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研究20年

   

 

 

张军教授认为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研究中国经济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1998年，他把关注点放到中国和俄罗斯、东欧的一些转型经济国家，研究这些国家在90年代以后的转型方式与中国的差异并寻找差异的原因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阶段则是在1998年以后，他聚焦于“增长、结构变化与生产率”，而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一直伴随至今。第三阶段是2008年以来。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而他个人也于2009年出现了一次健康上的危机。这些事件让他的兴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括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开始更多的放弃很多细节的东西，开始从更宽大和更高的视野上去看问题，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经济宏观结构上的一些现象。

而在这三个阶段中，张军教授认为他的个人研究生涯还有三个转折点，这三个转折点看似偶然，却又似乎是一种必然。在早期关注转型经济学的时候，当时拿到美国国会富布莱特项目并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执教的William Hallagan对张军的研究兴趣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也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合作和20多年的个人友谊。

在1998-2008年这10年里面，张军教授的主要兴趣跟增长、结构变化、生产率有关系。其触发因素是他得到了很多的访学机会，包括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招募基金，英国学术院的资助项目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等。这些访学经历使得张军教授结识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很多朋友。而2008年以后，特别是2009年以后，他开始试图把自己的视野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看中国问题的时候，能够把他简化成最简单的一种宏观结构的方式。

 

 

1994年以前，张军教授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画画。因为最终走上了学术道路，所以还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少了一个画家。”当年复旦大学校园里面的主干道被称作“南京路”，在这条“南京路”上每年要举行黑板报比赛。那个时候经济系在黑板报比赛当中，就总是得第一名。而张军教授就是功臣。张军教授还认为视觉艺术的感觉和欣赏，对于提升学术有很大帮助，如何写好一篇论文？就要像对待建筑作品一样构建好论文的结构。所谓论文的“形式”甚至比内容还重要，因为如果能将一个特别复杂的想象提炼成为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就非常有美感。许多学生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除了画画之外，张军教授还喜欢自拍和自己动手冲印照片，他现场展示了一些当时的作品。张军教授当时还巧用糖果包装纸印照片背景，花了很多心思学习摄影构图。另外，张军教授一直热爱学术交流活动，每每有讲座时，他都会掏出口袋里装的小笔记本让学术牛耳签名，这本签名册他也收藏至今，上面有杨振宁、李政道、张海迪、郎平等人的签名。除了文科学者外，张军教授涉猎广泛，他酷爱杨振宁的文章，几乎读了杨振宁的每一篇非物理学的文章。

除了艺术上的特长外，张军教授也交友广泛。那时候胡耀邦先生访问日本，就请来几到中国访问。当时张军教授的班级接到了一个任务是要接待其中的三位日本青年。那一天正好是中秋节，所以他们备下了月饼招待三位日本年轻人。谁知这时飞进来一个苍蝇，整个场面非常尴尬。张军教授为了打破沉默的气氛，就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日本有苍蝇吗？然后大家哄堂大笑，巧妙地化解了僵局。

而在留学生还未大量涌向中国的时候，张军教授就结识了复旦校园里唯一一位剑桥大学的留学生。他们之间有很难忘的交往故事，而此人后来成为英国的经济学家并担任《中国季刊》的主编。

 

 

张军教授获得过很多奖学金，他回顾了所获的几个奖学金背后有趣的故事。

《现代产权经济学》这本书是1991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现在已经停印了。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的时候，关于所有制的问题、产权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于是张军教授就撰写并出版了这本书。张军教授凭借对产权经济学的兴趣获得了英国大东电报的技术奖学金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暑期项目，而这个推荐人正是后来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特恩勋爵。

1992年的夏天，张军教授拿到了另外一个奖学金——英国文化委员会技术合作奖学金去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亚非学院。但张教授最爱去的是坐落在这个学校的英国国家发展研究院叫IDS。而在IDS里，张军教授度过了很多研究时光。张军教授在演讲中还为同学们展示了自己在世界各地出席活动或演讲的留影纪念。

张军教授1995年从华盛顿州立大学回到复旦教书，集中精力于“双轨制”研究。在1998年的时候，他又申请到了“王宽诚英国学术院奖学金”，回到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中心， 参与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研究。另外，他还在复旦认识了村上直树。那个时候村上跟他的导师一起来上海做调研，内容也是关于中国的工业改革。牛津大学出版社后来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工业改革》。张军教授认为这本书对他很重要。所以他的兴趣在1998年以后转向对工业改革的研究，其实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后来张军教授申请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了哈佛大学，当时燕京学社由杜维明先生担任社长。但是去到那边发现，其实并没有人做经济学，也没有人做社会科学，大部分都是做宗教、文化、历史、艺术等等，但哈佛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它有经济系，有哈佛商学院，有肯尼迪政府学院，有很多可以用的资源。张军教授在那边待了一年，开始集中撰写中国工业方面的研究，还第一次整理了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出版了集大成的《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一书。同时也结交到了两位对他影响比较大的经济学家，分别是罗斯基教授和杰弗森教授。

 

 

2008年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而张军教授的身体健康也亮起了红灯。此后两年的时间他几乎都没有再做研究。等到恢复以后，医生告诉他说：“你必须要把工作量减到最低，不能劳累。”所以他开始暂时放掉很多很细碎的东西，慢慢把注意力转向关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大问题上来。

 

2011年，张军教授开始复出，他随即接到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邀请信，请他担任2011年的THE WORLD ECONOMY年度讲座嘉宾，因为不能长途飞行，讲座安排在了诺丁汉大学的宁波校区。于是，张军教授用英文做了《朱镕基可能是对的》这个演讲。该演讲的全文发表在第二年的THE WORLD ECONOMY上。这是他“健康危机”以后所做的第一次公开讲座。虽然因为健康问题，以及康复以后精力上面的制约，他的研究领域有了偏转，但却也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抓住了那些更能引起关注的大问题，而且获得了很好的影响力。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更活跃、发出自己声音做出了贡献。尽管最近七八年的时间，身体状况进入“新常态”，但也因此开辟了一番新天地。他每两个月发表在世界著名的意见领袖平台PROJECT SYNDICATE上的文章影响力越来越大。他最近这些年每年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约有30次之多，张军教授说，由于自己所担任的三重角色，特别是还有行政管理的约束，他也只能选择接受一部分了。尽管很辛苦，但在国际场合既可以表达自己对中国经济的见解，也能听取同行的不同看法，依然很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