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后，中国高校将会进入高度的“生源竞争”阶段。这一点，现在已经初见端倪。到那时，你如果跟学生说“我们校园有多大，有多漂亮”，可能就不管用了。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其中包括“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与诚信教育的能力。
一个人不论走得多远，他的起点总归虔诚地守在那里。洪永淼——一个经济学界响当当的名字，却从不敢忘故乡厦门翔安勤劳本分的耕读家风，并把它解读为:“读书耕田都要老实本分，耕田时踏实肯干，做学问也需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来不得半点虚假。”
厦门大学是他学业和学术事业的起点，一切从1980年秋，16岁的洪永淼迈进厦大物理系的那一刻开始。如今，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教育部首批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组部首批 “”入选者，也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光环背后，是一个经济学人谦为人师、勤以治学的本分。
故土难离，母校情重。今天，作为厦大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两院院长，他砥砺前行，只为探索一条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改革与转型之路。转型永远伴随着“阵痛”，对于寻找出路的人而言，掌声背后或许会有质疑声作伴，但也唯有如此才能不断修正前行的方向。
2016年12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偕同夫人为厦门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设立“邹至庄经济学教育基金”。有人问邹先生，为什么把个人积蓄交予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他的回答简单，更坚决——“因为我看好这块经济学教育的试验田”。
洪永淼主张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强调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提出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教育发展之路？近日，洪永淼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经济学并非只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叫做“经济发展”
文汇报：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经初步核算，2016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邹至庄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谈到过这个数据，他的观点是：“我们不必过分执着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绝对值。不论6.7%，还是6.5%，数字本身都并没有那么重要。其核心还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看老百姓切身的生活体验是好还是不好。”邹先生多年来从事数据研究，却也会道出这般感性的理解，同为计量经济学家，您是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的？
洪永淼：经济学并非只是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叫做“经济发展”，其维度要更广一些，包括经济增长模式、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生态环境、生活质量、幸福感，等等。其实，这是经济学常识，但在实际中却很难把握。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GDP增速上面，中国GDP增速曾长时间保持在平均9%以上，如今降到6.7%，而美国的GDP增速通常只有2-3%，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可谓全速前进。于是，有些人不免沾沾自喜。但若比较两国人均GDP，恐怕又会得出另外的结论。
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而不是要素投入，其增长看似“低速”，但经济附加值却是相当大的。以苹果手机为例，美国企业设计，中国企业组装生产，然后再运回美国销售。中国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中大概只分得4%左右的增加值，而美国企业则拿走了60%左右的利润。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增长。单位要素、特别是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相比发达国家要低很多。
从长期看，我们不必执着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增长速度真的不重要了？我们是不是要减少要素投入，完全依靠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呢？答案则不尽然。中国经济体量大，其惯性也是巨大的。要从目前的现实状况跨越到主要依靠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中间存在一个必经的过渡期，而且这个过渡期可能会比较长。
创新能力的培育受教育、文化、制度建设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可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在发展中实现创新转型，增速绝不能掉得太快，更不能把原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下子全部抽掉。
2008年，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概念。但是，一段时间“新鸟”迟迟没有进笼，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已转移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急于转型，无奈却客观为自己培养了若干竞争对手，瓜分走了我们一部分国际贸易市场与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文汇报：近年来，经济学界对于产业政策“好”与“不好”的争论很是热闹。由于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可实验性，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知道，倘若一项政策没有实施，那该是怎样一番天地。您认为，这些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是否存在积极意义？
洪永淼：一项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对经济有无效果，或者效果有多大，不仅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设计，还取决于实施政策的时机、环境、具体条件，有无配套措施，等等。例如，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需求不足时可能有效，但在经济过热时则可能有反向效果。政策效应评估是一道难题。
计量经济学有一个专门的领域，被称为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主要是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在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测度其实施后对某个群体、某个行业或某个地区的“因果”影响。的确，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可实验性，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的核心便在于尽量客观地估计无法观测到的虚拟事实，即政策没有实施的情况下的经济状态。某项政策的效应可测度即为政策作用下的实际效果与虚拟事实之差。
例如，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南加州大学教授萧政提出了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政策评估方法，并应用于评估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关系。经过科学的量化分析，萧政教授得出结论，虽然回归祖国后香港经济并没有显著增长，但是内地和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对香港地区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约为4%。
经济政策争论本身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启发公众的思考。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用数据与计量方法对政策的效果进行客观评估，“让数据说话”，并分析解读其原因，以提高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文汇报：对于大学而言，本科教育具有基础地位。有人说，在大学的职能中，科研、社会服务等职能完全可以由科研院所来发挥，唯独本科教育这项职能，任何社会机构都无法取代。于是，校园里没有本科生的教育机构很难被视为主流。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未设有本科，是否也遭遇了类似的尴尬？
洪永淼：尴尬在所难免，例如，学校一些部处机关发通知时，常常会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漏掉。本科教育确乃大学之“本”。所以，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要求其教师一定要积极参与到本科教学、本科生培养当中去。
2011年，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经济学院合办了一个全英文教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试点班。现在，已经在经济学院五个系开办了五个本科专业的全英文教学国际化试点班，每个班有40名左右学生。这里所谓的“全英文教学”是指专业课程全英文授课，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进行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的经济专门人才，甚至未来成为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与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我们希望若干年内，专业课全英文授课的范围可以扩展至经济学院每年入学的全部新生，人数规模大致在500人左右。
事实上，单单开办一个实验班进行英文授课并不新鲜，但是要实现整个年级各专业学生的全英文授课，势必需要全面创新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国际化实验班绝非仅仅是教学语言的调整，不单单是学生培养形式的创新，更多牵涉的是机制与体制的改革。有人质疑，用英文上课，这不是全盘西化了吗？其实，此举确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适应了培养国际化经济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
举个例子，目前在国际组织中，中国雇员比例很低。例如，世界银行约1万名员工中，约有200名中国人。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聘用了大约3200人，其中约有50名中国人。中国职员在国际组织供职比例很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严重缺乏“善于交流”的专业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另一个例子，美国一流大学要求其本科生到国外大学交流学习一个学年，学分可以互换。很少美国学生到中国高校学习交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高校至今还无法实现专业课程全英文教育，从而失去了向外国学生传播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声音的机会。
文汇报：按照国际通常的说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的属于精英化阶段，15%-50%的叫做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50%以上的被称为普及化阶段。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0%，计划2020年提高到50%。在高等教育普及率越来越高的今天，提升教学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您对于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方面，有哪些思考？
洪永淼：在国内，一个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一个学期能够修8到10门课。在国外，如果一个学生一个学期内修5门以上课程，大概已经不堪重负了。以康奈尔大学为例，22个学分是条“警戒线”——不允许，或者说不鼓励学生修课过多，以防囫囵吞枣的现象出现，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乃至学业的完成。如果一个学生选课超过22个学分，则需经过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特批。按一门课4个学分计算，22个学分对应5.5门课。
一个学期修10门课，学生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对此我不甚知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门课的内容都不会太充实，学生的学习不可能太深入。到厦大经济学院后我才发现，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罢，很多课程每星期只上一次课，一次课三、四小时。老师开心，因为下了课这一周就轻松了；学生也开心，因为下了课他们就可以把这门课丢在一边了。
但是，这样的学习效果肯定不好。于是，我们把一次课拆成两次课，且安排隔天上课，这样学生才有消化的时间。经济学讲究“边际效用递减”，学生在课堂上坐得越久，其吸收知识的能力就变得越差，教学效率与质量都会有所降低。
我们在经济学院启动这项改革的时候，一二年级的本科生还在与厦大思明校区隔海相望的漳州校区学习。老师们每次上课，都要一大早乘了轮船赶去漳州，其中的辛苦不言自明。原来教师上一门课一周赶一趟漳州校区，现在变成一周两趟。于是，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每天早上在去漳州校区的轮船上都能听到在抱怨我的声音。一个学期下来，很多老师反馈说，他们的备课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课程效率提升后，学生的课量、作业量也同时加大。听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们想要的效果达到了。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一个学生一个学期修10门课是不科学的。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着手进行包括课程设置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工作。去年年底，我们刚刚集齐经济学院所有课程的中、英文介绍。令人惊愕的是，这个成立了30多年的学院竟从来没有一份完整的中文版课程介绍。对于国外高校而言，这些材料是最基本的。它们告诉学生，某一门课在哪个学期开设、课程内容大致如何、占几个学分、前修课程包括哪些，等等。这些清清楚楚的标注，对于学生选课很有指导意义，同时，也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相比较而言，国内多数院校的教学安排往往只从“供给侧”出发，忽视了学生的“需求”。
我想，十年以后，中国高校将会进入高度的“生源竞争”阶段。这一点，现在已经初见端倪。到那时，你如果跟学生说“我们校园有多大，有多漂亮”，可能就不管用了。管理与文化软实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其中包括“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与诚信教育的能力。可惜，今天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文汇报：去年底，邹至庄夫妇决定为厦门大学分批捐款1000万美元，设立“邹至庄经济学教育基金”。采访时，我曾问邹先生，为什么把积蓄交给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看好这块经济学教育的试验田”。“试验田”里播散着创新与改革的种子，自然也少不了挑战与质疑。作为试验田的耕耘者，请您谈谈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不同寻常之处。
洪永淼：筹建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学校最初的设想是把它作为经济学院的下属单位。当时，我的意见很明确——王亚南研究院需要相对独立。国际化办学就是需要跳出当时的体制，尝试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后来证明，这第一步恰恰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国际化”绝非生硬地模仿国外高校，需要结合国内实际，否则只能是徒有其表。提升学术管理水平，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环。细节决定成败。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谈论大的、方向性的东西，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办学是大事，但绝不可以忽略管理细节在其中所能够发挥的巨大影响。例如，为了改善学术环境，我们花在构建行政技术团队上的精力比其他方面要多得多。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刚成立之初，我曾邀请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过来讲学。这位学者给研究院秘书发了一封电邮，告知其机票信息。秘书收到邮件后，就马上着手安排酒店、接送车辆等一系列事宜，唯独没有及时回封邮件给这位学者。人家左等右盼，就是不见确认信息，时间安排无法落地，最后只好再来问我。可以说这是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常常习惯于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再告诉人家。但是，不可否认这就是专业性缺失的表现。可能有人觉得，这不过小事一桩，但是国外学者就是会通过这种细节来进行比较，然后做出选择。
今年年初，康奈尔大学两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收到了很多国内高校的加盟邀请，唯独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人事秘书的那封信写得最“走心”。其实也不过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人事秘书把收信人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信首，而不是用一个冰冷的模板拿去群发。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对行政技术人员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有事通知教师时，除非是紧急事项，否则请不要打电话或者直接去敲门，电邮就可以了。因为教师在办公室里，可能正在思考一个问题、证明一个定理，电话或者敲门声一响，思路可能就中断了。
我每年都会邀请一两位国内学者到康奈尔大学去做访问学者，一年后我会问他们，中美学术环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他们的回答往往就两个字——“填表”。国内很多学人都在抱怨填表多、难、烦，尤其是年终的时候，各种表格要填。人事处、研究生院、社科处等等，各个职能部门又不联网，于是表格满天飞。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打通行政、外事、教学等网络，真正连成为一体，信息共享。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很多学术活动都是在晚上或者周末进行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学术活动。每场活动背后都有一个行政技术服务团队在加班加点地运作。除了机制体制创新外，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主要依靠行政技术人员的奉献与努力，确保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等活动高效率地运转。
年轻学者的学术思想还没成型，不宜过早地热衷于建言献策
文汇报：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从海外学成归来，回国投身高等教育事业。“海归院长”成为了一个醒目且重要的群体。作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两院院长，您如何处理行政管理工作与个人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
洪永淼：2005年，我到厦大参与创建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从此开始了繁复的日常学术行政管理工作。我每年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康奈尔执教。十几年来，人在国内时，全身心投入厦大经济学科，而人在美国时，则白天为康奈尔工作，晚上为厦大工作（中国时间和美国东部时间时差12小时），因为，行政管理是不能够中断的。
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毫无疑义地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已经几乎有十年没有发表过独立署名的英文论文了。由于精力有限，我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靠一己之力，完成从理论证明到实证研究，以及数据收集、建模、计算机模拟、数据分析等等所有的研究工作了。很多事情只好依赖合作者以及所指导的学生来完成。对年轻学者来说，独立署名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一个学者的独立研究能力。
中美高校对院长等管理角色的期待是不同的。美国高校的管理者比较职业化，主要看重的是院长的学术眼界与学术管理能力，并不苛求院长的学术水平。而国内的情况则不同，首先看院长在学术贡献与学术能力上是否可以服众。
文汇报：您曾经在文章中提到，经济学未必要通俗易懂。您认为，经济学家有责任发表一些通俗易懂的科普性文章吗？
洪永淼：经济学家有责任发表大众化、科普性文章，但要区分不同的群体。只有当一名学者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很深入、很成熟的时候，才具备全面总结的条件。他才可能对于专业问题有深刻的感悟与理解，才有能力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阐释抽象的经济学原理。所以，写普及性文章、编写教课书、学术论著，应该是一个学者到了研究生涯比较高级的阶段才可以做的事情。
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他们的学术思想还没成型，学术地位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学术研究上面。如果一个年轻学人过早地热衷于建言献策，忙于大众化、通俗化的演讲，或者发表散文式的经济学文章，那么很可能会浪费其宝贵的科研时间，甚至断送其科研生命。毕竟科学研究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学术贡献，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学术论文。现在很少有经济学家是通过写书来体现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能力的。
文汇报：2016年4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确定了相关学科的A类期刊名单，此后便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经济学人质疑“中国经济学为什么一定要用国际标准”。对此，您有何看法？
洪永淼：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与领导者。然而，与中国经济相比，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弱的。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只有采用国际标准，才能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同，另立标准，或将会导致偏差。
中国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研究内涵，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中国经济学派”，提升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此，需要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而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国际通用的、规范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经济学向前发展，只靠思想创新是不够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也必须与时俱进，这方面是中国经济学的“软肋”。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先进的理论都需要、同时更有责任进行国际交流，争取国际同行的认可，不断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学者发表学术论文，这是现今同行之间交流的最有效形式之一。国外经济学的学科评估体系相对成熟、规范，其中自然不乏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遗憾的是，今天国内经济学界不少人对于数学等定量分析工具的使用依旧存在偏见。研究过程中，如果学者对于数学工具的使用多了一些，难免招致“故弄玄虚”、“故意让人家看不懂”的指责。我本科读的是物理学专业，一直纳闷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抱怨物理学家写的东西晦涩难懂呢？其实，每个学科都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学者应该运用共同的语言、研究工具与同行进行交流。
在国内一些高校，一篇媒体文章、一个政策报告，如果获得各级政府领导的批示，可能就可以顶一篇甚至几篇A类期刊的文章。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学术上是不够严谨的。在美国，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CNN等知名媒体发声，永远都不会成为他们评定“终身教职”的依据。家喻户晓的公众影响力，也不能替代专业的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
在学术上，学术贡献才是评价学人的唯一依据，至少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否则恐怕会产生消极的示范效应，不利于改善目前国内相对浮躁的学术风气。（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