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有国内的资深学者曾指出，近年来国内有股风潮，一些年轻海归，喝了几年洋墨水，回国受聘于一些金融机构，美其名曰“首席经济学家”。不少人的“经济学”观点和分析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经常摇摆不定，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问题，也很少做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中国，而不是仅仅研究欧美，为外国打工。”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一场关于“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的讨论会上，姚洋、樊纲等知名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当前国内经济学研究存在弊病，并提出改变的方向。
姚洋：要做大的问题，才能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
姚洋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宏伟的现代化变革，当下生活在这个时代其实非常幸运，可以亲身经历、亲身观察这个时代。并且，中国经济学界还有了西方经济学的武装，即掌握了一套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还不够，中国需要的经济学，应该是从中国的实践里得到的一些普遍性的理论。”姚洋强调。
姚洋指出，国内经济学界存在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把中国作为猎奇，以此写论文拿到国外发表，甚至依靠揭中国经济的短，到国外引起影响。”这个时代应该要过去了。“姚洋表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认真真地想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建国以来， 在经济建设方面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哪些地方要吸取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学界需要用国际上能听懂的语言，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功经验说出来，要从中国的实践中做出普遍的理论。
另外，姚洋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不能像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比如日本，虽然经济发达，但日本本土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因为日本经济学界做的东西都是很小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如果变成下一个日本就太可惜了，要做大的问题，才能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姚洋说。
哪些“大的”经济问题最值得引起当前中国经济学家关注？姚洋认为，有四大问题首当其冲：第一，中国的开放与管控，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是如何管控开放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和拉美国家不一 样，中国不是盲目地开放，而是一边开放一边管控，国内经济学界可以由此切入继续深入研究一系列问题，比如中国的政府和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中国做了许多产业政策，哪些失败，哪些成功？
第三，中国的制度转型从理论角度来说到底是怎样的？中国目前的制度研究还处于引进消化国外理论的阶段，甚至都没有吸收。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其实很有特色，并且是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做得最好的，这是为什么？真的值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好好研究。
第 四，要研究中国的治理模式，看这个体制对中国的经济表现甚至是社会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姚洋表示，他最近听闻有个别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腐败有关，现在腐败程度降低所以经济增速就放缓。“我认为这种说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样简单等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看法，因为当前世界上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程度比中国严重很多，但是他们经济的增长率很低，这是普遍现象。”姚洋说。
樊纲：有理论功底的经济学家更应参与经济政策制定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自认为相比国内活跃着的新生代经济学家，自己已经属于“老一代”了。
樊纲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建议，他认为刚进门的青年经济学者可以注重理论研究，把学术功底打好，但是资深经济学家可以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和研究，同时传播自己的经济思想。樊纲介绍，西方国家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做好经济学理论研究后，非常愿意去做实践的问题、去做政府顾问，从而传播其经济思想。“这是作为经济学者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有理论功底的学者加入后，才能帮助没有理论功底的人更好地去讨论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樊纲认为，如今国内各级政府都非常欢迎，并需要经济学家参与政策讨论、政策制定，都持有开放的积极态度，国内经济学家也需要承担起责任，积极投入参与。
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的问题，樊纲表示，任何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进程都会揭示一些新的东西，前人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使世人的思想更丰富，提出一些新思考。中国曾经是落后的经济体，30多年改革开放一路走来，还是形成了很多东西，而且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是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中国的经济学，要看看是否能从中挖出来有新的、有价值的思考。”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为世界经济学大厦提供哪些新的贡献。“
胡永泰：中国需要的经济学就像“中西医之辩”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胡永泰最近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江学者，他长期研究中国经济，虽然不能阅读中文，但能听能说中文。如今在海外40-50岁年龄段的中国研究者，这样的情况很普遍，胡永泰从一个“若即若离”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学界，其观点独具特点。
胡永泰认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这个问题对他来说相当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我想大部分人都同意，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可以治好中国人的疾病，那就是中国需要的医学。”
胡永泰还表示，在普通人正常的想法中，他的理想一定是想对自己的国家做贡献，如果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做贡献，往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理想和利益不一致，这多半是激励制度造成的。
胡永泰举例，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时，东南亚有一些国际经济学领域排名很高的大学，但这些高校面对危机，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几乎没有人能结合当地实际为度过经济危机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当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政策来解决问题，但后来危机扩大，IMF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相应的高校教授们却还在和IMF说着一模一样的话。“这是一个社会的失败。”胡永泰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不合适的激励制度造成的，那些高校很少有人在研究当地的经济，大多数人在学习、研究美国、英国，只有后者才能得到地位的迅速提升。
胡永泰认为，当一所高校、一个国家的经济学界的提拔激励制度出现偏差，就会出现知识分子始终在为外国打工的现象。在美国，经济学界就分为两批人，一批在理论上任意遨游，还有一批对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国经济学界不止重视学问，还重视智库研究与建设，会看经济学家对社会提出的建议有没有用，可不可采纳，所以这些经济学家的成功是因为实践证明他们的建议是有效的。
胡永泰表示，中国需要有既重视理论又重视智库的激励体制来鼓励学者去研究中国问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熊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