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问题的核心突破口在于体制问题，突破东北的资产出清和体制改革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够贡献给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之鉴。
■马涛
从市场深化和资本积累角度讲，可以将当前状态的东北经济理解为一种资产积累过程、特定资产结构和资产运营体系。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规模也从1985年时不足千亿元，到2017年预计超8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超15%。东北地区却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实现平均水平的发展与增长。一方面，东北地区资产结构是中国70年赶超增长型和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整体资产体系局部结构和阶段性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东北资产体系与中国整体经济在产业结构、增长结构、治理结构上有较大差异，集中体现为市场化运营效率低、体系竞争优势迟迟未能重建。
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思考东北振兴新逻辑
“高质量增长”可以理解为从过去赶超型粗放式增长到中长期中国创新型增长的中间阶段，表现为动态的宏观质量提高、效率改进增长。全国新旧动能转换也是旧资产出清和新资产形成的转型阶段，东北更是如此。不同资产市场结构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不能只用短期指标和局部性的评价体系来看待东北问题或振兴。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转型期，转换阶段最直观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增速下降。这种下降将经历一个市场主体预期形成共识、新资产运转形成结构体系的周期。从规模角度来说，新旧动能对冲实际上是资产出清的过程，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劳动投入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降必将持续一段时间，综合起来，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转换期的时间。在这个基础上来看中国经济中的东北问题，就是我们研究东北经济问题的出发点。
一是局部与整体的不均衡增长，相对独立不是孤立。东北问题有其相对独立性但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东北问题是伴随中国过去两个经济增长阶段中产生的。关于局部与整体的不均衡增长，从资源角度来看，比如央企，在纵向的垂直市场的组织上，资源进入到国资的形成过程中，央企资产的运营并没有考虑东北的市场化交易体系，也没有考虑东北市场相关主体中分配；从行业结构增长，工业化初级产品的资产形成，在改革开放之前，以东北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以出口为导向并没有因为贸易区位条件和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反映到东北的资产积累过程中。
二是计划与市场，高“计划资产”与低“市场资产”。从市场化转型和目前引用资产的效率来看，东北通过计划形成的庞大资产规模比较低效，但是占东北总资产规模的比例相对高，市场形成的资产效率比较高，但是占东北总资产规模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三是短期与长期，资产形成周期有错位。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一个地区资产结构的出清或者说资产结构的形成，实际上与总的资产结构未必一致，行业结构、增长结构、权力结构都未必一致，即便是企业，经历资产结构的转型也要非常多的时间。东北地区在中国70年赶超增长中形成了现在的资产结构，要使其转换成将来的创新型资产结构同样要着眼于长周期。现阶段能够初步预见的就是“十三五”时期和“十四五”前期，5到8年里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个什么特征，8到10年之后，谁也不敢讲能看清楚。因为近70年形成的资产体系，很难用三五年全部厘清其转变型态。
东北经济增长重构的新基准：长期新资产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一个长期性、综合性、动态性的艰巨任务，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单一方面或环节的改善也并不能解决这一系统性问题，在市场经济制度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东北的产业结构、投资环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会在这一动态渐进的过程中逐渐改善。长期以来，围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思路都是转型升级。但是现有存量基础升级很难彻底解决东北问题，面向日渐深化的中国市场组织、日渐扩大的中国市场规模、日渐开放的中国市场体系来考虑市场化新资产重构，应该重构东北经济增长的新基准。对东北地区原有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局部调整，应该置于更全面、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新资产重构来考虑。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
一是新进口替代。站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需求的角度，目前我国仍有相当市场规模的高端工业环节和产业共性技术产品需要进口。而东北仍然具备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适宜条件，比如说“核高基”等高端的工业环节、产业的共性技术产品、芯片等，东北完全可以着眼于工业结构或者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新的基地。
二是新国企混改。东北化央企混改要聚集全国发展新动力。从资产运营的角度来看，比如联通，结合国企混改探索了一条通过混改结合新动能、新经济的方式，是否可以通过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央企国有资本的混改东北化，在东北集聚、向新经济的主体开放、向东北的地方发展主体、民企主体、大众主体开放，聚集起了东北发展的主要群体，也就聚集了东北发展的主体动力。
三是新的振兴指数，新资产形成质量是东北振兴的关键。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振兴新的有盈利能力、有竞争能力、有新动能的资产，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从短期角度来考察经济增长的指标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评价，建议东北可以考虑构建着眼于在东北地区新资产形成的、新动能积聚的、新主体融合的一套指标体系，以此来评价东北老工业基地如何做到振兴，而不仅仅是旧资产的出清。
国家治理和信用背书重构东北经济增长的框架关系
通过市场化形成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竞争资产运营体系需要在与政府互动的治理框架中完成。市场经济的形成，即各种非市场经济形态或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形态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化或过渡的过程，是各个微观市场主体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形成过程。其不仅伴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组织体系的逐渐复杂，还有非市场规则向市场规则逐渐转化，以及市场与政府之间职能边界逐渐演进确立的过程。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是在对一个个资产市场周期中的学习中建立起来的。从抽象宏观市场来看，是直接的市场导向，但是市场是如何导向的，政府和市场规模的界面是怎样建立起来？传统增长理论中“干中学”模型是比较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政府在增长转型或者说东北地区市场出清和建立新的资产体系的过程中怎样在当代中国的市场体系中建立各自的资产边界。
主权信用为东北经济增长重构的国家治理体系信用背书，面向全球市场和国家体系建立国家与东北共生发展预期。这种层面的治理机制，只有主权信用能够完成背书。东北地方政府、大型产业投资联盟无法胜任东北老工业基地这种跨周期、人口过亿、资产复杂、历史地位重要的区域资产的出清和长期竞争性市场资产体系建立。不仅东北本地区的改革，还要有粤港澳、江浙沪、京津冀甚至西部地区等全国其他地区共同参与。不仅需要国家发改委等主管部门，还要贸易管理、金融管理、城镇管理等其他全国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协调。不仅着眼东北当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还需要考虑中国后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创新型增长建构和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对东北地区的需求。不仅依托利用国内市场，还要利用全球市场。不仅利用简单投资主体，更要利用更复杂的市场多元主体。就需要国家治理来架构，需要最高等级的主权信用来背书这一国家东北治理体系。中国中长期结构转型和政治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而重中之重是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东北问题的核心突破口在于体制问题，突破东北的资产出清和体制改革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够贡献给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之鉴。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