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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会新主席:放水是拯救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

由Alvin Roth(主席),William Darity,Jr.,Erica Field,Kristin Forbes,Rebecca Henderson,Hilary Hoynes,Guido Imbens和Lawrence Katz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提交了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当选成员的提名名单。4月24日,由提名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投票成员共同组成的选举学院随后选举了学会当选主席候选人。其中,Christina Romer当选为学会主席。

Romer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奥尔顿。她1985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生导师是Rudi Dornbusch和Peter Temin。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88年,她移居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93年晋升为正教授。Romer早期工作着眼于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宏观经济波动。

而让她声名鹊起的是,她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经济数据中计算当时的“fiscal multiplier(财政乘数)”, 这一系数即政府开支每增一个帕点,国民生产总值将相应增加多少个帕点之数,但她发现该数值却很小;她更从当年联邦政策文件中发现,1933年到1941年之间的8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财政收支的平衡,“新政”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几乎都是由税收补足,故根本没有想像中那么大的以赤字为代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赤字在GNP的占比,在整个30年代都还不到1个帕点,有几年政府收支表上甚至录得黑字!这个发现表示,罗斯福当年并没有真正实施以赤字为原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就算是有的话,由于“fiscal multiplier(财政乘数)”值很小,政策效果也会微不足道。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大萧条的终结应该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述的那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 认为当时的“money multiplier(货币乘数)”,比“fiscal multiplier(财政乘数)”要大上三倍有多,也就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威力,远比积极的财政政策远要强大;从1933年到1941年之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帕跌至负的10个帕,这说明当时通胀率是很高的。

而促成这一情况的出现的,并不是美联储主动增加货币流通量,当时的货币量之所以增加,却是因为当时为战争因素增加而使得大量的欧洲黄金为避险而涌入的结果,当时的美国央行只是没有把这些黄金sterilize(即银行取得汇入的黄金后,据此扩大信贷而央行不加阻止),货币流量于是大量激增。

在Romer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终结大萧条的唯一原因。还不止此,Christina Romer后来的研究更显示,美国自50至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里,经历八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衰退,结束衰退的动力,无一不来自货币政策,而以赤字为表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却几乎是零。

当然,基于Christina Romer理论而来的政策,需建立于货币政策长期长期处于宽松状态。否则,只要货币政策一收紧,经济立马熄火。就这点而言Christina Romer是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的。2009年时,她曾发表过一篇题为《The lessons of 1937》文章,文章写道:

“因为美国直到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恢复充分就业,所以人们常认为大萧条的复原过程是缓慢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四年以后,经济复苏快得不可思议。GDP实际增长年均超过9%,而失业率也由胡佛时代的25%下降到1936年的14%。抛开二战,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快速而持久的增长期。

但1937年至1938年间,第二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当时失业率复又飚升至19%。

导致这场衰退的最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为了规避通膨而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显然是一个不幸且鲁莽的决定。1936年经济增长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国会否决了总统的否决权,进而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派发大量的津贴。1937年,这个财政激励措施被取消了。另外,政府第一次修改了社会保障条例。这些措施极大地发挥了其紧缩的作用,促使财政赤字的减少,减少的数额约占GDP增长的2.5%。

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完全是出于偶然的,但却至关重要。1936年,联储局开始担心自己的“退出策略”。几年来,美国采用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银行因此掌握了大量的货币储备,其数额远远大于其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货币政策制定者担心,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或者华尔街出现异乎寻常的投机倒把,过量的储备会给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困难。1936年,美储理事会认为现有的过量储备会导致不公正的信贷扩张,并表示采取措施阻止信贷扩张。银行对30年代初期的金融恐慌还心有余悸,便想抱住大量的储备以防后顾之忧。然而,过度储备竟然不合法,他们竞相减少贷款以替代过度储备。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关于大萧条的经典研究告诉我们,货币紧缩是1937年至1938年衰退的主要原因。

正是基于她对大萧条的认识,奥巴马过渡小组于2008年11月希望罗默担任CEA主席一职。有理由相信,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连续3次实施量化宽松,且将货币宽松状态长期维持,与Christina Romer的理论是有莫大关系的。但也正如Christina Romer自己所担忧的,她的这种政策建议,必须也只能建立于“水”不能停的状态,否则必然会重蹈1937年的覆辙。

事实也差不多,受美联储连续四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上调至2.25%~2.50%区间的影响。三年期和五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2007年以来首次“倒挂”……同时,在史上第一长牛的背景下,美股也于这年经历了数次暴跌,不断测试市场的神经。第一次发生在年初。2月5日午后,道指一度重挫1597点(6.26%),最终收跌1175点(4.6%),不仅创下2015年8月24日以来最大单日点数跌幅,还创下2011年8月欧债危机以来最大百分比跌幅。同日,标普500和纳指也分别收跌4.1%和3.78%,均回吐当时年内全部涨幅,其中标普500创下2011年8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而本次暴跌当天并无重要消息公布,分析人士认为,美股大跌主要是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背后原因则说法不一,包括经历多年牛市后的正常回调,以及对于美国通胀上升促使美联储更快加息的担忧。进入四季度后,美股大跌次数变得越来越频繁。10月1日至12月20日收盘,标普500、道指和纳指已分别重挫15.32%、14.23%和18.77%。12月份的暴跌后,标普500和道指均进入自1931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差12月,其中,12月1日至17日收盘标普500指数已累计重挫8.7%,而在1931年的12月该指数跌了14.5%。

但问题在于,“水”真的能长期不能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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