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原因即人口红利消失从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供给侧施力不等于简单地增加供给，中国经济增长也不会硬着陆，而将呈现一个L形轨迹。
诸多国际经验已经表明，一味采取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追求V字形复苏轨迹，不仅不能取得期望的结果，反而会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境地。
从供给侧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通过结构性的三个关键领域的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方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自201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概括了新常态所具有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特征以来，这一判断已经成为认识经济形势、找准主要挑战和着力施策的定盘星。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进程，新常态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热门词汇，而是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和丰富，逐渐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认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和舆论界，也存在着对于新常态、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等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甚至误读，妨碍我们自觉贯彻党中央的经济工作方针。因此，在理论上更加准确理解和认识新常态，在实践中更加自觉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放在世界经济大格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正在努力实现的宏伟愿景中予以把握，形成更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清晰界定相关的概念，厘清存在的模糊认识，谋划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与世界经济呈现的新平庸、经济减速的阶段性供给侧因素与周期性需求侧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总量性刺激政策之间的差异，做出明确辨析，从而使理论上更加一以贯之，行动上更加具有自觉性。
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相区别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触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乏力，201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2.5%，仍然远远低于金融危机前2006年4.1%的水平。其中，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美国也于2015年12月实施了9年多以来的首次加息，但是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尽如人意；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在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呈现滞涨特征的同时，印度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趋高。
可见，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也或多或少被世界经济长周期所左右，全球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参加图1）。但是，每个具体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并不相同。
在世界经济表现出这种“远近高低各不同”风景的同时，我们仍可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那些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逐渐减少，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低的增长速度。
以2014年为例，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低收入组国家（人均总收入或GNI低于1035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035~4086美元之间）平均增长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NI在4086~12616美元之间）平均增长4.5%，而被定义为高收入的国家（人均GNI高于12616美元）平均增长率仅为1.7%。
经济增长理论以“条件趋同”概念解释这种人均收入越高增长速度越慢的现象。例如，巴罗通过众多国家的大量历史数据所做的增长回归，得出任何国家不可能长期超过2%的趋同速度的结论，并把这个速度作为趋同的“铁律”。由此他预计中国很快将减速到3%~4%的增长率上面。
笔者认为，这个所谓的“铁律”固然提供了一种解释减速必然性的理论和经验依据，但是具体到特定的国家特别是应用到中国的情形，却因看不到独特的减速原因，容易陷入中国经济悲观论，也不能提供如何通过改革获得持续增长动能的有益建议。
从世界银行分组标准和数据看，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走过了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再到中等偏上收入的赶超过程。例如，继2001年跨越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的分界线，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之后，2010年又跨越中等偏下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的分界线，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2014年为7590美元。这个人均收入提高的历程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过程，与前述规律性有关，其中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恰好在中国经济总量于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预测发现，2017年中国15~59岁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也将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这意味着，作为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以及要素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长期存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正在加快消失。
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有计量分析表明，1982~2009年间，在10%的GDP平均增长率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7.1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的贡献为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0个百分点。
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以人口红利消失为突出特征的发展阶段变化，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把阶段性供给侧因素与周期性需求侧因素相区别
有测算表明，如果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的增速因素，中国潜在增长率将从1978~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并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参见图2）。
按照定义，潜在增长率是指特定时期、给定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没有周期性失业，也没有明显通货膨胀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减速反映的是作为供给侧因素的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非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缺口。
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因素导致的，同时，引起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实际增长减速的供给侧因素，是指企业不再能以原有的成本、利润水平创造同样的产出，并不意味着供给不足。因此，供给侧施力也并不等于简单地增加供给。
有研究者认为，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因素，来自于与世界金融危机相关的外需不足，属于周期性因素。因此，他们坚信通过从需求侧发力，期待经济增长形成一个V字形的复苏轨迹。
但是，正如前述表明，表现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供给侧因素，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回归到原来的基点上。例如，以11种代表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与世界贸易的同一比重相比，可以得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该指数显示，自2000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13年总共下降了36%。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出口的下降伴随着世界贸易的普遍萎缩，在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出口的下降快于世界经济整体。
供给侧因素通过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是趋势性因素，固然是不能逆转的。然而，在中国经济中还存在着诸多体制性扭曲，从供给侧提高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是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予以矫正的。
综合这些可变和不可变因素的作用，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长不会硬着陆，而是将经历一个随发展阶段变化下行，随后通过改革赢得新的增长动力，以遏止过快的下行趋势，甚至改革红利还能使潜在增长率得以一定回升，因而呈现一个L形轨迹。我们可以从供给侧进一步观察影响增长速度的几个因素，以便得到关于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启示。
第一，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快速上涨。
例如，农民工实际工资在2004~2014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11%，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据估算，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自2004年开始即呈提高趋势，至2013年已经上升了60%，年平均提高5.3%。
值得指出的是，国外媒体关于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已超一些发达国家的说法，由于使用了单位就业的工资率数据，有明显的高估倾向，因而所言夸大其词。但是，中国单位劳动成本的确以大大快于主要制造业国家的速度提高，所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从而国际竞争力确实在迅速弱化。
第二，新成长劳动力显著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也产生抑制生产率提高的效果。
在统计上，我们可以把各级各类学校毕业未升学的数量加总起来，看作是新成长劳动力，把每一级毕业生的人数乘以该级学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加总起来作为新增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以及经济活动人口（即将自2017年）负增长，预测显示，上述两个指标在2011~2020年期间皆以年平均1%的速度递减。
第三，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呈现，投资回报率下降。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在很长的时间里支撑投资驱动型的高速经济增长。而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根据各项研究的观察，中国资本回报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明显加速。据估算，中国资本回报率从2004年的24.3%降低到2013年的14.7%，其间以年平均5.7%的速度下降。
第四，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重新配置的贡献。这个贡献率是在2010年以前外出农民工年增长4%的情况下达到的。2014年，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是农村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外出农民工增长率2014年下降为1.3%，2015年则进一步下降到0.4%。
第五，诸多体制性障碍提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越是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越是重要。这是因为传统资源配置空间缩小，需要挖掘新的效率源泉，需要依靠及时、准确和微妙的价格信号，以及经济活动主体的灵敏反应，而这需要更加健全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然而，市场的作用不是抽象的，而要通过各种具体的功能和机制得以发挥。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政府管制过度、审批过程繁琐、税费负担以及社会保险缴费率过重、融资渠道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等问题，都严重妨碍着市场的良好运作，提高了企业面对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客观上产生着抑制微观领域创新的效果。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总量性刺激相区别
在新常态下，传统增长源泉以一种急速的方式弱化，而新增长动力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培养。例如，直接影响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资本回报率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与此同时，可支撑持续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提高，甚至还会因为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变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未及消化等因素，呈现降低的趋势。
可见，在前述的供给侧因素作用从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采取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追求V字形复苏轨迹，不仅不能取得期望的结果，反而会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境地。诚然，由于人口红利是以2010年为转折点陡然消失的，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资本回报率降低，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速度下降等问题的发生也是异常迅速的，导致潜在增长率陡然降低。相应地，产能过剩、财政收入稳定性、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等冲击性问题会集中爆发，为了避免过急、过陡的增速下滑，避免经济波动和社会冲击，宏观经济政策保持适度宽松，以维持经济减速的平滑性是需要的。
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度宽松，必须明确界定旨在补齐真正的“短板”。在着眼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三驾马车”分析中，人们知道外需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的，消费需求也不是可以依靠一次性的努力予以改变的，因此，刺激需求的政策往往集中在投资方面。现实中，中国的确仍然存在着诸多基础设施瓶颈，如果将投资注入这样的领域，既可以产生GDP，也能够提高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当然，在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中，识别和选择这些真正的短板从来不是容易的任务，适度的把握则更是困难。超过这个“适度”范围的强刺激，试图使实际增长率长期处在潜在增长率之上，则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
首先，在比较优势下降的情况下，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的效果相应减弱。
在存在人口红利从而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的条件下，企业具有扩大经营的动力，因而也会对宏观经济政策信号做出预期的扩大投资反应。但是，在新的经济发展常态下，比较优势丧失的涵义就是，坚守传统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者，在生产率得以上一个新的台阶之前，不再能够以原有的成本取得同样规模的市场。
因此，诱导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宏观经济政策信号，并不能激发起企业投资热情。如果依靠补贴等办法吸引企业贷款，往往形成过剩产能，还会逐步积累起恶性循环，直至造就僵尸企业。至于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探索新的比较优势，所需的是其他诸多制度环境和政策措施，而不是简单宽松的货币环境和财政刺激。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的，这类投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超出补短板的限度，一方面，难以实际推进到位，形成有效的投资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即使终究实际建成，也往往会成为过剩产能，积累政府债务风险。
从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终究是短板，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然而，就经济发展赶超而言，“必要条件”常常是最不具有说服力的事物。即使在那些基础设施明显成为制约因素的国家，事实也证明，并非基础设施建起来即可以产生真实需求。换句话说，所谓“萨伊效应”在实体经济领域并不存在，在基础设施领域也不存在。
例如，日本是一个经历过人口红利消失，同时没有认识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侧因素，反而做出需求不足的判断，实施了各种刺激政策的失败案例。当年，在日本试图靠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时，就遇到了投资资金难以落实的窘境。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发现，在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中，公共投资遇到先是“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等层层打折扣的问题。无独有偶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家审计署在对重大（刺激）项目建设的审计报告中，开始持续反映审批环节多、时间长、部分项目进展缓慢，以及虚报开工及完工量、已建成项目闲置等问题。
再次，刺激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和货币量往往被投机性需要所吸纳。
Koo通过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发现，企业修正了行为准则，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急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因而没有贷款的意愿，由此他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是，他没有认识到的是，恰恰是因为丧失了竞争力，在能够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竞争力之前，别无他途，企业会把货币政策硬加给它们的货币量转而用于与比较优势无关的投资领域，从而流动性外溢到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易产生泡沫的领域，以致积累起金融风险。
归根结底，刺激政策并不能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源，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着力点必须放在供给侧，着眼于通过改革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失去的30年”之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常性的财政刺激，大量释放了流动性和货币量，分别助长了经济史上最为疯狂的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购买，乃至艺术品购买等泡沫，最终难逃破灭的恶果，并陷入万劫不复的经济停滞。自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实施刺激政策以来，类似的情形已经在中国呈现端倪，所致宏观经济风险值得警惕。
笔者在图3中展示了最近20余年来中国广义货币（M2）、马歇尔K值（M2/GDP）与GDP增长的关系，其与泡沫形成时期的日本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种货币过度供给不可避免地会推高债务率和坏账率。
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所以，放弃经济周期分析框架以及从需求侧寻找政策手段的思路，转而从供给侧那些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首先，瞄准导致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进行存量调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杜绝和防范在增量上造成循环往复。创新发展的要义是“创造性破坏”，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把资源从低效使用转到更高效使用，因此，创造和破坏都可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允许破坏才能将创造性破坏转化为创造性创新。有研究表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使无效率企业退出甚至死亡，让更有创新性的企业进入和成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高达1/3到1/2。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疾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置源泉式微，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将越来越倚重这个新的来源。
其次，从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入手，从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改革红利的领域着手，率先推进改革。
结构性改革与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行政审批、财税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改革，都可以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瓶颈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因而具有显著的改革红利。
再次，完善社会政策托底民生的功能，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需要借助创造性破坏机制，并且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必须予以破坏，物质生产要素的无效配置格局亦需要破坏，甚至与之相关的岗位也可以破坏。然而，唯独劳动这个以人为载体的生产要素不能破坏。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得到体现。因此，越是在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时刻，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任务越是紧迫。不仅如此，加大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覆盖率和力度，更是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题中应有之义。
蔡昉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供给侧认识·新常态·结构性改革——对当前经济政策的辨析》
原载《探索与争鸣》杂志2016年第5期
(编辑:郭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