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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中东研究通讯》刊文指出,持续四年之久的叙利亚冲突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激烈程度与其它经历了所谓“阿拉伯之春”的阿拉伯国家相比,亦属罕见。对于这场冲突的起源,学术界大体给出了三种解释,即教派冲突说、国际干预说和民主起义说。然而近日,乔治梅森大学叙利亚裔教授Bassam Haddad在《社会运动》上发表《叙利亚、阿拉伯起义及威权适应性的政治经济学》(Syria, the Arabuprising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他指出了这三种学说的局限性以及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这篇分析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三种学说解释的局限性

教派冲突说的基础是作为叙利亚宗教少数派的什叶阿拉维派政权统治着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但事实上,叙利亚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其他少数教派,包括什叶派、基督教派和德鲁兹派,他们同样处在阿拉维派政权的统治之下。

Haddad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隶属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并没有制定任何有利于阿拉维派的政策,阿拉维派也并不支持政府的做法,因为这将会导致对阿拉维派本身的报复。叙利亚的逊尼派则主要由城市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组成,他们也往往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主力。然而,即使被普遍认为是自由派的逊尼派也并不都反对阿拉维政权,这主要是因为逊尼派在一定程度上被吸收进了军事和政治经济体制内。

就像Haddad提到的,逊尼派的企业主和资本家被国家逐渐吸纳进了寻租资本家集团里,他们不希望看到维系他们利益的政权覆灭。叙利亚局势的急转直下让逊尼自由派也担心未来局势的混乱会对自身更为不利。教派冲突论折射了叙利亚危机起源的复杂性,但不足以完全解释起因本身。Haddad称,以教派冲突等文化决定论解释中东问题本质上是“东方主义”的,包含了自认为现代化的西方文明的很多偏见。

国际干预说更多出自于反对西方霸权的左翼学界,然而他们往往忽视了叙利亚起义得以存在的内在缘由,因此也无法提供起义起因的解释。国际干预说更多地可以用来解释在国际势力介入后的叙利亚局势发展的复杂性,而不是内在起因本身。此外,相比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叙利亚也并没有接受任何国际组织的有条件贷款,因此也并不存在国际经济体系内的行动体施加的直接政治影响。

至于民主起义说,Haddad认为它在今天的西方主要被用来描述叙利亚冲突的表面现象(symptoms),而无法提供可以解释驱动冲突的实质性因素,它将持续了几十年的制度性失败和战略关系的变化简化为独裁者和民主派的冲突。民主起义说通过各种学术作品以及大众传媒的观点新闻媒体渗透到了西方世界,其恶果是人们只会关注西方外交政策议程中阿萨德政权是否垮台或叙利亚能否民主化的问题而不是叙利亚自身的实质性问题,这无益于未来叙利亚问题的解决。

从计划经济到混合制经济

Bassam Haddad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因素在叙利亚危机中的重要性。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后殖民国家一样,在独立后建立起了或威权或专制的政治体制以及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叙利亚政权长久的高压政治造成了教派族群之间、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裂和不满。正如有的叙利亚问题研究者包括Haddad本人所言,过去几十年里,叙利亚民主政治权利的呼声不断,内部政治经济动荡,且经常处在对外战争的环境里。然而,叙利亚威权体制竟然存活下来了,这让人难以相信。

除了穆斯林兄弟会短暂的叛乱,长久的政治高压在过去并没有大规模引发叙利亚社会的不满,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经济结构因素对于威权体制适应性的影响。和叙利亚长久的政治高压并行的是其经历了多次调整的经济发展模式。叙利亚和埃及、伊拉克等其他实行过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国家一样,都曾经深受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通过确立国有制建立起计划经济体系。

这种计划经济模式下,公民的社会福利包括就业、生活补贴等都由国家体制提供保障。今天的叙利亚、埃及等国家依然高度依赖政府、国有单位等公有部门提供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体制的产物。但是,国有体制主导的计划经济扼杀了私有领域的发展创新能力,同时后殖民的叙利亚政府低效的官僚体系亦不足以满足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结果是叙利亚经济长久以来一直高度依赖油气出口和农业。

在萨拉•贾迪德(Salah Jadid)当政时期,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加深了商业群体对于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的不信任,为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埋下了伏笔。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于1970年通过不流血的政变夺权后,改变了原先萨拉•贾迪德的激进政策,开始允许并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但叙利亚依然是国有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

1986年,随着油价和汇率暴跌冲击,叙利亚迎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关键节点。阿萨德政府开始逐步解体计划经济体制,并大规模鼓励或者说利用私有经济的发展来形成新的支撑威权体制的利益集团。八十年代末的改革催生的是大量非正式经济领域的新官商和裙带资本主义集团,1991年,这些利益集团的制度性存在被官方以“经济多元主义”(al-ta‘addudiyya al-iqtisadiyya或者 economic pluralism)的政策确立下来了。到了1993年,非正式私有经济占了叙利亚经济总量的65%,而在1986年它还只占35%。

社会市场经济改革

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并不如行为体(agent)所愿,大规模的非正式私有经济的发展和政商精英团体的壮大却让叙利亚经济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一直到2005年才开始复苏。

2000年哈菲兹•阿萨德逝世,巴沙尔作为一个开明的改革派逐渐稳固了自身作为新任统治者的权力,这让他得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解决叙利亚严峻的经济形势。2005年,巴沙尔▪阿萨德在第十届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大会上提出要建立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这在法律上合法化了非正式的私有制经济,并随之建立了新的官方投资机构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同时,为了应对石油租金收入减少的问题,2005年之后的改革更开始了第一次大幅消减包括石油和食物补贴在内的社会福利,让原本能够通过过去的政府补贴政策缓解的贫困和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加速的贫困化让中产阶级逐渐减少,非正式经济则因为贫困人口加剧而大幅增长。

叙利亚经济自由化是以大多数叙利亚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一政策的出台几乎摧毁了叙利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摧毁了叙利亚人的尊严(dignity)。同时,国家的劳工法律政策变得更为倾向外国资本和经济精英,忽视劳工权益的现象变得普遍。原本应该代表劳工权益的工会组织开始和私有企业和国家公共部门合作。劳工组织的精英官僚和私有经济的精英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贿赂和利益输送关系。这让以社会主义起家的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也受到了挑战。

在叙利亚和埃及等具有民族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里,社会阶层分化和以发展为理由排斥社会大众群体被认为是“错误”和无法接受的。自由化改革后的叙利亚,“投资”和“增长”成为了官方宣扬的意识形态,对劳工等社会群体权益的逐步剥夺成为了新常态。结果却证明这种只求增长的政策带来的是零和游戏。

改革后的叙利亚经济政策还有加强发展城市化和非生产化产业的特点。城市化的后果是大量农村居民涌入了原本基础设施较差,同时缺乏就业机会的城市。叙利亚自从2003年以来的持续干旱造成了农村水资源严重短缺,农业生产的衰退和生活用水的匮乏让数百万计的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中,加重了城市资源的负担。

另一方面,叙利亚私营经济领域里的旅游业等服务业发展迅速,2008年金融危机后,叙利亚经济相对较快的恢复就得益于此,但同时农业和制造业却进一步衰退。然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并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它低技术含量的特性不利于人力资本以及固定资产的积累。和叙利亚经济发展相对欠缺相比,叙利亚的失业率自从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在8%以上,在冲突发生前的2010年达到了将近10%。

叙利亚年轻人的失业率则达到了四分之一左右,并且是所有年龄段中失业率最高的。和很多后发国家类似,叙利亚同时也是个年轻的国家,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在15到24岁之间,其人口每年在以远超就业岗位增速增多,但私营经济的增长并没能弥补公有领域就业消减带来的持久影响。

由此可以看到,叙利亚在很多方面都和埃及、突尼斯等国有很多相似点,显然叙利亚人对此认识也很清楚。突尼斯、埃及以及利比亚的局势让叙利亚人感到了表达不满时机的成熟,同时也让穆兄会和各种流亡团体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契机。所以和2000-2001年知识分子和自由派活动人士的抗议不同,2011年的运动真正成为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大众运动。

商业网络和政治经济体制

Haddad通过对叙利亚的结构性因素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类似因素的比较考察,提出了解释阿拉伯世界内在冲突起因的路径研究方法。叙利亚包括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自由化改革都形成了旧有的压迫性政治精英和不负责的经济精英的网络纽带(nexus),这种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产生的是能够同时维持旧有威权政体合法性和合理化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新精英主义(new elitism)。

Haddad认为真正能够解释叙利亚政治经济困境乃至冲突发展的正是这种新精英网络纽带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关系。这种新精英网络纽带是由旧有的国有计划体制下的精英的后代和新晋自由化改革下催生的新商业精英所组成。在Haddad的研究中,前者是国家资本家(State Bourgeois),后者被称为寻租资本家(Rentier Bourgeois)。国家资本家本身往往位居政权高层和官僚体系的关键位置,具有极强的官商特性。寻租资本家则更多是中层公务员和依靠与政权联系的私营资本家。这些身在其中的商业群体逐渐建立起了各种独立的经济封地,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和公共政策的实施乃至法律的执行。

阿萨德政权在鼓励私营经济名正言顺地发展的同时,通过官僚体系来控制这些新经济精英的经济封地。国家资本家的一个很好例子当属巴沙尔•阿萨德的表弟Rami Makhlouf。作为叙利亚首富,Makhlouf据称掌握着叙利亚将近一半的资产,其所在家族也是阿拉维派政权中仅次于阿萨德家族的政治力量,往往对关键经济政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11年春,叙利亚民众抗议针对的正是这样的裙带利益集团以及长期偏袒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来的对大多数群体的利益侵害。相比这些大型政商集团,其他私营企业主在叙利亚的生意则要更多地依赖和政治精英的网络纽带,包括逊尼派的资本家也离不开政权的庇护。复兴社会党政权和经济精英的关系在Haddad的著作《叙利亚的商业网络:威权适应性的政治经济学》(Business Networks inSyr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中有详细论述。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的非联盟化的网络纽带在经济体制内具有内在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可以用来弥补国家中心论(State centered theory)和社会中心论(Society centered theory)的不足,因为两者忽视了新精英在互动中产生的关系本身这个解释变量。同时,网络中的行动体往往包括了不同阶级和社会文化族群等属性,这让原本较为单一的阶级和族群身份政治得以在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视野里得到体现。

在其书中,Haddad提出了两阶段的解释框架。第一阶段在于分析叙利亚新精英网络的形成,第二阶段分析这种精英网络和经济体制发展的关系。通过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大量实地采访和数据对比分析,Haddad得出了叙利亚的政商网络的特性和它与经济发展结果的内在联系。

与自由化改革前产生的完全依靠政权控制的国有制寻租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相比,这种新商业网络纽带本身是脆弱的。主要原因在于复兴社会党政权和逊尼派商业群体之间深深的不信任(mistrust)。复兴社会党政权主要是由来自缺乏经济资本纽带的农村少数族群组成,而逊尼派商业群体则主要是城市中上层群体。复兴社会党不希望逊尼派商业群体不受其掌控地独立壮大,由此威胁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因此采用了逐渐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将逊尼派商业群体逐渐包容进了自身打造的体制内。

其次,叙利亚作为一个典型的食利(租利)国家(rentier state),其国家财政收入依然主要依靠着油气收入出口和海湾国家的援助贷款(两项租金合计达到60%以上)。租金的流入让叙利亚政府得以补偿为了支持新商业精英集团的政策带来的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租金的短缺则会造成叙利亚政府对商业群体的更多攫取。影响这种政治经济网络纽带的第三点是这种经济网络以外行动体力量的发展或者可以说是责任制的发展,包括公民社会的活跃度、司法体系和媒体的独立性问题等。

从结果上来说,这种新精英主义的网络纽带在增强了威权体制应对经济社会冲击的能力同时,也禁锢了经济体制本身的发展和改革动力。在新世纪里产生的新精英主义商业群体更多投资的是服务业和旅游业等非生产性行业,而这些产业并不能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

一方面是社会阶层的极化导致内需疲软,另一方面是商业群体寻租式的过度投资,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更为重要的是,新精英主义政治经济网络让寻租活动变得异常有效,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却被这种新网络本身大为削弱。社会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被提出来,期望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来解决国家和商业群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力再分配的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的叙利亚虽然名义上在建立混合制市场经济体制上进展迅速,但却壮大了寻租集团本身并且激化了社会矛盾。Haddad对于巴沙尔本人在叙利亚变局之前进行的改革抱有遗憾,认为“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打断了巴沙尔改革的步伐。

Haddad对叙利亚政府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其中包括废除复兴社会党在经济事务上的专政地位、建立独立的经济改革小组、有选择地限制寻租集团对于经济资源的攫取、建立公开透明包容劳工群体的经济政策协商机制以及完善和明确政府与执政党两者在新社会市场经济下的职能等。叙利亚危机虽然本身诠释了阿萨德政府改革的失败,但是却也有可能成为新的改革契机,这对于处于战乱中的民众来说未必不是一丝希望。

参考文献

Haddad, B. (2012a)Syria, the Arab uprisings,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a journal for and aboutsocial movements,Article Volume 4 (1): 113 - 130 (May2012).

Haddad, B. (2012b) Business Networks in Syria: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Haddad, B.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18, Issue 2, pages 46–61,Summ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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