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处于巨大的焦虑之中，但这就是生活。” 德怀特·珀金斯语调总体平稳，但尾音稍有上扬，“即便是我，也会有这种焦虑”。
这位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刚逾八十，满头白发但谈吐清晰。他是典型美国中产家庭成长起来的一代，其父是享誉世界的草原派建筑大师之子。对中产阶层，珀金斯的认识是双重的，一方面源自于自身的阶层认同，另一方面是透过学者的研究视角。
不过，与其它美国学者不同，珀金斯对中产的认识并非局限于西方经济社会体系。作为全球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曾任哈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撰写并出版二十余本涉及亚洲经济史、经济发展的著作及大量论文。中国的经济及其中产阶层，正是珀金斯过去几十年的研究重点。六年前，他亲自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编纂的《经济转型之上的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一书作序，谈及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缺失与中产在经济转型中所面临的挑战。
就在今年六月，珀金斯来到深圳参加2016年北大汇丰商学院举办的留美经济学年会。身处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特区，他在回应股市动荡、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间隙，与笔者谈起中国经济下行及其阴云笼罩下的中产阶层。这位亲历过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美中产阶层焦虑的学者，深知中国中产的“逃离”梦想，却认为焦虑可能为社会经济转型创造“卡尔多改进”的难得契机。
经济盛宴的散场
“如果要谈中国经济的前景，那我会先捋一捋中国经济的来路。”德怀特·珀金（Dwight Perkins）不紧不慢，他认为要知悉中产阶层所处的时代。十年前，他与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Rawski) 合作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经济将无法维持9%的高增长率，这是预测中国经济放缓最早的声音之一。
珀金斯提到，中国往昔的经济奇迹归根结底在于四大基本因素：前苏联模式的解体、改革开放、城市化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改革之初，中国消费市场十分低迷，住房及交通等设施发展滞后，需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间的人口迁移使得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投入现代化生产，造就了人均产出的繁荣。
“这四大因素已发生转变。”中国不能继续依靠修高速、高铁及机场等基础设施维持高增长，而房地产市场总体已开始筑顶，增长潜力不大。大规模的投资仍是中国增长的最大特点之一，但长期以往并不可持续。在城市化问题上，他援引蔡昉教授的言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消退，城乡移民所带来的增长开始放缓。”
继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之后，中国正在告别所谓的“赶超性”增长。“9%或10%的极高增长率，会在发展中国家完全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增长时提前终结。”珀金斯认为经济增率的“跌落”是普遍现象，但动因则不尽相同。由于资本泡沫及老龄化，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常的停滞时期，而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正常的放缓阶段，但存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经济会否“硬着陆”或滞胀，是中产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就像是盛宴散场后，焦虑要如何面对残羹剩饭”，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媒体上对“硬着陆”的定义很杂，而这一概念此处指显著的经济放缓，甚至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中国还不具备‘硬着陆’或滞胀的客观条件，”说这番话时，珀金斯并非对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频繁曝光无所知悉。
“中国面临企业负债过重、金融市场混乱、银行坏账率过高等问题，如果这一系列问题发生在美国，很可能引起严重的衰退。”珀金斯解释道，这是因为美国有完善的制度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中国则不同。目前，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率为8.1%甚至更高，但政府通常会选择增发货币来救助银行以维持其资金链稳定。
随即，他把时间维度拉长，指出政府长期救助业绩不佳的企业，最终会造成经济放缓；若增加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的投入，会造成该领域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如果这样循环往复，加上老龄化的深入，中国经济滞胀的风险会增大。”珀金斯认为补救的方法是，投资其它有增长潜力的产业，比如环境清洁领域或高新技术领域。毕竟，刺激国内消费并非易事，中产还没适应“双面”人生。
中产的“双面”人生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Lipset）指出，中产阶层有经济与政治两副面孔，他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后，对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学界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今也并不稳固。”
中国中产是积极的经济参与者，拥趸经济市场变革来积累更多财富；但他们又是犬儒的政治旁观者，害怕社会变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珀金斯认为，正因为中国中产具有的政治犬儒性，他们时下对经济面孔的维护格外焦虑。《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资本逃逸是中国中产阶层对未来形势感到不安的体现之一。近年来有45%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希望至少将储蓄的10%换成外币，有29%的受访者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高通胀率、飞涨的房价及混乱的股市似乎都在蚕食中产的财富。
“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股市不是可靠的投资渠道，人民币近期又面临贬值压力，所以更多的流动资金选择投资海外市场。”珀金斯认为，中国的股市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入市更像在赌博而非投资。政府最终会对内幕交易、经纪人的各类手段有所把控，但这一过程相当艰难。当国家正在发展时，出现问题是正常现象，银行体系、房地产市场及财富管理产品，这些投资渠道并不总是可靠。
珀金斯的声音沉了沉，“中产不是亿万富豪，必须谨慎管理自己的财富”，他的右手随即在胸前比划了一下。事实上，“中国人比以往更为富有，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他从事中国研究这段岁月里，中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从几百美元增至几千美元。
如今，学界将中国中产大致分为三类，“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边缘中产阶层”。珀金斯认为，边缘中产阶层是承受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群体，就业压力和房价压力等严重阻碍他们上升到新中产阶层队伍，并过上真正的中产阶层生活。许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呈现出边缘中产的特点，“在经济下行趋势中，他们的焦虑一般更为严重。"
然而，问题根源或许在于中产希望在守护财富的同时，维持“岁月静好”的状态，却忽视经济地位的维系很多时候离不开社会变革。所以，每一次公共安全事故后，中产阶层虽是舆情的倡导者，却未能将危机转化为呼吁社会经济改革、财产权利、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的契机。不满情绪褪去后，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替代出路，比如代购奶粉、出国就医、投资移民。珀金斯认为，多数中国中产对“双面”性的偏颇认识，是焦虑难易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的重要原因。
中产的漫漫前路
“长远来看，中产阶层的壮大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可能超过经济影响。”
珀金斯认为，从经济层面而言，中产在经济下行的阴云笼罩下，仍对中国向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起到关键作用。当更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开始占主导地位时，他们会开始思考经济社会体制要如何运行，不再一味遵循政府指示，这是政治诉求的觉醒。上世纪90年代，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不满军队控制下的政府，致使旧制度无法维系，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选举，最终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
中产阶层被视为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但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呈现出保守与犬儒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制度根源，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在《狂热分子》对中产阶层的权力软骨症直言不讳：“不管一个言辞人之前如何抨击当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
珀金斯认为，中国中产不太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普选或多党制的剧烈转型，因为他们与既有的政治体经济制联系紧密。“反对的声音”不但会被政府会视为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威胁，大多数中产也会将其视为“扰乱稳定的喧嚣”。不过，社会转型的压力并不会来自中产以外的群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相对农业人口而言，会较多地参与政治经济决策，社会转型的主要压力最终必然会来自城市而非农村”。
社会问题会对中产造成经济地位冲击，并加速中产对“政治面孔”中权利诉求的觉醒。去年的天津港事件，许多中产一夜间失去房产且赔偿无门，其背后或隐藏着深刻的体制问题。珀金斯认为，该事件是中产阶层面临的诸多潜在问题的表现之一，触及中产的权利诉求，但目前对社会制度不会造成持续的冲击。“只有更多人感到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甚至高层官员开始厌倦既有制度时，经济社会制度才会发生更多重大的变革。”
在其新书《东亚的发展：基础及策略》中，珀金斯分析了收入分配情况，以揭示社会不同发展趋势及阶级差距。比如，日本维持了较为温和的贫富差距，但中国已成为亚洲发展最不平等的经济体。他在采访中指出，“不断拉大的阶层差距会堵塞向上的阶层流动通道。” 珀金斯阐述道，中国政府从农民那低价接收土地，然后推高地价，给农村留下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拉动了住房成本上涨。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虽然通常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在没有政府补贴或相关人才政策的情况下，仍难以负担所在城市的高昂房价。
城乡发展二元化、城市间发展不平衡，使得城市中产想要逃出围城寻求更好的立足之地，农村人口想要逃入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福利。然而，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而社保制度则限制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社会需要保证向上的阶层流动，有活力、能力及思想的人应该能受到更多的教育，并有机会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一来，中产阶层的队伍也会随之壮大。”珀金斯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调整个人所得税调整、房产税、户籍改革等策略来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不过，他亦希望看到“双面”中产阶层对经济社会制度变革的诉求与推动。
物质的普遍贫困为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必要改革推力，如今中产对财富与权利的普遍焦虑则可能为社会转型创造“卡尔多改进的难得契机”。珀金斯在采访快结束时谈起这一经济学概念，简而言之，他指的是中产阶层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能够补偿其它阶层，最终使整体的社会效益得到改进。
采写：金颖琦 声明：本文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原创独家稿件，请联系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