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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人口悬崖

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婴儿在上海诞生;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婴儿诞生;再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婴儿诞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婴儿诞生;今年同一日同一城市,仅有27名婴儿诞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疫情期间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能够对出生率带来统计数据上可察觉的反弹。

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统计,其实是全国生育状况的折射。中国的出生率于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已经进入“超少子化”状态。这个数字无论与本国数据相比还是和国际数据相比,都是极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几年前的“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败,也敲响了对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钟。

中国经济存在着林林总总的“灰犀牛”,大概率发生、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其中最大的恐怕就是人口悬崖所带来的冲击。人口问题,在经济学中属于长周期范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长期存在,预测难度不大。它的到来,以十年甚至百年为计算单位,也许对股市一朝一夕的变化影响有限,但却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重大,最终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影响到国家的前途。人口周期的变化,根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也不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以干预的。

人口悬崖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先导致制造业从业员的萎缩,然后带来服务业成本的上升,触发一系列行业的变局,或生产线外移,或产业升级,或机器人替代,最终也许仍然躲不开服务业成本的迅速上涨。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医疗费用的暴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7%,这群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和所产生的费用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未来二十年年龄超过80岁的超老龄人口预计会暴涨,而80岁以上年龄段的医疗开支是60岁以上年龄段的八倍。

人口悬崖对我们财富的最大影响是房价。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有日元汇率急升和事后央行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不过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笔者看来是人口结构的逆转。日本战后婴儿潮人群逐步通过人生周期的拐点,储蓄需要为日后的变现做准备,于是花钱减少、投资欲望下降,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就业机会不稳定,形成经济与就业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是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也经历日本的一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笔者看来靠着五个引擎带动起飞的。经济与收入的增长、人口增长、货币超量发行、城镇化运动以及政策支持。笔者认为经济与收入增长、货币超量发行依然存在,城镇化速度在放慢,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见顶,不久会见到人口净增长的拐点,政策支持就比较微妙。

笔者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分供应端管理和需求端管理。对于供应端,政府的管制力度明显加大,防范房市爆出黑天鹅事件。去年夏季推出的三条红线政策,卡住了多数非国有房企的融资渠道。“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成为非国有房企的一道紧箍咒,甚至是催命符。在需求端,政府的政策管理相对温和,主要是运用房贷尺度来调节流入市场的资金数量,重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笔者暂时看不到房价大跌的风险,不过人口老化之下居住需求下降是可预见的。

中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限制,扭转人口增长失速的问题,但是看来这项政策失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高腾的住房价格和教育开支重压之下,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宽二胎限制几乎没有对人口增长带来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现了俯冲式下降。

生育,不仅受到经济条件制约,其实同时还是一种文化。新的一代年轻人,根本没有哥哥、妹妹的概念,从小的成长环境就是就是自己玩。年轻夫妻双职工,带一个孩子加上家务已经精疲力竭了,周末还要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兴趣班。他们以及周边的朋友看不到多生孩子的欲望。

韩国比中国早二十余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生育率急降,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反弹。去年全国死亡人口更超过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中国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继续叹慢板。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透露,即将对东北地区开展全面开放生育的试点。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结构性倒挂严重,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是板上钉钉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试点?不解决住房、教育、育儿、医疗成本问题,光光开放生育也是不够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其背后是经济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经济基本面因素势必影响东北的出生率和人员流动率。

今年小学三年级的一本课本的封面插图中,过去传统的一家三口家庭又多出一位睡在婴儿车上孩子。起码有关当局尝试从下一代的观念和文化层面上做文章。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是还不够,做得也不够快。

中国的人口悬崖现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解决过程。韩国前车之鉴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社会工程,并非一项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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