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是伪问题，“什么时候用”才是真问题
首先，我认为“产业政策有没有用”是一个伪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都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政府采取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等手段重点扶持某些产业优先发展。例如，日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对汽车和家电产业的扶持，韩国70年代之后对造船、钢铁、电子产业的扶持，台湾地区在60年代之后对纺织、石油和橡胶产业的扶持，都是耳熟能详的案例。
从结果上看，既有成功的产业政策（如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也有失败的产业政策（如日本的家电产业政策）。而且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很难从数量上直接进行比较，因为一项非常成功的案例可以抵消很多失败的案例，但反过来说也成立。因此，不管是赞成产业政策的一方（以林毅夫为代表），还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一方（以张维迎为代表），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极端观点的证据。这样的争论显然不可能有定论，也就争不出一个输赢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样的争论其实是在浪费口水去讨论一个伪问题。
那么真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就应该总结和反思一下：什么时候产业政策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只有找出了产业政策的边界，才能更好地使用产业政策，或者避免使用错误的产业政策。笼统地认为需要还是不需要产业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有用还是没用，对于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并无裨益。经济学的精髓就在于，找到最优行为的边界条件，而不是直接判断某种行为是不是最优。
新兴行业慎用探索型产业政策
从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上看，成功的产业政策通常发生在后发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过程之中，而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发生在那些新兴行业或者处于技术前沿的行业。为什么日本扶持汽车产业的政策比较成功，而扶持家电产业的政策比较失败？从历史和逻辑上讲，像汽车、轮船这样的传统工业具有比较稳定的产业发展和转移规律，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
“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发展路径比较稳定，发展方向比较明确，但同时存在初始投资大、生产周期长、配套环节多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都可以通过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政府来协调解决。”
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发展路径比较稳定，发展方向比较明确，但同时存在初始投资大、生产周期长、配套环节多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都可以通过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政府来协调解决。在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下，政府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本投入重点行业，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解决企业发展所需的配套条件和外部性问题。
因此，凡是模仿型产业政策，只要能够解决官员的激励问题，通常比较容易成功。符合这类产业政策的正面案例，除了工业部门，还有那些享受优惠政策的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经济特区等。
相反，如果政府想在那些快速变化的新兴行业或者处于技术前沿的行业推行探索型产业政策，就往往容易遭致失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例外。一旦产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确定性，技术变迁日新月异，连处于市场前沿的企业家都难以捕捉，都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为市场运行提供后勤保障的政府官员可能更无法先知先觉。以彩电行业为例，关键的显示屏技术变化多端、竞争激烈。日本厂商开发等离子技术时，根本没有预料到液晶技术后来居上，以至于贻误了商机，错失了大片亚洲市场。
所以我的结论是，对于模仿型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仍然需要，但是对于前景不明的探索型产业政策，一定要谨慎使用，应该将产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
（本文发表于《新京报》，2016年9月19日，原标题为《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真问题是什么》，本文转载自新京报微信公众号。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