持续的增长。
第二,怎么利用好比较优势?在这里我想说一个特殊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要利用好我们现有的要素,你没有知识,制度也有问题,你怎么把现有的要素利用好?你最初很穷,没有钱,积累的又比较少,怎么利用好劳动力?但是利用好劳动力使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进入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是你能不能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就回到前面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最早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落后国家跳不出,我管它叫资源陷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卖,又没有能力搞制造业,发达国家都是搞制造业,然后发展中国家就开发一些自然资源,从农业到矿业,这个也是现在世界上的一大问题,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估计到今后若干年都会有这个问题。世界资源价格暴跌,很多人都怪中国,你们中国经济放缓了,资源价格暴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制造业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现在掉入了陷阱。跟过去一样,为什么当时发展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依赖边缘国家、中心国家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发达国家提供制造业,你拿什么东西跟它交换?你拿资源。而资源的价格,包括粮食的价格是不断下降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因为它的需求不断提高(叫做收入的弹性比较高),结果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然后你能不能增长,取决于发达国家想不想要你的资源。现在很多国家就掉入了这个陷阱里。
而中国能够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有制造业,现在很多人还在批判中国的制造业,说我们服务业水平不够高,说我们只会制造不会创造,发展中国家先要能制造,这是你的根基,你就跳出了资源陷阱,你就能够逐步在制造的过程当中,不断增长知识,你可以持续地产生增长。但现在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拉美、南非也掉下去了,几内亚也掉下去了,想想真的是墨西哥,因为有美国人、加拿大人到那里投资建厂,它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了,还在持续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都是依靠资源,现在必须依靠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要依靠自己。其实你没有制造业的话很难依靠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有了制造业,能力多么宝贵,从这里开始走起,创造之类的事情才能说得起来。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时过去老说掉进怪圈,走不出去,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那些问题,我们真正的出路在哪里?要赶紧通过引进外资来发展各种制造业,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发展我们的制造业。
这几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增长理论是一般的理论,发展经济学是研究落后国家特殊的问题,着重于落后,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增长模型为基础,着重研究落后国家特殊问题的这套理论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努力思考,通过中国发展的新的经验和教训,通过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真正发展出一套对落后国家的增长有用的一些理论。
讲完这些之后,要想把这个概念真正讲清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国别因素。一般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家,一定有特殊的东西,中国哪些东西特殊?比如说中国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殊问题,其他国家都没有农民工问题。农民工进城,在城里打工几年又回去了,回去了这件事,我们称为农民工早退,这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早退这件事让大家觉得中国好像到了刘易斯拐点,而且确实导致了我们劳动力短缺、工资过早上涨等一系列特殊问题。但这是我们特殊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问题造成的,今天不多讲,这属于我们的特殊问题。
你别看农民工回去了,农民工是回到了低生产力、低收入的状态中,贫富差距还固化了。表面上好像工资上涨了,劳动力短缺了,其实远未到刘易斯拐点,我们还有30%的劳动力是农民。
但是人口多,确实使得我们高速增长时期特别长,亚洲“四小龙”都有了30年的高增长,我们至少得60年,所以再有30年的高增长,在我看来是完全合理的。顺便说一句,刚才说的追赶指数,韩国1979年就到了13%,之后又有20年高增长,我们至少还得20年。再一点,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就有地区差距,地区差距就产生了最近的新词“回旋余地大”、“韧性强”,用我的话说,我们可以有两个“中国”、三个“中国”持续发展,先是沿海地区,现在是中部地区,还有东北,逐步是一些其他地区,我们的制造业可以不转移到越南,不转移到孟加拉国,而是转移到河南、湖南,我们还可以持续增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到一般性的规律,同时要看到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看到我们中国的特殊问题和特殊优势,通过这个理论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我们可以提出更好的、更清楚的、更正确的政策建议,使中国的经济能够真正地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梦想。
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摘自中国经济学年会策划图书《改革与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