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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内地:从“爱与忧”到双赢

 
  
  伴随着“普选”之争、占领中环、白皮书等举动,近期大陆和香港关系变得越加敏感与紧张,不少文章言辞激烈,甚至将两岸关系放到了对立层面。对此,笔者认为,媒体渲染香港与大陆对立并不妥当。作为在香港生活7年的人,我亲眼目睹了香港与大陆相互交织的“爱与忧”,深感在这场争论中不同阶层诉求有异,也各有苦衷,应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差异,寻找共赢的发展路径。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香港人而言,对于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心态可谓既依赖又敬畏。这种复杂的情感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来自于香港经济已经高度依附于内地,并为香港创造了非常低的失业率水平。今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增速的下滑,香港难以独善其身。一季度香港GDP同比从去年四季度的2.9%下滑至2.6%,二季度进一步下滑至1.8%,环比从去年四季度的0.9%下降到一季度0.3%,二季度甚至是-0.1%的负增长。相对而言,当前香港劳动力状况仍然较好,8月失业率为3.5%,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另一方面,伴随着大陆购买需求对香港经济的带动,相当一部分产品需求超出供给,大幅推高了价格,部分商品被迫限购,如奶粉、医疗服务。香港房价远高出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挤压。 笔者初来香港时,与香港本土同事交流中惊讶地发现,对于香港中产4口之家,住房总面积仅有70平米是普遍现象,超过100平米的房屋则被定义为豪宅,如此居住条件甚至不如大陆的普通家庭。而与此同时,香港作为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内陆背景的精英人才就业。随着高端行业特别是金融业,有海外名校求学背景的内地人越来越多,又增加了香港本土居民的就业压力与生存紧迫感。 
 
  因此,在两岸联系更加紧密之余,香港普通民众内心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结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笔者发现香港目前现状比书中所述更加极端。正如上述所言,近年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人才等方面的全面交流,又加剧了原本的收入阶层差距。 而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还可能追溯到香港过去社会制度的传统安排。比如,一方面,香港首富李嘉诚曾多次公开表态“我是香港纳税大户,不赞成福利主义”,而另一方面,香港低收入阶层生活非常拮据。在香港街头,年过70的老人仍在以捡垃圾为生画面也不稀奇,月生活补助仅在2000-3000元左右,突出地显示了香港贫富差距矛盾。 
 
  当然,对于香港精英阶层而言,其对大陆也有担忧之感,即担心优势地位不再。众所周知,上海正立足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精英阶层担忧未来其作为离岸市场中心的优势不复存在,经济金融发展也必将受到打击。 香港以往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人民币资本项目尚不可兑换、香港享有中央政府优惠政策、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以及其特有的管理优势等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伴随着内地金融中心的建立,将一定程度上冲击香港的竞争力。 
 
  以上是香港居民对于内地复杂情感,而这种“爱与忧”在内地人对香港的感情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香港作为高度自由化的城市,向来拥有独特的管理优势。来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最新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香港在法治、有限政府、规制效率、市场开放为主要标准的经济自由度全球排名中,连续19年居于榜首,而大陆则位列百名以外,正是这些差距,吸引诸多内地人更多的选择去香港就业、创业、生育、购物等等。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声音提出香港对于大陆人有天生的歧视,如批评大陆人不懂规矩,抢占了港民资源,故而增加了大陆人对香港人的反感,甚至将两地置于对立两面。结合笔者在香港生活7年经历来看,香港社会大多数是务实和理性的,只有极少数是有激进倾向的。笔者自己并未感觉到受到仇视与排挤,这不仅体现在与代表中高层收入群体的金融者接触之中,也存在于与低收入群体,比如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之际。 
 
  在笔者眼中,将内地与香港将二者对立起来是令人痛心的,甚至有害两地共同发展。当前情况之下,开诚布公的交流,换位思考其实甚为必要。正如笔者上文所言,中下阶层的诉求其实很难说是非理诉求,如果能够合理运用公共政策,提高其社会最低保障,甚至创造机会吸引来内地工作,可以很好的争取这部分群体。 
 
  对于精英阶层对内地发展威胁香港经济而言,笔者认为香港的传统优势仍然存在,国内金融中心崛起成立对香港来讲应该更多的是“警钟”,而非“丧钟”。从国际经验来讲,欧洲美元市场也表明离岸金融中心如果运行得当,可以与在岸金融中心分庭抗礼。因此,避免自满抑或是过度悲观的情绪,在资产管理、新股认购、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积极探索,或许是未来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地位的关键。 
 
  而内陆对于香港服务业旺盛的需求,恰恰反映出内地与香港差距之所在。比如,限购商品(如婴儿奶粉),只是短期内应急之策,背后反映的是国内食品监管缺失与生产企业软实力不足,真正有益的方式是加快制度创新活跃内地经济实力,同时加强监管,即“松紧并济”。此外,限制内地入港享受医疗服务,同样体现内地医疗水平的差距,
 
  未来加快改革,励民间资本进入,设立高端医疗服务机构等都是全局性的部署。 如此看来,此次内地与香港交锋揭露出诸多问题,总体思路是应考虑不同群体的合理诉求,不宜选择个别事例,以偏概全,激化矛盾。实际上,考虑到两地制度、法律、人员教育程度等诸多不同,对待差异要报以宽容态度,认识到对立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协同发展仍是双赢格局,相信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长,香港经济在抵御海外冲击方面会显著优于东南亚国家。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推进,如“沪港通”开闸,香港离岸市场愈趋完善等等,受困于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困局也有望改变,利于国内政策独立性以及外汇储备资产安全。
 
  (作者沈建光,瑞穗证劵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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