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836天的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这艘巨轮终于正式起航，驶向了全球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蓝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6日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致辞说，亚投行应该结合国际发展领域新趋势和发展中成员国多样化需求，创新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帮助成员国开发更多高质量、低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多位接受采访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高官均表示，希望能够获得亚投行对该国基建的投资，并期待亚投行的高标准和新模式能够为区域发展做出贡献。那么，亚投行的模式到底新在哪?可以从定位、业务乃至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意义等角度出发来看。
此外，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1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投行主要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但人民币等其他货币也可以发挥作用。
专注亚洲基建投资与开发
金立群17日在首场记者会上表示，将用创新的高标准打造亚投行。这样的高标准既有已有机构的成功经验，更无法离开最近3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
亚投行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定位上，至今为止，亚投行仍然是唯一一个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与开发的多边开发银行。
已经生效的亚投行协定称，亚投行将更好地为亚洲地区长期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提供资金支持。
与亚投行功能最相近的应该是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这家成立于1966年、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区域性开发机构除了基础设施外，还有四大聚焦领域：环境、区域合作和一体化、金融行业发展以及教育。
然而，亚行每年的融资能力远远满足不了亚洲日益旺盛的基建需求。根据该行测算，2010年~2020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投资合计需要约8万亿美元，但世行和亚行目前每年能够给亚洲的资金大概只有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这些资金的40%~50%。
此前，亚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表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很大，成立亚投行是可以理解的;亚行在亚投行成立后会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
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的成立将有助于从亚洲域内及域外动员更多急需资金，缓解亚洲经济体面临的融资瓶颈，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互补，推进亚洲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主要向成员国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资金，比如机场、公路、电信、铁路、城市建设等。而这恰恰是亚洲区域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支持。
这样的一个定位，已经获得了急需建设资金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巴基斯坦财政部长达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巴基斯坦是亚投行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尽管巴基斯坦有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巴基斯坦仍然希望通过亚投行的平台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发展做出贡献。
斯里兰卡财政部长卡鲁纳纳亚克则对记者表示，斯里兰卡非常荣幸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成为亚投行第一批创始成员国，斯里兰卡已经向亚投行理事会提交了一个亟待开发基础设施项目清单。
创新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
习近平在开业仪式上提出的对亚投行的另一个期望是，创新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如何以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盈利是亚投行未来运营的重点之一。他介绍说，亚投行运营的盈利方式有三种途径，一是选择见效快、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好项目，二是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加强项目有效管理，三是坚持公开透明合理有效的原则，完善治理结构。
金立群1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考虑到目前美元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兑换方面，需求也高，使用美元有利于银行开展业务，亚投行主要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但人民币等其他货币也可以发挥作用，对借款国提供美元之外币种的融资。
此外，亚投行还有望在融资方式上体现新意。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表示，以贷款产品为例，未来可能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等形式;可能既包括对公共部门的投入，也包括对信用部门的投资，贷款产品会更丰富。
大量发达成员国的存在，也会对亚投行的创新提供助力。比如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思科根(Tone Skogen)就告诉记者，挪威虽然是亚投行域外成员，基础设施需求不如多数成员国强烈，但挪威看重亚投行的高标准和新模式，希望以挪威自身的发展经验为亚投行接下来的管理运作做出贡献。
启发穷国基建新思考
“21世纪是创新与合作的时代，需要新的愿景和团队来完成这个时代的使命，同时资金也是关键。我认为亚投行符合上述所有要素，因此亚投行未来一定会有不俗的表现。”匈牙利央行行长马托奇告诉记者。
正如马托奇所述，亚投行是新世纪的产物，也将引领新世纪全球多边金融机构的新风潮。
早在去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接受独家专访时便表示：“全球的基建需求巨大，而IMF当前和未来的主要任务都不会是基建融资，因此如亚投行这样的基建投资机构是受欢迎的，只要它们能够倡导合作、高效运作。”
而对于亚投行与亚行如何共存的问题，金立群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亚投行会不会对亚行造成冲击?很简单，上世纪60年代亚行成立时，有没有对世界银行造成冲击?没有嘛。”
金立群解释称：“道理很简单：第一，亚投行的工作重点和现有机构有重叠，但有区别;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70年前成立世行，50年前成立亚行，现在成立亚投行，亚洲地区经济总量比以前增加了多少倍?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荡荡，完全容得下一个新的机构，不会发生‘踩踏事件’。需求摆在那里。”
除了此前多次谈到的与现有国际多边机构的互动问题，金立群17日也多次提到了亚投行对于穷国、穷人的关注。“农村生活给我一种磨炼，也是一种意志考验。在感情上，我始终没有离开农村，也因此对亚投行从事的扶贫开发事业充满热情。”金立群说，“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亚洲一些特别困难的国家需要帮助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在记者会上，他多次提及基础设施建设对落后地区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亚投行”的诞生，确实促使非洲、拉丁美洲等面临巨额基础设施融资缺口的欠发达地区，开始考虑在本区域内成立类似于“亚投行”的多边金融机构。
2006年~2015年担任非洲开发银行(下称“非开行”)行长一职长达10年的非开行前行长卡贝鲁卡此前告诉记者，非洲发展需要建立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记者后来遇到卡贝鲁卡曾经的副手、非开行副行长、非洲50基金董事会成员博阿马赫时，他更直白地说，非开行旗下成立的专注于非洲未来5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洲50基金就是非洲的“非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