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要点：
第一，新常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第二，新常态并不是一个全部释放负能量的时期，而应该是一个战略机遇期。
第三，新常态推动了改革，释放新的制度性红利。
新常态新在什么地方？
我们认为新常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新的增长速度。在新常态下，增长速度将从过去30年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了一位数增长的时代。
第二个特点是新增长条件和环境。跟旧常态相比，新常态的增长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常态的增长条件是什么呢？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制造业成本优势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但在新常态下，这些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已经开始改变，近几年各省的最低工资平均上调了20%。制造业的成本超过利率成本，有些借贷利率接近20%。特别是小企业，利率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加上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制造业过去的优势在改变。另外，过去30年中两位数增长的时候，贸易出口增长对GDP贡献最高的时候超过了3个百分点，但近三年来贸易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是负的，所以旧常态下的增长条件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三个特点是新的思维方式。首先，应该怎么认识这一变化？从经济学理论和很多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新常态是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所以它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它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所有的发达国家，不管是美国、日本和欧洲，还是近代的韩国，人口的老龄化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当人口进入老龄化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慢下来。二十多年前，我在法国学习的时候，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我一个法国地图。他说法国的人口就跟法国的地图一样，现在年轻的劳动力很小，老年化的这部分不断地在放大，所以20多年前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态势。美国的婴儿潮提供的劳动力过去以后，它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所以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同时，当劳动供给减少时，劳动工资将会上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增长方式，一定会向技术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这也是经济规律。
当中国的贸易扩大的时候，首先会受到国际整体贸易规模增长的约束，贸易增长会放缓，进而受影响使增长速度放缓，这都是经济规律。中国现在贸易增长放缓了很多，不仅是因为外部的危机，其实最根本的是中国的总量规模已经很大了，去年是4万亿美元，这就相当于全世界贸易规模的9%（近10%）。去年全球的贸易规模就增长了2.3%，，在这样的贸易规模下，如果还想要大幅度地增长是不太可能的。如果全球贸易出现大规模的失衡，中国也未必能够独善其身，所以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美国GDP的规模已经是15万亿，如果美国仍然每年有10%的两位数的增长，全球的资源是没办法来平衡这种均衡增长的，它一定是失衡的状态。既然它是规律性的，就要尊重规律，敬畏规律，你不能反规律，反规律要付出代价。
但是中国社会在认识这个新常态的思维上有很多障碍。现在的分析都是拿短期的数据做，一直在纠结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老说中国的经济大幅下滑，中国经济不稳定了。但是，我们通过宏观数据注意到，从2014年以来，宏观数据都呈现稳定性，并没有像那些危言耸听的分析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崩溃、大幅下滑的情况。
实际上，从2012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大概在18%、19%上下波动，社会零售总额也是在12%上下变化，工业增加值近三年来就是在平均9.5%上下变化。所以，中国经济呈现的是一个稳定性。从企业的层面来说，PMI数据企业调查数据，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企业未来形势的判断，不管是从综合指数还是一些分类指数上，从2012年以来PMI指数的波动区间也是非常小，呈现的也是一种平稳的态势，其中包括PMI从业人员指数。这就是说，不管经济增长速度怎么变化，但就业是非常稳定的，跟企业的感受非常一致。CPI通货膨胀的指数也是在3.5的所谓的可控目标之下。
那么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那些分析方式，存在非常严重的误区，仍然是一种危机时期的思维方式。从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开始，整个的宏观形势的分析就进入了危机状态，那个时候的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可能是携带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可能就说明未来经济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恶化。那是危机的时候，大家都是惊弓之鸟，这个形势变化确实是非常的快，所以那时候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你说未来处于下降的趋势，未来崩溃，未来有更大的什么东西的恶化，完全可能，符合危机的状态。但是，近三年来，有人还在延续危机分析的方式，一直是纠结每个月的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这个在思想方法上可能出现了偏差。所以，这样的经济数据没有携带危机的信号，没有携带他们所分析、预期的变化。那么，习总书记提出的所谓的新常态，某种意义上来说定性了，就是这样的分析方式可能没有描述我们现在真正增长的状态，纠结每个月之间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异，可能不是一个准确判断形势的办法，甚至有一些政策预期的依据也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是惯性思维。30年来一直是两位数增长，现在变成一位数增长，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个规律性的变化，中国没有两位数的增长好像就要崩溃的惯性思维。还有一种利益导向。也就是说GDP增长对地方政府来说，很可能是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有些企业盲目地扩张，像银行还有金融机构，可能在那种危机状态下刺激经济的政策下有大量的钱，大量的流动性。所以，很容易在这中间“钱赚钱”的虚拟发展，他们当然也希望维持这种宽松流动性的状态，国外的一些投资机构，可能也有这种利益导向，希望危言耸听制造恐慌，希望有更多的刺激政策。
包括现在所谓“三期叠加”是导致现在增长放缓的原因的观点，我也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换档期、转型期，然后前期的刺激政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政策调整期，由于这三期的叠加，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放缓。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是“似是而非”。首先，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就是从两位数变为一位数，它不是一个经济放缓的原因，而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不是说你自己自动地让它调整换下来的，所以这个认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它不是原因，它是规律变化的结果。经济增长不是我想要它快就快，我想要它慢就慢，所以“三期叠加”还是一个政府干预的概念。
还有转型期也是一个新的常态下，增长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国需要有新的增长力，要培养新的优势，所以这个转型期是被逼出来的，它也不是增长下滑的一个结果。再说，这种新的增长力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培育，它不见得是一个负面效应，至少不完全是一个负面效应。所以，不能是一个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然后政策调整期，因为货币的刺激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学数学的用反证法来说明，如果没有刺激政策，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变化，刚才我说了这是规律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没有刺激政策它也会出现放缓，所以要说因为要调整刺激政策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了放缓，这也是不对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危机的时候刺激政策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让这个刺激政策、危机政策成为常态化反而是风险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些观点是误导，也会带来很多的障碍。
第四个特点是新的发展理念。刚才分析了，因为增长产生的变化，所以在新常态下需要新的增长力和新的比较优势，不能延续危机的思维，不能延续惯性思维，不能被利益导向，要有新的发展理念。“恢复增长、企稳”这些说法都不对，很可能导致一些短期的政策再来刺激，短期的政策不能改变趋势性的变化，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在新常态下我们必须通过改变、创新、转型、升级努力打造新常态的比较优势，新的竞争力和新的增长动力来推动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所以，新的发展理念不能短期地刺激政策预期，就像央行前天定向S LF5000亿，所有的舆论都认为这就是全面降了，这就是新的刺激。我接到了一大堆的电话，记者的采访，我说这个不是刺激计划，因为危机政策不能常态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解决现在所谓结构和升级的问题，而且宽松的货币不可持续。
大家都要认识到这一点，最近为什么央行有那么多的新货币工具？前天刚操作的叫做SLF（常设借贷便利）。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割裂历史，自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地增长，2007年还是1.5万亿，今天已经接近4万亿，也就是说在这7年不到的时间里，外汇的储备增长了2.5万亿。这个2.5万亿是什么意思呢？央行2.5万亿外汇储备的增长意味着它用一定的当期的汇率释放出相当于2.5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每年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的发行，大概是1.5万亿到1.8万亿。每年的经济都有正常的货币需求的增长，所以它都有正常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过去在正常的增长中间有很大一批是外汇占款所发出去的基础货币。
从今年以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很多个月份资本流入的流动性是放缓的，甚至有些月份是负增长，原因非常重要：第一，美国的量化宽松正在收缩，带来的国际融入性的宽松，流入中国的资本在减少。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外汇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它的双向波动和不干预，结束了中国的汇率单边升值的状况，那些无汇率风险套利的热钱也有很大的减少，通过外汇占款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大幅度减少。所以央行为了满足正常的货币供应量，经济所需要的货币增长，它一定要采取新的动作发钱，至于它是不是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是刺激政策，不能从一个月、两个月的数据来判断，因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全年目标。所以到年底看，它是13还是15，如果M2增长率到年底的时候是15，那它就很宽松，如果它年底的时候还是13，我觉得它是既定的后期目标。所以，这种分析和胡乱的忽悠非常具有误导性，说不定也会误导我们的政策层，采取一些错误的政策，胁持货币政策也不是没有可能性。
新常态下宏观调控要坚持它的基本原则。宏观政策如果没有达到你的下限，没有达到你的上限，就要稳。否则就会带来更不稳定的政策混乱。经济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波动的，不能把经济增长调成一个平线，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在危机的时候因为大起大落，为了经济正常平稳的波动，出台经济政策，调控政策把它调到一个正常波动的水平。所谓的平稳增长不是说只是一个横线，那是极不正常的。因为经济正常运行中间有很多因素，有季节性因素，还有一些禽流感、猪耳病、自然灾害，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中间的规律性波动。所以，宏观政策要稳，如果没有到上限和下限，就不要轻易出手，说不定你会把经济搞的更不稳定。
另外，微观政策要活。现在采取了很多的政策，比方说简政放权，减掉审批权，让中小企业能够活跃起来；还有对中小企业减税，这些政策非常好。还有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等等，它都是在微观政策要活。你要搞活市场，搞活企业，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当然社会保底，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基本原则。我觉得要沉得住气，要坚持这样的基本原则，所以才能新常态。才能保持这种新常态的平稳增长，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新常态有4大特点。
新常态转型打造硬实力
新常态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放缓的微观观念，它可以打造我们新的硬实力，新常态的新的硬实力。刚才分析了第二个特点，知道它的增长条件变化了，那么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新的发展动力，需要去打造新的比较优势，需要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因为国际贸易的大环境改变。要从高投资转向较高的消费和合理投资的内需结构，然后要从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二、三产业并进。要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要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转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这都是被逼出来的。过去的东西没有的新的东西，那么在打造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能够向适应新常态、新结构这个方向发展，那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新的活力。你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新的结构里可以持续地继续增长，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能够在新常态的这样一个期间，你去推动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你倒逼一个这样的变化，那你就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新结构调整已经在路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去年，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也在增长，最重要的是它也在增长，只是增长放缓了。但是，同时它还超过了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型变化。还有我们的消费率和投资率，投资率也在增长，同时我们的消费增长一直都高于投资增长规模，在GDP中间的规模，这个非常重要。还有过去的增长方式中间粗放式的发展，GDP高耗能，现在也注意到单位GDP的能耗下降，能源结构的调整，还有贸易规模，过去都是加工贸易业，附加值很低。现在，电子产品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科技产品，高端机器、机械设备出口的比例在上升。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国民收入结构在发生变化。过去政府收入都是20%、30%的收入增长，最近两年都变成了一位数，同时居民的收入开始增长，这个都非常重要。因为收入增长推动结构的改变，推动消费的增长。而且，城乡收入的结构也在改变，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增长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也在开始发生变化，消费从生活必需品向高端消费者转变，那么从物质消费到服务消费的转变。消费增量在2012年的时候，增量是2万亿，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中一年的总量，消费总量在2013年超过了24万亿，24万亿差不多是一半的GDP，所以占比非常大。
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剩产能调整同步的新产业结构正在形成，高污染能源结构改变，同步的新能源结构也正在发展，新结构也催生了新的业态，这个非常重要。包括慕课，互联网的电商，移动通信，物联网、现代物流、大数据分析、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等等高科技进入同步的领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大家一定要注意，美国虽然处于危机，但是，要注意硅谷正在酝酿第三次产业革命。大量的高科技产品，这种创新才是真正灵魂性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影响中国，比如说阿里巴巴今天晚上要登陆美国股市，要创造全世界最大的IPO，而且是互联网电商的这种模式，也在创造着新的业态，真的是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最近社会上经常说经济数据不好等等问题。实际上互联网电商这一领域，在对外的出口贸易上，我估计政府根本没有把它统计进经济数据里头，因为大家可能都想不到，阿里巴巴对俄罗斯销售的电商是俄罗斯10大网站之一，已经成为它的10大网站之一，对巴西的出口消费也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所以，这一块很可能都没有统计进去。我们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广东省长也说，我们现在对外的这种贸易，通过网上的贸易很大的规模，成气候，所以正在发生变化。
还有太阳能发电，我觉得未来也是能源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太阳能光伏发电现在我们叫做产能过剩，我觉得那是非常不良的，而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我们不尊重规律的发展方式导致了还没有真正的战略性的替代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还没有开始发生。战略性能源还没有开始发生就导致了产能过剩。那是因为中国的电网不让它上网，还有电价很多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说它本身没有潜力。所以我相信如果注意得当，推动一些改革，太阳能将来会是能源革命结构中很大的一个方面。
信息技术的革命的代表是硅谷,现在中国虽然滞后一点，但是跟的很快。还有刚才说的新业态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新的发展机遇扑面而来，我们的一些服务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需消费不断扩张，出口结构的不断改变，三次产业行业结构不断调整，要素投入的更顺应市场化重新的组合，新的比较优势在结构调整中形成新的动力，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间释放，我觉得它是一个机遇期，去倒逼转型，倒逼结构调整，抓住这个机遇期，机遇期还要有新增长动力，它就是未来的发展机遇。
新常态推动改革释放新制度的软实力
最后我想说的新常态下推动改革，释放新制度的软实力。如果说前面比较优势的创造，新动力的创造、转型属于硬实力的话，那么改革就是软实力，它会进一步地推动新常态下的发展。我们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推动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进一步促进消费，新业态的产生推动科技创新机制的改革，创新机制的改革将释放更大的新的生产力。那要通过这个生产关系，市场配置资源就要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能提高国企整体的竞争力，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新型城镇化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将突破农业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和土地要素资源的瓶颈，农业现代化迈出新的一大步，还有审批制度的改革，释放民营经济更大的活力。
还有“丝绸之路”大家应该注意，因为这个新的开放战略将开启中国从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国转变为流出国的这种转变。我们现在都是FDI引进，我相信明年都有可能看到这种转变。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资本对内的投资，这个变化非常重要。中国要大规模地对外投资，这将参与世界经济的新布局，那么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它要试点我们怎么适应未来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新的规则，要参与规则的制定，然后就能融入到新规则的市场。也就是说为未来的贸易拓展国际市场，当然还有很多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都会释放很多新的活力。
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要到2020年收入要翻番，要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这样一个国际划分的范围，这是中国梦。但是，必须对待新常态下面的增长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去把握这个机会，而不是要逃避，也不是要回避。过去的那些危机思维、惯性思维来误导，延缓我们现在的这种战略发展机遇期的这样一些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中国就可以转型、升级，在新常态的战略机遇期中转型升级，而且在2020年之前，一定可以在转型中和改革中实现中国梦，谢谢大家！
左小蕾，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84年就读于法国统计高等学院。1992年获美国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1997年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与统计系讲师，1997年-2000年为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2000年-2010年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至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首席顾问。她在世界经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等领域发表数百篇文章及论文。
本文根据2014年9月19日左小蕾博士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作者简介：左小蕾，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84年就读于法国统计高等学院。1992年获美国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1997年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与统计系讲师，1997年-2000年为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副教授，2000年-2010年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至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首席顾问。她在世界经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等领域发表数百篇文章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