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书中“三餐温饱vs言论自由”一章，该书由曾任职于BBC的新加坡70后媒体人李慧敏创作。
先说个虚构的故事⋯⋯
（一）机械类的爱国方式
二月三十日是机械国的国庆。该国的统领颁布命令，说这一年的国庆深具意义，所以庆祝活动绝不能随便，绝不能马虎，一定要做到最好的。其实机械国什么时候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胡乱办成的？敷衍了事，根本不符合机械国的办事风格。不过，这一年，公元3000年，确实是很特别的一年，是机械类摆脱人类的管束后，迈入完全属于机械类的世纪。而且，这一年又是机械国成立后的第五百个年头。机械类走过了五个世纪还屹立不倒，真是值得大事庆祝的。
早在一年前，也就是30世纪末的那一年，机械国的统领就已派了品质优良、属于高档次的机械类为其他普罗大众编写爱国程序啦。编写程序只须用上几天的功夫就行了，之后的几个步骤如试用程序、更改程序直至它完全不会出现错误为止，只须一个星期。而最后的一项步骤即将程序输入普罗大众的硬件里，最多也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因为机械类的数目众多，再加上它们良“锈”不齐，所以输入过程有点复杂和繁琐。所幸机械类们在制造时都通过了严格的品质管理，所以都懂得遵守命令，才不至于在输入过程中出现机械类发疯乱转的麻烦状况。
复杂和繁琐的输入过程终于顺利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排练的步骤。排练也是在品质优良、属于高档次的机械类带领下进行的。在这些品质优良、属于高档次的机械类领导下，排练进行得非常顺利，简直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统领看了排练也感到十分满意。排练过后，大家就期待着机械国历史上具重大意义的那一天的到来。
3000年2月30日。
这深具意义的一天终于到了。机械国的所有机械类老早就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广场、操场、走廊上排列整齐了。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在柔和的阳光照射下，各种金色的、银色的、同色的机械类都变得如此光彩耀眼、绚丽夺目了。
“哔——哔哔”那是其中一个品质优良、属于高档次的机械类要大家准备“嘟”国歌的口令。底下的机械类训练有素，马上将头转向国旗升起处。国歌奏起，巨大的电脑晶片随着音乐慢慢升起。机械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嘟”着国歌。那节奏和旋律是那么的机械，那么的动听，简直太完美了，使统领赞叹不已。
“哔哔——哔！”那个品质优良、属于高档次的机械类发出了另一个口令。训练有素的机械类们知道是进入另一个项目，早整装待发，准备好早已输入的，应该是如此这般的反应。
“哔哔哔哔？”
“叮当叮当！”
“哔哔哔哔——哔哔哔？”
“叮当叮当——叮叮当！”
这一问一答，机械类们都应对自如，而且回答得多么整齐、多么一致，可谓万众一心、全民同庆！
庆祝活动进行了一整天，机械类们没有一个觉得累。大家都在这次的活动中机械得不亦乐乎！
这是大概十年前我在观赏了我们的国庆典礼后写的一篇小故事。
每一年观赏庆典仪式，我都会有一种我们是被塑造出来的感觉，连表现爱国情绪的方式也显得很刻意，例如什么时候应该张挂国旗，要在什么地方写下给国家的祝语等，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一般人所要做的就是遵照执政精英的指令，因为那样就能创造出完美的国庆庆典，就像创造出美好的生活一样。
不过机械类是否会有突然觉醒的一天？就好像很多好莱坞科幻电影描绘的那样，机械类在受到人类统治多年后，有一天忽然醒悟，出现了自我意识，于是蠢蠢欲动，想要摆脱人类的束缚。
好莱坞的科幻片当然天马行空，但是现实生活中，习惯了按照程序行事的机械类是否真的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能力则不得而知了。
几年前在报章上看到一篇报道，一名韩国年轻女作家到世界各地去收集平凡人的梦想，希望把大家心中所追寻的梦汇集成一本书，借此激励其他有梦之人一起追梦。
她说，即使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人们也有着宽广的心胸和伟大的梦想，希望为世界作出点什么贡献。这些小人物、小故事让她备受感动和鼓舞。
后来，她来到了新加坡。记者于是问她，是否也收集了新加坡人的梦想？她很婉转地回答，自己接触的新加坡人不多，但从接触的那几个人身上发现到，这些人的梦想最没有启发性。
她发现，这些人都在想着该如何从原本居住的政府组屋升级到私人公寓里去。她认为也许是因为新加坡人的生活都太平稳了，根本无需经历太多的挣扎和困境，所以大家所追求的都是物质上的东西。
其实，她的观察不就反映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匮乏吗？或许，我们都习惯了某种机械式的思维程序，而在这种机械式的认知里，改变世界绝对不是大家范围内的工作，不断追求更优渥的生活才是机械类所该做的事。
（二）语言上的巨人
小的时候看电视新闻，常可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反政府示威，好像很好玩，但我出世以来，从没在新加坡经历过街头游行示威。电视上的画面更像是在外太空才发生的事情。
爸爸解释，画面里头的那些人是因为不满政府才走上街头的。于是我开始感到纳闷，为什么我们周围经常有人抱怨政府，怎么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像电视上看到的情形？
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大人们私底下议论李光耀，尤其坐上德士（出租车／计程车）的时候，司机总爱大发议论，评论国事，批评政府。讲到激动时还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在空中挥动着像在发表演说。
除了德士司机，我们组屋楼下的咖啡店也成了评论国家大事的场所。我们往往会看到退休老人聚集在此处，点了杯咖啡或奶茶，然后针对李光耀讲的话或者推行的政策用方言高谈阔论。
光听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不知情者会认为新加坡人敢怒敢言。不过翻开报章，打开电视或收音机，呈现出来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媒体上，我们看不到阿伯的慷慨陈词，也看不到激动的情绪，看到更多的是总理和部长的演讲，以及大家对政府的赞美。
看起来，自己似乎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只有德士以及咖啡店才是一般民众可谈论政府的空间。
原来，在语言上，大家都是巨人，但在行为上，每个人却摇身一变，个个都成为了侏儒。
真是神奇。
不但如此，在每一届大选中，大家还是会把神圣的一票投给自己不断在痛骂的那个人。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在中学时代，听老师说过这么一个笑话。有两个新加坡人一起到伦敦旅游，来到了当地最大的皇家庭院海德公园参观。走着走着，这两个女生来到了一处，发现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正在聚精会神听演说。演讲者情绪激动，用高亢的语气批评英国政府，还一一列举政府的罪状。
那两个新加坡人越听越害怕。她们担心警方会过来驱散人群，但环顾四周却不见有警察在场。只见观众听得入神，还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甚至跟着起哄，同声高喊反政府口号。
正当两人讨论着该不该马上掉头离开，她们见到两个警察正朝她们缓缓走来，立刻察觉情况不妙。走到了她们面前后，警察并没有劝请大家离开，只是很客气地告诉两人：
“你们的雨伞挡到了其他人的视线，是否能收起来？”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真实，不过相信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公开谈论政治课题的避讳态度，甚至表现得神经兮兮的。
那个时代里，大家私底下谈到对政府的不满时，总会先左看右看，鬼鬼祟祟，怕被政府的间谍盯上把我们抓去“喝咖啡”（被抓去问话）。
以前就遇到一位大叔，他是一个明哲保身、性格怯懦得让人无法忍受的老男人。当他看到一些喜爱挑战权威的莽撞青年，总会不以为然，认为这些是没有经历风浪，不知死活的初生之犊。
后来听朋友提起，原来在多年前，这位大叔曾在组屋楼下咖啡店看到街坊高声批评政府，于是也凑了过去，还表现得同仇敌忾。
过后没几天，他就被叫去问话了。可是他发现，那些跟他一起高谈阔论的老先生们却平安无事，照样继续在咖啡店里大声谩骂，因此怀疑他们是卧底。经过这件事之后，原本性格就有些胆小怕事的他，就变得更加神经质了。
至于谁是便衣警察，也流传了一些说法。据说，在高等学府或一些机构里，政府会部署一些情报人员。这些人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我们的同事。他们混在群体里观察大家，并经常向政府汇报情况。
这些都是在1980、90年代常听到的事情，目前已经鲜少听闻在我们周围有这种“部署”，但不可否认，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故事使空气中弥漫着一些挥之不散的恐惧。
但无论这些是真实情况，还是被捏造出来的以讹传讹的谣言，这种恐惧情绪只会加深人们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并不利于创造包容与和谐的社会。
（三）别做傻子
我很喜欢中国作家鲁迅（1881-1936）写过的一则短篇寓言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故事里有一个奴才，他总爱向他人抱怨自己的悲惨命运。聪明人听到了他的抱怨，只在一旁安慰但什么都没做。
傻子呢，听了之后决定帮忙奴才改变命运。可是得到了傻子的帮忙后，奴才连谢都没谢一声，反而因为害怕得罪主人，于是纠众将傻子轰走。最后，这个龌龊奴才还向主人邀功请赏呢。
有时候我觉得很多新加坡人都像是故事里的“聪明人”。
新加坡政府是务实主义者，而新加坡人也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们聪明得很，懂得精打细算，懂得权衡得失。
我们不会在媒体上口诛笔伐，要是公开评论也会以比较客气的方式委婉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也绝不会走上街头扔鸡蛋。那是因为聪明的我们，在权衡得失后发现，为了不满而牺牲本来的舒适生活，并非明智之举。
即使真的有人认为自己受到政府的亏待，或愿意仗义执言，这个爱闹事的无聊人也只会孤军作战，因为他无法说服得了其他人与他一同改变现状。
这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其中一个高招：做一个法制的社会，在有人准备滋事之前，早准备好许多法规条例，一旦有人犯法，你就有法可依。
在新加坡，街头示威属于犯法，违法者将被捕。未获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会构成“非法集会”。我们也知道我们有非常有效率的执法机构，在滋事分子出击前，一举一动早被盯上。
人们也知道，批评政府需要做足功课（对普通人来说，这有点困难，因为很多资料不对外公开，所以你以为做足了功课但仍会有疏漏），因为涉及诽谤者将吃尽官司，甚至面对破产和蹲牢房的命运。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安定的中产阶级社会，让大家不只三餐温饱，而且还能过上较富足的生活。
这个模式要复制起来可不容易。首先，要通过新法律通常需要经过冗长的讨论过程，相信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像新加坡政府那样雷厉风行，立刻就能在没有太大阻力的情况下通过新法。
另外一个高招就是像上一章提到的，要获得媒体高度的配合与协助。
在网络媒体未普及以前，如果有人“误入歧途”成为反对阵营里的成员，当他一厢情愿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尽管含冤负屈，他的悲惨遭遇也很难被媒体正面报道。没有人会同情这个人，大家都会嘲笑他。
聪明的新加坡人，看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会想去当傻子？又或许说这是种认命的态度，如果有不满，就等待着下一届大选用自己手中的一票宣泄内心的不平情绪就好了。
（四）疯子
如果只有一两个政敌被形容为“疯子”、“骗子”，我们或许可能还会相信官方对他们所做出的评价。可是当几乎每一个挺身出来提供不同政见的人都被形容得一文不值，这番评价的准确性就真让人怀疑。
曾经在大选中获胜成为反对党工人党议员的惹耶勒南的搏斗精神就让人印象深刻。他在1981年的补选中胜出，成为新加坡独立以来的第一个反对党议员。
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国会辩论上与李光耀正面交锋，他犀利的双眼炯炯有神，而他滔滔雄辩的姿态也让人生畏。
后来在1984年的大选中，他成功蝉联议席，足见他在选民心中有一定的分量。可是两年后，他却被指控做假账，伪造工人党账目，结果被判坐牢一个月，并失去了国会议员资格，同时还被吊销律师执照。人家是律师，吊销他的执照简直就是不让他有办法谋生。
过后，他向英国枢密院提出上诉。经英国枢密院审核，认定取消律师执业的做法严重不公，这才让惹耶勒南得以恢复律师资格。不过在此之后，新加坡就在1994年废除了将本国案件交由英国枢密院的最终裁定的惯例。
惹耶勒南其实大可放弃从政，从此对天下事充耳不闻，选择过上很舒适的生活，可是他却又在1997年与其他反对党人士组织团队挑战行动党。但这回他无法夺下议席，还被控诽谤，吃尽了官司，最终宣告破产。
我曾经几次在市中心地铁站外看到他摆摊售卖他所撰写的政论书籍。当时只见人们匆匆走过，驻足向他购买的人零零星星，显得非常冷清。这同李光耀的著作摆在大书局里，大家蜂拥购买的情形相比真是大相径庭。
我本来也很好奇，想阅读这位“疯子”的文章。但是思前想后，害怕周围有人监视，把我列为反对党支持者。最后因顾虑太多，我也跟所有路人一样，匆匆在他面前走过。
我过去一直好奇为什么他到了人生尽头仍不肯罢休，是为了报复，为自己争回一口气，还是真的为了人民的福祉而斗争？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的是，李光耀曾公开说过，要惹耶勒南趴着过来，跪着向他求饶。
要这位反对党斗士向李光耀跪地求饶简直是异想天开。
过了11年，惹耶勒南在2008年摆脱穷籍后，重振旗鼓，组织新的政党希望东山再起在下一届大选中挑战行动党。可惜尽管锐气依然，他的时机已过。政党成立不到半年，82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离开人世，成为了新加坡政坛上另一位富有悲剧色彩的政治人物。
后来我有机会看了他一些文章，都在阐述争取“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政治理想。虽然文字里充满了激情，但不免让人读了觉得空泛，相信也很难激起新加坡人的兴趣。政府视他为强大的对手，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他，似乎是对自己太没自信了。
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了你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理念而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是否值得？生活真的糟到了需要你去当义勇军去对抗执政者的地步吗？没有人支持你，到最后你改变不了大家的思想，改变不了现状，你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做了这些牺牲，真的值得吗？
对我们这些精打细算的“聪明人”来说，这肯定不值得。我们的社会里“聪明人”太多了，所以除非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让人们变得一无所有，否则未来十年里，新加坡出现政治动荡的机会非常渺小。
（五）被批准的自由——我们的演说者角落
谁说我们没有示威的自由？只不过我们的示威文化就像我们的旅游局标语说的那样，是Uniquely Singapore“非常新加坡”的。
政府为了向大家显示我们是开放的社会，在2000年在芳林公园开辟了“演说者角落”，允许人们在那里进行受限制的自由演说。
为什么说好是“自由”怎么又受限制呢？那是因为当时要演讲的话，你必须事前向警方申请批准，并告知演讲内容。
演说者角落开辟后乏人问津，平时只见稀稀落落几个游人在那里歇脚，而伫立在园里写着“演说者角落”字样的牌子长时期被当成了一个笑话来看待。
在当时，甚至到现在，公开自由发表政治演说不成气候，也由于新加坡人已经被教育得不敢太特立独行，所以即使给予我们完全的自由去示威，恐怕我们也不知道该从何着手。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已经被灌输得不太相信示威抗议的作用，也不会习惯以对抗方式表达情绪。“理性”的我们，相信冲突只会造成破坏，不会相信示威能带来多少正面的结果。
后来在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新加坡举行了联合年会。要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官显要，新加坡当然有十足的经验和把握把盛会办得最好，但是要举办这场会议却必须同时接待另一群令政府头疼的海外客人——来自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示威者。
在这以前，香港也举办了类似的会议，国际示威者在那里齐集一堂。他们的一些行为破坏性十足，也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确看了让人触目惊心，相信新加坡政府已引以为鉴。
当时有反对党人就等着看政府如何处理外国示威者到来的情况。新加坡人本来就不能在自己国土上举行抗议活动，如果让外国人到这里撒野搞破坏，岂不是对国民持双重标准？
在会议展开之前，政府如临大敌，在市中心将重要设施用篱笆重重围起。由于不能禁止外国示威者到来，政府最终采取了看来是策划良久之后的妙计：只允许这些远方来客在室内进行抗议活动。
不过，这是有附带条件的。政府规定他们只能站在划定的范围内，而且不能使用任何利器。结果这些示威者就站在小小的范围内，拿着写有标语的纸牌和充气铁锤，像进行儿童表演一样乖乖示威着。
那年之后，新加坡政府就大发慈悲，开放芳林公园，让大家以后如果有不满的话，可以在那里示威“消消气”。
刚开始时，人们要示威仍然必须向警方申请准证，现在政府表现得更有气度一些，进一步放宽限制取消了申请准证的要求。
现在的芳林公园已经变成经常举行集会的地点，举办过好几次的请愿活动，以及“反对通过690万人口白皮书”示威。当时这场集会吸引了5左右出席，算是相当不错的反应。
不过至今在芳林公园举行过最大的集会不是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政治活动，而是同性恋、跨性别团体筹办的年度大型盛会。活动上，大家开开心心在公园里野餐，唱歌跳舞，呈现出一片乐也融融的温馨场面。
（责任编辑邮箱：zhouhz@efn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