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英：中国管理研究的关键时刻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毫不费力地看轻甚至否定管理对于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在他们看来，研究一个流程再造，不如一个批文更货真价实；殚精竭虑地设计一句好的品牌宣传口号(slogan)，不如和某个领导人合影更有号召力；谈领导力，不如随手拈来权术、厚黑各种“营养”；谈公司治理，不如请个有官方背景的经济学家谈宏观大势，透露玄机。

“中国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发展，不可否认，经济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企业操作(管理)就完全没有贡献吗？我觉得不可能。” 唯一同时获得《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与《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最佳论文奖的华人管理学家徐淑英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

但是，中国的管理学术和学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被国外管理学者及其思想、研究、著作“占优”，被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抛弃”，闭门造车、以制造论文为主业。倒是许多“江湖郎中”，贩卖中国人的人性弱点及其对策，兜售以权谋为核心的“中国式领导”，推介向历史帝王将相学管理之类管理故事读本，反而能大行其道。

当然，这背后的原因还有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管理学术甚至中国学术的历史沉疴，也有制度性环境的扭曲—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升迁机制，不够公平和完善的研究经费申请体系。或许是我们的焦虑过于急迫，活像那揠苗助长的农人。

然而，本着反求诸己的精神，我们相信，中国的管理学人亦有必要深刻反思下列现象：研究技能欠缺，心态浮躁，好大喜功(譬如急于构建“中国式管理”)，缺乏科学精神，好奇心钝化，官本位思想，诸如此类。

今天，我们将摘取《管理学报》对徐淑英教授的专访内容，听一听徐淑英教授关于中国管理研究的看法。

记者：在中国，经济学家比管理学家似乎更受企业界的欢迎。在国外也是如此吗？

徐淑英：这个现象在美国也是如此。管理学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都不如经济学。从1978年开始，我就是全球最大的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的会员，到现在已经有33年，并且有很多次都是它的理事会理事。目前，我是该管理学会的会长。AOM 的理事会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增强管理研究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管理研究者似乎都是在为其他的管理学者写文章，专注于验证和完善理论，而不是开发和运用理论。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自然的结果：缺少切题性。而经济学家，至少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他们也更大胆地推广自己的想法。有一种可能性是，管理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缺乏信心，或者是他们太忠诚于他们的研究范式。过分强调严谨性而不是实用性。这也让我们的名声没那么高。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时注重了严谨性和实用性。现代管理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管理研究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相对来讲，严谨性弱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严谨性的追求逐渐成为趋势，而对于实用性的追求却越来越弱化。

记者：詹姆斯•马奇教授认为，理论和思想的美不美比它是否有用更重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淑英：研究是要了解企业中的管理活动，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操作？为什么他们成功或者失败？这样对于很多企业问题就可以给予解释。假如研究者观察到企业的某种管理实践觉得真的很有意义，查阅现有文献，发现没有办法解释这种实践，就说明它是值得去研究的。要试图了解它的根是怎么样的，内在逻辑是怎么样的。最美的理论也是最实用的理论。

记者：实际上，国外管理研究的范式也不是同一的。比如，德鲁克的方式、波特的方式、明茨伯格的方式，他们并不一致，为什么呈现出这种多样性？

徐淑英：“范式”是托马斯 •S. 库恩 (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影响了管理学的发展阶段，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学家群体。不同的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学者们的意向和假设不一致，例如上述学者，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诸如问题中所列举的多元化特征。

波普尔(Popper)认为，理论只要是合理的、可以证伪的，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从哪里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并不关键。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强调证伪是一种证明理论价值的方式，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大部分中国学者也是波普尔主义者(Popperians)，他们关注如何使用现有理论，而没有关注这个理论的适用程度，或者相关理论的发展。即现在中国管理研究学界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着常规科学范式。这种科学范式只是引导学者去研究已经成功运用该范式的现象和理论，因此，在这个范式内的科学家并不以创造新的理论为目的，甚至不能容忍其他人创造新理论。这样，科学家就变成了范式的奴隶，而不是主导者。我并不是说中国管理研究应当彻底抛弃常规科学范式，而只是想提醒同侪，在中国或其他情境下研究一些重要现象时，应能批判性地运用西方范式中的理论和方法。

记者：目前中国管理学术研究有什么典型的不足？您所接触的管理实践行为，又存在什么样的典型问题？这能否解释中国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巨大的鸿沟？

徐淑英：一些学者对全球管理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他们观察到了国际学者一种明显的偏好：从主导的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中借用已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这导致了詹姆斯 • 马奇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速度，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当然也是存在的。

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有限情境化地使用已有的理论和概念。进一步来说，很少有研究进行“深度情境化”的研究，以发展新的含有丰富情境信息的理论。

我对中国的管理文献做了两个回顾。第一个是与香港科技大学李家涛教授合作的 。我们分析了20个顶级管理期刊中的226篇文章。我们发现只有一个概念具有中国的特征：关系。几年以后，我又修订了之前的文献回顾，并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我们分析了106篇发表在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期间的、关于中国组织的研究论文，发现只有两篇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没有被研究人员关注，他们从来没有再次在文献中出现。最近，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回顾了七本顶级的管理期刊中的文献，发现280篇论文中只有10篇具有高度的中国情境。也就是说，这10项研究给出了中国管理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但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国管理的新理论。我不是说学者的目标就是发展新的理论，而是想说，令人惊讶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

另外，大部分的中国学者迫于日益增加的制度压力，以及“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具有的对中国管理理论的独特偏见”，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成为发表文章，而不是获得重要的科学发现；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也去选取那些在流行杂志上所流行的研究题目、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不去关注这些题目和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相关性。

对于管理学这门应用科学来说，严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是其另一个目标是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这也是所有的管理学者应该达到的切题性(relevance)标准。目前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关心严谨、忽略切题。另外，中国学者的开发性研究多于探索性研究，他们对于科学的哲学观和科学的意义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整个环境尚待发展出有关评价和奖励科学努力的制度规范。

我想对于如何打造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给出几条建议。首先，对于中国管理或组织现象的理解和正确解释，需要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国家情境。其次，有必要在国家、学校和职业各层面改变现有的制度，我们需要鼓励学者研究一些在西方不一定流行、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且相关的问题。有必要提醒大家，现有的常规科学范式在研究新问题、寻找针对偶然事件的新解释时，是有局限性的。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管理研究界应当把发展有效的知识、为科学进展做出贡献当做自己前进目标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时满足一个好的应用科学所要求的严谨性(rigor)和切题性 (relevance) 的双重标准。

从管理实践的角度讲：中国的很多管理者是从实际中摸索管理经验，缺乏理论基础。

一般的实践者很难将普适性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知识。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高于实践，与具体的情境之间存在距离。需要实践者根据具体的情境、行业、企业等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改良。有些管理者只是了解理论的表面意义，不知其精髓，难以进行真正意义的调整应用。管理者在理论的产生过程中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在知识转化和传递环节也缺少兴趣。

记者：此外，国内的学者在研究能力方面，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欠缺？

徐淑英：这是很普遍的问题，中国大部分管理学院的老师，他们研究方法都未有专门的培训，这不能怪他们。就像做家具，没有系统学过，怎么去知道这个做得好？一定要去学这个基础，研究方法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一定要去学。

我自己是做实证研究的，主要的工具是问卷调查。这些问卷的设计思路，我们起码要花一两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去做研究。一个问卷的背后有研究问题、研究框架、研究理论、研究的概念。不可能今天想到一个问题，马上就去问卷调查了，太仓促和草率了。

记者：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徐淑英：研究人员有两层含义：一是科学家，一是研究助理。科学家就是设计研究，问出好的问题，他的人生目标应是像牛顿一样，一个很大的、创新的想法，实现知识创造。一个研究助理就是帮助这些科学家去做辅助的工作：文献回顾、研究设计、面谈，并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去做。

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会变成一个科学家，但是每一个研究者都需要有科学家的精神，这个科学家的精神就是保持客观的态度，不断地努力去学习，让自己研究能力不断提高。要懂得研究思路，这个框架里面要求的严谨性是什么意思。一定要非常有耐心，研究不是说一天半天出来的，好的研究成果是几年，几十年都有的，一定要有这个耐性。为什么大学有终身教授制度？其目的是保障你有工作安全，可以放心去做一些大的项目，让研究者有自由度。

卓越的科学家必须有无穷的好奇心，要将寻找答案的科学过程把握得非常好，去追求真理，因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到真理。这个态度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态度，研究完全是为了符合一些外在的要求，这就失去科学家的精神了。

徐淑英：研究人员应该使用各种想法，去表述他们对一个管理问题的分析。要从事情境的研究，人们必须去到情境中观察并思考。过去的情境可能影响当前的行为。从历史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文化是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的观念、习俗、价值观和实践的积累。要了解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回顾过去。因此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来了解现在的行为模式是有价值的。正如波兰尼、观察到的，“知识是情景化的”。知识有多种来源。知识可以来自观察，体验，或权威资源。我们有许多种方法来获得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知识，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知识，科学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一些智者的思想，也可以是我们的另一种知识来源，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或者耶稣基督。即使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也相信《圣经》中的智慧，相信《圣经》是关于人类发展的最好的知识来源。例如，所有的社会都信奉金科玉律、互惠规范。金科玉律是“你希望别人善待你，你必须善待他人”；互惠规范是指人们会善意地响应彼此的一种社会期望。

历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基础。历史是知识的来源之一。实践或观察则是另一种方式。我们通过观察或研究过去和现在的伟大领袖而获得知识。作为管理研究者，我们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知识。这种科学的方法，包括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数据来获得有效的证据支持我们对于主题知识的判断。用过去的知识来解释现在的实践是一个有趣的而且非常有前途的方法。这样做的挑战是要确保证据符合严谨性的标准。严谨性有两个标准，有效性和可信性。我们需要提供证据来使读者相信得出的结论是有效的和可信的。对于定性的数据，这通常是指文本数据，当你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有效性就存在。不同的人的结论之间具有一致性(预测符合率)，那么可信性就存在。我鼓励那些运用历史或者案例资料的研究人员阅读大量的优秀的定性研究书籍或论文，比如Yin、Miles 与 Huberman和Eisenhardt等人的。

记者：您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围绕到底是追求“中国管理理论” (即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 (即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的争论，很多学者做出了积极探索。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前景？管理理论是这样一种缺乏通约性的“理论”(而非科学)吗？为什么中国的特殊性会“催生”出“管理的中国理论”？如果他们要继续努力，是不是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由此衍生的范式进行彻底的创新？方法是什么呢？应该借鉴国外同行什么？

徐淑英：现在，中国的管理研究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所面对的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

套用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的研究主导了中国的管理研究领域。Barney 和Zhang 认为这些研究是为了寻求一种“中国管理理论”。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国际性的杂志上，许多也被发表在国际顶尖的杂志上。这种方法的主要成果是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但是其对现有的理论发展提供的贡献是有限的。大部分采用这种“借用”的方法的研究也都倾向于弱化情境因素。

同时由于前面提到的制度的安排，使中国学者选择了一条更流行的路—中国管理理论，而使得另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管理的中国理论，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现在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有必要鼓励学者选择另外一条道路—羊肠小道，一条可能会使中国管理研究更进一步的可行道路；这也将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和管理实践的改善。

Von Glinow和Teagarden 提醒我们说，那些严谨但走题的研究是造成第三类错误的主要原因 (Type Ⅲ error)很好地解决了错误的问题。这两位作者鼓励我们“首先明确‘意图(purpose)’问题，再着手研究设计”，并且一定要清楚这个意图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组织的绩效(满足了切题性标准)，还是可以重复、延伸以及完善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理论(满足了严谨性标准)”。他们认为“应用型管理研究的长处在于允许我们创造那些同时满足严谨性和切题性标准的知识”。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首先要在所有的中国研究中认真对待情境因素；其次要改善研究现有的制度环境。

情境可以改变概念的涵义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情境对于比较性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普遍性理论(universal theories)也是很有用的。因此，发展有关于中国的、包含“组织与情境的共同进化”的动态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转变中的经济体，变化是定义中国的关键性特征。实际上，中国正在进行巨大的社会实验，它为管理与组织动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情境。

制度设置的改变需要在国家、学校和职业各层面上同时进行。在国家层面上，Zhao和Jiang极力建议“基金组织，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应该在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两者间取得平衡。实际上，考虑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基础知识，它应当更多地资助那些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在学校层面上，晋升和终身制的标准，以及博士生毕业的标准都应从对数量的关注上，转到对质量的关注上。

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源于科学研究团体本身。每一个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技能和愿望，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应当鼓励中国的学者抵御走平常的路所带来的诱惑，去追求更高荣誉的研究生涯。

中国学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他们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选择一条羊肠小道，而是“他们有没有勇气去对抗现实”。同样的，Leung指出，“做本土和整合的研究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果中国管理学者真的想要对学界和实践界有贡献的话，那么应该选择一条自己的羊肠小道。

国际性的研究组织非常欢迎有新意的管理的中国理论。

记者：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确存在管理思想和管理活动，尤其是古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行为，但是，缺乏管理学。许多美好的蓝图都从未实现过。在做中国管理理论的创新努力时，学者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思想？

徐淑英：我们首先要分析这些过去的管理行为和模式，以了解其内在逻辑，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在当时产生好的结果。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背景，当时的情境，去解释为什么这些做法是可接受的而且是有效的。是什么情境假设支持当时建议的或使用的管理模式？然后，我们回到现状，看看有多少的情境假设今天仍然有效。让我们用一个小例子去解释一下。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情境假设之一是，学者们是社会上最有价值的人，是在农民，工人，和商人之上的。因此，社会上最聪明的人就努力学习，以便在官场谋得一个职位，成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是在军队中的官员。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成为各个朝代的“将军”。在复旦大学的一些同事试图使用这种“官本位”的思想来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商人)希望在他们成功后得到政府的任命(例如，人大代表)。物质财富是不足以诠释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当代的趋势有可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给了特定的一群人一种价值评价。因此，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我也看到一些将过去的管理模式引入现代管理的可能性。

记者：管理时尚现象应该不是中国独有的。管理时尚的价值是什么？给我们的感觉是，一方面它们对管理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具有较大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

徐淑英：有两种方式来看待这种管理时尚。其一是，经理们渴望尝试新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直觉和经验，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第二种方式是，这种方法可能不适合所有组织，所有的工作，或所有员工。这就需要进行调整。

我的建议是，企业不应该马上全盘接受任何新的方法。它们必须在小范围的员工或者部门先进行试行并进行客观系统地评价。负责评估的部门必须是独立的，不是未来做出广泛应用决定的部门，它必须有良好的评估研究的知识。该公司应该考虑让大学里从事研究的人员参与到试行阶段。它就像在做一次实验。在采用了这一新方法的组和没有用新方法的组进行比对，尽量保证两组有尽可能多的东西具有可比性。一些新的项目失败，不是因为项目本身不好，而是由于执行不当。有时它会遭到员工的抵制。许多很好的项目都是因为执行不力而以失败告终。

记者：管理实践者应该如何学习管理，才能有效地与学术界互动起来？两者才不会彼此隔阂，甚至相轻？

徐淑英：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应该是最好的朋友。

这是因为管理研究的目标是产生有助于管理实践的知识。管理者们向管理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的经验和做法)。管理研究者把这些经验和做法组织成有意义的框架，解释它是什么，它的效果，以及它从何而来。我鼓励每个管理研究员花一段时间待在一个公司里。在他们设计一项研究之前，必须和他们即将研究的人们聊聊，去了解这些经理和员工们工作的情境。同时，我也鼓励每一位经理都学一点研究方法，能够去欣赏科学方法中的严谨性。这样一来，经理也可以有一些知识，去评估他们即将采用的方案的质量。是什么证据能证明该方案将带来预期的效果？

管理者和研究者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得到最好的研究。但是两者必须有一个共识：研究是一项科学的活动。科学是追求真理。因此，研究可能会揭示一些经理人可能不喜欢的真理的。所以，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研究者是一名科学家，而不是一个经理聘请的研究助理，研究员。换句话说，在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即使由公司资助，管理者和研究人员之间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管理的真理以为实践服务。

记者：管理学是离实践很近的一门学问。管理学学术研究应该和实践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比较好？

徐淑英：管理学研究必须兼顾严谨性诉求和切题性诉求。严谨性诉求是要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切题性诉求则是根据实践的需求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知识。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经样本验证性等特征。实践知识具有具体性、情境嵌入性等特征。管理研究来源于管理实践，但超越管理实践。因此在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是维系管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但是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距离不能过大，这是由于管理科学的属性决定的。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在关注其理论科学价值的前提下，还需要关注其实践价值。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的理论贡献，也在于它们对实践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