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已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同时，中国经济也遇到了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挑战，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去五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跌，去年为6.9%，低于7%。那么，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是因为过去的发展有问题，还是因为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遇到了新问题？中国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根源
要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了解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经济发展后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太大，弱势群体消费不足，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那种资源扩张型的发展模式再也继续不下去了，所以需要有新的增长动力。
很多人把以上两点解释为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但我认为它们都是现象或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
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人们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生活质量，需要高科技的制造业和各类服务业的发展，而这类产业没有得到及时发展。其结果既造成了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也因为传统产业萎缩和新兴产业不足造成结构性失业，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所以说，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是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已经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产业结构还没有及时地进行调整。中国现在不是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国人在海外的购买力相当强，但在国内却拿钱买不到很多商品和服务。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不是普通的宏观经济周期，而是周期性的经济放慢和中等收入阶段结构调整的一种重合。周期性的经济下行或衰退主要是总需求不足，通常表现为各个行业、各个地区都不太景气。而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冰火两重天：一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经营惨淡，例如低端的制造业；但是另一部分产业却欣欣向荣，供不应求，例如金融和电商等服务业。另外还有地域不平衡的情况。一方面，像华北地区，目前经济很不景气；但是另一方面，像深圳和重庆等地，一点没有经济衰退的迹象。
需求升级倒逼产业转型
可以分析一下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的需求主要是温饱，所以农业最重要。然后到了80年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们开始要求提升吃穿的品质，需求就变成了服装、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玩具等。因此，包括服装等在内的轻工业和餐饮业拉动了80年代的经济增长。到了90年代以后，人们的需求又升级一步，开始追求耐用消费品，于是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拉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本世纪以来，人们的需求又升级到了对汽车和住房的需求，房地产和汽车工业成了支柱产业。
中国现在处在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发达的工业经济转换的起飞阶段，产业结构在不停地变化，在每一次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速度总是会放慢一点。不过，目前的产业结构转型与以往不尽相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产业结构转型都还只是在不同的物质生产之间，即从服装和轻工产品到耐用消费品再到汽车、住房，这种转型对企业来说相对容易一些。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了满足，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主要体现在对高质量、高科技的制造品和对健康、文化、环境等的要求。这种转型升级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还需要优质的劳动力以胜任这些工作。这种转型只有在达到中等收入后才会出现，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到了中等收入以后的需求是什么？是生活质量，是服务业。从以物质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到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比较困难，要求比较高一些。中国经济正遇到这个“坎”，所以，经济放慢也是一个正常的或者可预见的情况。
应更大程度开放服务业
中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最根本的，中国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适应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调整制造业的技术和规模。从政府角度来说，不是直接地去做这些事，而是通过改革开放，让市场来完成这一使命。
首先，服务业要改革和开放。开放发展服务业，又必须要深化改革。
中国现在面临的产业过剩和结构畸形的问题是与政府规划和行为有关的。当前过剩的产业，多是由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集体行为造成的，这是中国体制的弊病。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的行为在发展初期起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目前的产能过剩。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还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比如，中央提倡发展金融产业，各地就都开始建设金融中心；中央说要发展汽车工业，各个地区都上马汽车工业。这种不顾客观条件、不考虑供求关系的行为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其结果是大量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比如汽车行业，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例，多数发达国家一般也就有三到四家的大型汽车公司，而中国的汽车企业多达130多家，有27个省、市和自治区都在生产汽车，这怎么可能不出现产能过剩？而且各地的企业还不同程度上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这种产能过剩的消除要比其他国家需要更多的时间。
部分产业缺乏供给的问题也是这样。由于改革滞后，某些需求日益增长的产业没有得到及时的发展。比如，到了以服务业为主、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阶段时，医疗、文化、体育、休闲、教育等都成为非常重要的产业。美国的医疗与健康产业基本上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与制造业差不多。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滞后，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甚至教育等产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产业其实是大有前途的。美国也好，欧洲各国也好，日本也好，它们的文化产业都占到GDP的10%到15%。美国、日本的文化产业不但是面向本国，而且还向外出口。中国的文化产业现在受到的限制还很多，也缺乏人才、投资、创新。比如，美国的电影有很多是讲未来的，充满了想像力，既有感人情节，又有未来科技。现在生活中的很多产品，都是在十年前美国电影上出现过的。文化上的创新推动着科技和制造业的创新。相比之下，我们的文艺创作则主要集中在历史上，多是宫廷剧、言情戏，对创新和未来发展的作用甚少。
当然，还有金融业的改革。最关键的是一方面要放开，一方面要管住。因为金融业还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它不同于其他行业，是牵涉整个经济的一个体系。我把它称之为经济的血液系统。所以对它的监管与别的行业完全不一样。
总而言之，改革和开放对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在世贸组织（WTO）的框架下，中国对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还是放得比较开的，但是对服务业的开放还有很多限制。这也是目前中国受到一些发达国家质疑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现在必须更大程度地开放服务业，不是为了应对别人，而是为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的服务业才能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以创新推动制造业升级
其次，制造业要转型和升级。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取决于制造业能否成功完成转型升级。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要靠科学技术，二要通过兼并重组。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产品质量差。提高产品质量，企业必须搞研发。但是，最根本的创新，尤其在原创技术方面，既要有大量的科研人才，还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有很多核心技术，除了长期积累外，它们每年都有大量的科研投入。根据几年前的报道，美国大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辉瑞制药公司将近100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约80亿美元，IBM公司约55亿美元，苹果公司超过40亿美元。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很难有这种意识和魄力，也很难有这种实力。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必须加强科研投入，而获得这种实力的途径之一是加快行业内的兼并重组。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普遍小而全，现在到了需要兼并重组的时候。只有通过兼并重组，企业才能够有实力去搞研发，搞技术升级，同时也可以淘汰低效率企业，获得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的产品成本。
企业的科技创新还需要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科研体制要鼓励和保护创新，教育体制要能培养创新性人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产业结构转型问题，背后还有人才的问题，不仅是高科技人才，也包括从事新兴产业的普通劳动者。
我们的教育如何激发学生创新的精神？如何为学生的创新准备必要的知识技能？我们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应该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为核心，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去考试、单向学习技能和知识。新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员工。为了适应未来产业的需要，中国必须要有高质量的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现在这类学院很多，但是总体质量不高，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在发达国家，这几个学院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基本保证。现在金融界既掌握专业技术，又具备广阔视野的人很少。服务业的发展，除了改革开放之外，人才的培养也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农民工或者说对现有制造业工人的职业培训。现在产业结构转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人才培训体系，就会一方面没有足够的人去从事服务业或高科技的制造业，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大量的结构性失业。为什么南美一些国家没有成功转型，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则成功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非常普及，非常受重视。据介绍，现在台湾地区的每个县至少有一所大学。
中国现在的教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一方面是高等教育仍然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对农民工的培训严重缺乏。2.5亿农民工到城里来，原来从事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物质生产。物质生产虽然各有技能，但基本性质差不多。原来生产自行车也好，盖房子也好，即使生产电视机或手机，基本上都是在装配线上工作，都是跟物质打交道。但是现在要转型到高科技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来，这是需要培训的。因为这些行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不一样，高科技制造业需要必要的技术知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除了技术知识外，还要跟人打交道，哪怕到一个酒店里当服务员，也需要基本的素质。
所以对转型而言，针对农民工的培训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小看，否则新兴行业招不到合格的人，而以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又找不到新的工作。正如前面讲到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的贫富差别，很大的原因就是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适应这种新的产业和行业而陷入贫困。
总之，中国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需求已经进入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有两个目标是比较重要的，它们也分别代表了两个产业：一是服务业的发展，二是制造业的提升。中国如何达到这两个目标，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创新和发展教育是关键。
【作者简介】海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