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听到许小年教授的讲演，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庆典系列演讲的收官之作。这是2014年11月的一天。他的题目是《现代化转型中的后发优势和劣势》。中欧北京校区吕志和报告厅，台下座无虚席，台上的许小年依然瘦削，圆领T恤，深色的西装外套，睿智锋利一如在课堂上。
有同学求教，小年教授对宏观经济走势如何看待？他对这个问题表现的无奈也如过往：做企业跟宏观经济没什么关系——如果你需要靠天吃饭，不就跟农民一样了吗？“我一直觉得中欧不应该开宏观经济学的课，因为没有什么用——当选修课了解一下是可以的。”不过他对宏观政策当然有自己的看法，而且绝不模棱两可——去年我看政府的立场，不放水我是支持的，可是最近，他们又偷偷摸摸地放水了。
上许小年教授的课是2013年6月份。开课的前一天，中国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李克强领衔的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就持续下坠的经济拿出了自己的方略。此前关于是否继续刺激经济的争论仍在升温，不过新一届政府除了不断地改革宣言，并没有真正实在的政策出台。他们在想什么呢？
那次常务会议的主题是金融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用好存量”，似乎明示政府已经放弃货币刺激的想法，而在货币市场持续的资金紧张中，隔夜拆借利率一度达到10年新高的30%，央行依然作壁上观。钱荒已至，投行经济学家预言，最紧的日子还没有来。
许小年登场了。他说，过往他对政府的政策一般都是反对的，不过这一次，他是认可的，决策部门放弃了经济刺激的想法——事实上像那样做也没有用了，去年（2012年）下半年的四万亿2.0，一点儿水漂都没有打起来，说明这种做法已经没用了——就像一个病人吸食鸦片来缓解疼痛，开始是管用的，到后来就不起作用了——再也不能用那种无节制的刺激了。
一.做企业不看宏观
如果说许小年是一个特殊的商学院教授，也许最大的特殊在于，在四天的课程中，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在向我们证明，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宏观经济学是一门根本无用的课程——他宣称：“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不是政府刻意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神话”。
是的，面对两个班级的同学，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对做企业的同学来说，宏观经济学是没有太大必要的，甚至会引起误解，以为踩准点就能够如何。他断言，宏观经济学跟企业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企业试图靠踩准点做好企业，那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了农民的水平——农民是靠天吃饭的。
他宁愿把四天的课程当做交流一种思考方式，用以分析宏观经济，他希望表达的是方法论，而不是如何看天气预报，靠天吃饭。他进而解释说，教育的宗旨，一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包括就业所需的知识，那是一种工具；其二，则是为了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于同学们来说他们不相信，做企业怎么不看宏观呢？在课间，很多同学向他表达了这种困惑。许小年说，巴菲特投资从来不看指数，他说我买的不是指数，是企业，看指数干什么呢？
炒股票要看指数那是股民的水平，种庄稼看天气是农民的水平，你看宏观有什么用呢？他问，就算踩点猜得准，想想有多少人都在踩点，凭什么你比别人判断更准一些——企业要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当然天气预报也要看，但是不要当成自己的主业。
我们每个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我们不如巴菲特，不是不懂，而是心理不好，机会主义心理阻碍企业的发展，跟政府关系也如此。他看透了一些人的心理：一方面很多企业反感政府，另一方面又在使劲套近乎，想从政府手里狠赚一把，对政府又恨又爱。作为中欧的教授，许小年希望中欧能够培养出更多企业家，而非靠天吃饭的农民。
许小年跟一些做企业的同学谈，人家爱跟他说，我们产品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经营管理能力也不强，也没有独特的营销，但是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资源整合能力强。他笑人家，什么资源整合能力，不就是跟政府搞关系么？我就不相信，凭什么你跟官员喝酒，人家就能对你青眼有加，就能竞争得过别人？有多少人都在想这套出路。
面对企业的纠结，他说，在中国的环境中，不跟政府打交道是不行的，但很多企业期间也吃了不少苦，怎么办好呢？他说，跟政府要保持距离，不看宏观经济，也不能跟着政府规划上项目，企业要跟学者一样，要独立。
但是这常常也被当做书生之见。在中国，那怎么可能——这是第一反应。
二.自由言论博弈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论》、《道德情操论》，是他推荐给我们的两本书。他淡然地说，有些领导人经常把这两本书挂在嘴上，我敢肯定他没看过，或者没看懂，他的所作所为是与之背道而驰的。这似乎隐约暴露了外界对他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也在中欧同学中流传——这位许教授是一个愤青，或者愤中。
为什么反市场的舆论和气氛越来越浓烈？因为市场经济动摇和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组织和观念，但新的架构在哪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架构在哪里？这些没有讨论——这是许小年对当今中国的观察，不过这位喜欢读史的教授说，中国遭遇的并非中国特色——与300年前斯密面对的一样，“我们与之有着共同的使命，要建立现代的观念体系”。
这似乎又证明，许小年是一个现实的批判者，外界评价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不过我们很快就被告知，这与社会责任无关，只是个性使然。但是毫无疑问他被打上了体制批判者的标签。这个标签，在当下并不让人愉悦——因为，某些时候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在媒体上表达的权利。课间，他斜靠在椅子里，两腿放在桌上，说，现在我也不写了，因为，我写了，你们也发不了。
在中欧20年庆典的收官演讲中，在解释RIGHTS和POWER的时候，又一次，他略带戏谑地说，我的一项RIGHT经常被POWER干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发不了，是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之前有媒体的朋友讲起，许教授很不好说话，如果你向他约稿，他会告诉你，不许删改，如果删改，就不能再以他的名义发表——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朋友说。所以，我们只好放弃。
许教授告诉我们他和出版社的博弈——弗里德曼的一本名作再版，请他写前言，他写了，对方说，恐怕有些内容需要删改，他拒绝，如果这样就不发了，“出版社最终还是妥协了”，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其实我也没说什么。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邓小平说的吧？”
三.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宏观经济学应以长期分析为主，但是现状却是大家都在关注短期，尤其短期经济政策，这是一大缺陷——经济政策根本不创造价值，许小年坚持，所谓宏观政策，如财政货币政策，就是这样的。而限购、摇号等，不是宏观政策，根本就是政府微观干预经济。
政府不创造价值，政府经常毁灭价值。他解释，财政政策只是价值的转移，货币政策也不创造价值，如果真的能，多印钞票就是了。但是，人们对于宏观政策却有一种宗教式的迷信。
政府至多是救火队，救火队不是创造财富的机器。美联储在危机爆发之后救火，但是我会很快向你们证明，金融危机这把火本来就是政府放的，他们放了这把火，再去救火。“我不会饶恕你这个”，他说，不因救火之功，宽恕放火之罪。
像他这样“不饶恕”的是少数派。就像凯恩斯主义仍然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派，这一点毫无疑问。凯恩斯相信，政府的反周期操作，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稳定宏观经济。他设计，政府应该在衰退期增加开支，并且减税；而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可以做的是减少开支，并且加税。这样可以平滑经济周期，削峰平谷。
这是许小年讲授的凯恩斯模型，这最终成了他批评的靶子。可以想见这带给两个班的同学多大的冲击。在中国，凯恩斯的信奉者，或者认可他的观点的人也是大多数。人们不能想象面对逼近的危机政府可以无所作为。问题就此而来。这也使得对凯恩斯主义的争论持续了整个课程。
当政府花一块钱，等于启动了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多米诺骨牌，而且存在乘数效应，比如政府投入一元钱，带动四元钱的民间投资，这是凯恩斯的逻辑，但是为什么过去民间不花钱，政府花钱，民间就肯花钱了呢？而且，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民间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愿意花钱。所以实际效果而言，乘数效应是很小的，可能接近于1——实际上政府政策的作用，是要改变民间预期，让民间投资者愿意花钱，要让民间相信政府投资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如果民间不相信，那么他的预期就不会改变。许小年说，在这里，凯恩斯的逻辑是不能自洽的。
首先提问的是政府工作的同学。他说，市场是会失灵的，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去做那些市场失灵的部分。如果执行中政策走样，能说凯恩斯主义本身有问题么？如果政府投入完全是在公共领域，是否效果会更好？这位同学相信有些政策在执行中走了样，但是他认为，不该用政策走样去否定政府的作用。
如果没有四万亿，经济会走到什么程度？同学如此反问，我们是要看着经济衰退并且一落千丈么？这位同学的结论很清晰：四万亿里面确实有无效投资，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四万亿。
许小年回答的简单：市场有可能失灵，因为存在非理性的原因，存在动物精神，这是原因之一，如果对策是由政府出面来克服市场失灵，那要问的是，政府也有动物精神，如果用失灵的政府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结果会怎样——凯恩斯的前提是政府不会失灵。
许小年断言，就算排除政策执行中的问题，理论也可以证明，政府操作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动物精神导致市场失灵，也可以导致政府失灵。“因为我们都是人，政府也是凡夫俗子”。
但有同学反驳：政府是局外人，他的激励机制和私人企业是不同的，他不在这个赌场之内，所以是有可能没有动物精神的。
许小年马上说，你的意思就是刘志军一心为公吗？
这当然不能让同学退缩：你在市场里面，我在外面，是旁观者，理解就不同，而且激励也不同。
许小年说，政府的激励机制会产生新的问题。更何况，中国的政府就不在市场外面，凯恩斯理论上的假设即是企业有动物精神，而政府官员没有。
市场失灵的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但这对政府和市场同样适用。政府也存在信息不对称，但凯恩斯假设政府掌握所有信息。许小年说，四万亿就是政府的动物精神，历史不能复盘，但是越来越多人在反思，四万亿大跃进也是政府的动物精神。
不过争论并没有结束。
——即使如此，但是市场是悲观的，政府却是乐观的、积极的，所以有所作为，不是这样么？
——你在假设政府有好的动物精神，而市场是有坏的动物精神。
——但是，市场失灵是指私人部门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地方，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赤字手段提前来做，1998年就做的比较好，积极财政投入基建设施，对未来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支撑。
（这个说法马上被另一位同学否定了：1998年金融危机后，起作用的不是赤字，一是房地产改革，二是中国加入世贸。这位同学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就与此相关。）
——但是，危机发生之后，需要有一个人来推动，把市场信心恢复起来，这个人只能是政府。当然这个作用是适度的，是有基础的，着力点要准确，但不能因此否定凯恩斯主义。
......
回想起这场争论，不禁想到最近的禁止令——不许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读EMBA等类似课程。未来的EMBA课堂上，还会有如此精彩的有关政府和市场角色定位的争论吗？
许小年在四万亿出台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价值四万亿的问题》，他把文章发给两位报社主编，但对方答复一致，这样的文章恐怕发不了。他只能将它发在自己的博客里。在文章中，他指出四万亿的四大问题：法理，未经人大预算审批；资金来源不明；资金使用未作说明；效果未能事先评估。
四万亿的后果，现在似乎看得清楚：导致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国进民退，打乱了市场预期，企业过度投资陷入困境，假想中的乘数效应则是有限的。许小年给出了更有效地推动增长的措施：民营化、城市化、全球化。
事实上这场争论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结束，这时候课堂更像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一位同学说，老师应该把政府部门和政府公职人员区别开来，可以妖魔化政府，但不能妖魔化政府公职人员，“政府中也有好人”。
我没有妖魔化，我只是不断地批评。许小年如是说。他坚持这样的看法：政府有功有过，这是永恒真理，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府现在太大了，还是太小了，要缩编还是继续膨胀。“我认为他太大了，急需放权，取消审批制，政府的职能范围应该缩小——现在还是太强太大，掌握了大量资源，需要缩小”。
他说，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我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是少数派。像我这样在社会上胡说八道的人，做不了象牙塔里的学问。
不过疑问没有完：中国这一套只是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但似乎不能证明凯恩斯的失败，如果中国政府严格按照凯恩斯的做，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许说，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就两条：开放和改革。
但是这也并不能结束所有讨论。一种争辩是，任何制度都要立足于国情。在中国，政府有动物精神，但如果有好的监管和管理，有顶层设计，政府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政府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许小年并没有因为“国情论”而有所退让。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成功，是政府发挥更小作用，而非更大作用取得的繁荣——比如农村人民公社的取消。政府在理论上也认可，市场应该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无论国情，市场经济的规律都是一样的，虽然表现形式上可以有中国特色，但市场规律却没有中国特色。不能用中国特色去否定市场经济规律的普适性，但也不能用普适性否认各国发展的特点、路径、表现形式的不同。中国不可能走美国的路，只能走自己的路，但是不存在另外一条经济规律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
此前，在演讲中，他预言中国经济正在出现结构性衰退，他认为宏观政策不能对这种衰退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他说，宏观政策的作用，是要使得实际GDP的数字尽可能接近潜在GDP，他呼吁，中国不要再靠输血来维持病体了，要敢于面对自己的病。
（大约4个多月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四.“此岸“与”彼岸”
许小年十多岁时到延安插队。当时公社还是记工分的。他刚去的时候，个头低还瘦弱，队长给他定的工分是每天7.5，当地农民最高一天能够拿到10分，但是插队知青，一直到离开，最高也没有拿满分的，最高9分。他至今记得，第二年开始，他也分到了现金。他第一次拿到现金收入是五块一毛七，当然还有一年的口粮。他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跑到延安城的一个饭馆里，要了两盘炒鸡蛋，一气都吃了，但是路上他就全吐了——因为平时不沾油腥，肠胃都不适应了。等到缓过神来，他歪歪扭扭地回到村里——钱花光了，从零开始，继续每天的劳作。
几十年后的中欧课堂上，许小年就此谈到公平和效率。中国改革行至今日，再没有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机会，所能尝试者，只有从希克斯改进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许小年说，前提是要找到补偿方案，在没有帕累托改进的时候，首先要就希克斯改进形成共识。这时候需要理性，也需要妥协，需要把财富创造放在第一位，分配始终是第二位的，不能凌驾于财富创造之上。只有把饼做大，讨论分配才有意义。
他问，当资源配置方案从X到Y，是公平的么？关于效率和公平，他认为，公平涉及价值观，价值观是不可证明的，也不可证伪，所以他不能说对错，但是可以说，如果从Y退回到X，有人认为这样是公平的，这种公平观，是非理性的，是平均主义。理性就是合乎逻辑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从Y退回到X，那些人宁肯放弃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让别人过的好一些，宁肯平均分配，让激励机制扭曲。这时候他又从教授成为现实的冷峻的批判者——那些毛派想回到文革的时代，如果他们愿意回去，我是不愿意回去的，因为我亲历了文革。
他说，中国当下社会最缺乏的两种精神，一个是个人理性精神，其二就是妥协精神。
许小年也去党校或者其他政府机构讲课。有一次党校请他去讲课，但是要求他先把课件发过来，后来说，有两个地方希望能修改一下，他说，不修改，如果修改了就不讲了。结果还是让他去讲了，他说，这也算有雅量。当然讲完之后批判。金融危机后有一次，他讲完课，一位副部长带着若干学员，批了他半个小时，但是许小年说，除非你有逻辑和数据可以说服我，否则我不会改。
对于“教授”，许小年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做研究，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昙花一现，很快就无声无息了——他总是在试图踩点，社会关心什么，领导关心什么。我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领导做什么，社会关心什么，跟我没关系。我就是做研究的，领导愿意向我问策，我很高兴，乐意对策。领导不愿意没关系，我就教书呗。我很高兴没有堕落到那些昙花一现、无声无息的行列中去。追逐潮流的是二流学者，一流学者是引导潮流的。
有关部委研究城镇化规范方案，请了若干学者征求意见，第一次请许小年去了，他说我也不客气，结果讲完对方不大高兴，第二次开会就没有他了。
虽然许小年的言论和思考中充满了批判精神，但对于未来却绝不悲观。他的理由是，我们即使在现有政治框架下，也能做很多改革。但他又是清醒的：改革的苦难，不在于没有方案，而在于部门的阻力，部门利益就是个人利益。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没有耗尽，但这也仅仅是潜力，变为现实需要改革。
在中欧20年庆典演讲时，当有听众就改革前景提问时，他的回答是，现在形势比人强。
许小年说，我是个人主义者。他不认为那些说他有社会责任的评价是对的，他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将这种赞誉解构了——我研究学问是因为，它能够给我带来愉悦，有人说知识分子要对社会负责，我不对社会负责，我只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我说真话，只是因为说假话难受，会降低我的幸福感，所以我不说假话。
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许小年用此岸和彼岸来做类比。他说，如何可以到达彼岸？那需要通过假设来构建一个理想空间，到达彼岸，所以，假设是到达彼岸的摆渡船，此岸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归纳和总结，而彼岸则是抽象思维，逻辑演绎。而到达彼岸后，下一步是从彼岸回到此岸，将彼岸思考的结果、模型，注入此岸的现实中去。
有同学问，你现在在哪里？
答曰：我来回走，不过我还是立足于此岸，为了解决此岸的问题，是必须要到彼岸去的，如果陷于此岸，不能解决问题。
（作者：文钊；来源：“我是文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