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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机或成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催化剂

截至4月2日,全球新冠肺炎患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90万人,全球所有国家几无幸免。美国新冠肺炎患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1万人,是全球确诊最多的国家,短短几周内成为新冠疫情的“震中”。疫情冲击之下美国股市剧烈下跌,三月份的十天内四次熔断,跌幅高达30%以上。为应对新冠疫情,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刺激计划。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至零利率,并启动无限量量化宽松,同时美国政府推出高达2.2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计划。然而,目前来看暂时还没有有效药物可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仍需时日,比较有效的疫情控制办法仍然是传统的居家隔离措施,这意味着全美范围的停工停学,这极可能造成经济大幅度下跌和大规模失业。如果疫情无法迅速控制,它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将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疫情很可能成为美国陷入类似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催化剂。

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

  在疫情暴发之前,虽然美国失业率达到六十多年最低,但经济增长动力不强。从经济周期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非常缓慢,2009-2019年间美国年均真实GDP增长率只有2.16%,远低于1994-2006年间的年均增长率3.82%。尽管美联储在危机之后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美国的通胀率仍然长期低迷。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危机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升,经济景气的基础并不牢固。全要素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根据美国旧金山联储的计算,危机之前的十二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4%,相比之下,危机之后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65%,只有前一个经济景气周期时的44%。主要是因为过去十年并没有显著的革命性的技术突破,IT行业摩尔定律失效。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可拉斯·布魯姆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科学技术突破越来越难,2014年科研工作者们要付出相当于1971年18倍的努力才能保持摩尔定律。因此,科研部门生产效率呈现趋势性下降,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这次新冠危机之后这一结论会有所改变,因此,即使新冠危机过去,美国经济的反弹也会非常疲软。

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和就业

  服务业在美国GDP中占比高达80%以上,而疫情对需要人与人接触的行业和工作冲击最为剧烈,因此短期内新冠疫情将重创美国经济,大规模失业难以避免。疫情对交通、酒店、餐饮、娱乐行业等人员密集的行业影响尤为严重。根据美国航空业(A4A)统计,3月26日,美国取消的飞机航班高达11279架次,相比之下一个月前的2月26日只取消了82次。同日,美国航空业的完成系数也从疫情前的接近百分之百急剧下降到58.2%。3月17日-23日这一周,美国酒店入住率同比暴跌56.4%,而每个酒店房间所得收入同比下降约70%。餐饮业受新冠疫情的打击最大,根据Opentable的数据,绝大部分地区的餐馆已经关门或者只做外卖,餐厅晚餐入座率在最近一周直接跌至零。随着电影院、体育馆、主题公园暂停开放,各种体育赛事按下暂停键,娱乐行业也一片惨淡。

  随着美国疫情变得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居家不出,失业人数将迅速上升。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21日的一周内,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飙升至328万人,这是自美国劳工部1967年开始跟踪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估计美国第二季度的失业率或将高达32%。按照美国的就业人口大约为1.645亿人口计算,因此失业人口有可能短期内高达5300万人。

  与失业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税前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税前总收入的比例从2009年18.5%上升到了2014年的20.2%,而税前收入最低的50%人口占税前总收入的比例相应地从13.6%下降到了12.6%。而在1970年,这两组收入占比正好是反过来。过去五十年间,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但储蓄率却下降了不少。Statista的调查数据表明,约45%的美国人银行储蓄账户上没有储蓄,有42%的受访者表明他们的应急资金只够坚持三个月。当前的新冠危机则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有失业高风险的职业如理发师、餐厅服务员、交通服务人员,同样也是收入较低的职业,而这些人储蓄也不多,因此难以承担抵抗疫情的成本。如果大规模失业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疫情之后将不可避免会出现罢工、暴力犯罪、骚乱和其他社会问题。

疫情对企业资产负债表造成灾难性影响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由于疫情蔓延,许多工厂、商店不得不关门停业,没有营业收入。根据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估计,疫情将导致美国企业营收减少4万亿美元。但企业仍然需要支付工资、租金和税收,因此企业的现金流正在迅速枯竭。那些严重依赖日常收入流的中小企业有可能因此而倒闭。对大企业来讲,如果疫情延续时间长,它将导致部分企业现金流断裂,而且预期未来收入也减少,从而可能触发美国公司债市场危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首先,美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经反弹至危机之前的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GDP比例已经高达75.3%,超过2008年第四季度72.5%的历史高点。

  其次,随着杠杆率的上升,美国公司债市场上低资质企业占比攀升,这加剧了公司债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公司债评级分布中投资级别中最低的BBB级占比显著上升可以看出。最新数据表明美国公司债中BBB级和垃圾债分别占48%和18%,随着新冠疫情的延续,不少公司债券还有可能被降级。事实上,疫情已经对这两类公司债造成了明显的压力。在美股抛售浪潮袭来之际,市场对信用风险的担忧情绪急速上升,导致美国公司债价格急剧下跌。BBB公司债信用利差3月23日飙升到4.88%,垃圾债信用利差同日飙升至8.37%,均为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值。虽然美联储推出的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暂时阻止了两类债务利差持续上升,但利差回落非常有限,仍然盘桓在高位,因此爆发公司债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最后,能源公司债极有可能成为引爆公司债危机的导火索。年初至今油价从每桶60多美元跌至20美元左右,暴跌已经超过2/3,给美国页岩油气公司造成极大压力,这也使得能源公司高收益债价格雪崩。根据美银美林统计,当前这1745亿美元能源公司高收益债的市值已经跌至1420亿美元,仅为面值的81%。由于全球经济突然减速,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将继续下跌,能源债券收益率的飙升也使得美国企业通过发行新债来筹集资金的成本上升、难度加大,因此能源公司债岌岌可危。

新冠疫情沉重打击全球产业链

  新冠疫情可以称得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像中国、印度等国本身并没有危机;特朗普上台以后的贸易冲突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但大部分国家之间保持了贸易增长。新型冠状病毒比1918年西班牙流感传染性更强,已经传染了地球上绝大部分国家。各国为了切断国外输入,不得不暂停大部分国际航线,并采用隔离14天或者拒绝非本国公民入境的极端措施。同时为了应对本土疫情,不得不采用停工停学封城等社交隔离手段。因此,全球产业链遭到不同程度的切割,世界贸易组织估计新冠疫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负增长恐将难以避免。

  全球产业链受创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剧烈而且漫长。虽然美国贸易对外依存度并不高,但是美国是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者,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三大产业链——北美、欧洲、亚洲产业链的枢纽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当今世界真正实现全球化生产和销售的国家。根据盛柳刚和赵洪岩《中美经贸变局》书中的计算,2015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总销售额高达82269亿美元,其中商品出口只占18.4%,而美资子公司当地商品销售则占34%,几乎是商品出口的两倍;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9.2%,而美资子公司当地服务销售则高达34.3%,几乎是服务出口的五倍。因此可以说美国基本是靠跨国公司的当地销售而非出口来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同时,美国对其他各国的总销售远高于其他各国对美国的总销售,美国的销售总盈余高达14653亿美元,占美国GDP的8%,远高于美国7618亿美元的商品贸易赤字。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势必打击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销售和盈利,比如苹果公司不得不宣布暂时关闭所有大中华地区以外的零售店。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产业链遍布全球,因此即使美国能在第二季度控制住疫情,但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若无法成功控制疫情,那美国的全球产业链也难以恢复。

新冠疫情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最终的暴发规模、对经济的影响、政府的应对,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活动特别是投资、研发、招聘都需要长期的持续投入。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企业通常或延迟或者取消这些对经济中长期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活动,因此不确定性增加对经济活动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不确定性也损害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从而抑制消费。美联储经济学家刘铮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减少美国居民对汽车等耐用品的购买。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恐慌指数VIX来衡量经济的不确定性。3月16号,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跌近3000点,创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恐慌指数也跳涨25点到82.69,超过2008年雷曼破产后的高峰值80.74。二战后,美国出现三次大的不确定性峰值,分别发生在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1981-1982年的高通胀危机和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不确性指数本身通常衰减很快,但是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2015年的一篇文章发现不确性峰值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持续5年以上,而对经济的影响的量级上跟货币政策的大小相近。

美国刺激经济复苏的剩余政策空间非常有限

  为了应对这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美国政府推出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三月,美联储先是通过两次紧急降息直接降至零利率,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也降至零,并与多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以应对国际市场上的美元荒。美联储紧接着推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且拓宽了资产购买的范围,由此前的国债和类主权债性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扩大到了企业债,并同时向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防止流动性危机和市场系统性崩盘。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了高达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接近美国GDP的10%,主要是对中低收入美国人的直接补贴,每个成年人1200美元,儿童500美元,增加失业保险,同时设立5000亿美元资金池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这些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可见当前疫情对美国金融和经济的冲击极为严重。

  在出台这些政策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还不到10万例,然而目前已经高达16万人,最近两日日均确诊约2万人,本周内将迅速超过20万例。而且不同于中国主要疫情发生在湖北武汉,美国有全国遍地蔓延的趋势,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因此,四月份如何维持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美国剩下的政策空间将非常有限,采取类似武汉封城的极端措施恐将难以避免,疫情得到控制的拐点来得越晚,经济代价也会越高。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首先,特朗普在任上大幅削减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减税增加了政府债务压力,因此,进一步减税的空间不大。其次,美国政府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到2019年9月底,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03.5%的历史新高,而新推出的2.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将使得这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疫情危机之后,美国财政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不大。

  疫情危机之后,美联储将延续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世界经济又将进入零利率时代。虽然美联储有可能缩小量化宽松的范围,但不会改变后危机时代的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可能非常有限。2008年以后一样,美联储直到2015年底才开始金融危机后的第一次加息,但正如前文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复苏,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预期的2%目标。相反,宽松的货币政策抬升了资产价格,使得美国资产价格泡沫明显。

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雪上加霜

  目前来看,美国经济短期的衰退幅度会很大,如果疫情得到及时控制,很多服务业的失业也有望能够短时间内恢复,但是美国这次疫情危机也反映了美国当前的政府政策应对是非常混乱的。如果疫情引发经济危机,由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是否能做出及时合理应对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号。美国从1929年的大萧条持续了10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政策的错误。很多研究都发现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危机后,美国初步建立了个人失业保险、存款保险制度和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都有助于切断经济螺旋下行的恶性循环。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些政策成功避免了大萧条的再次发生。

  在特朗普上台以前,美国重要的经济政策都有专业的经济学家参加制定,不少著名经济学家都出任过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美国在全球贸易一体化、央行独立性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但特朗普上台以后,不顾经济学的常识,强行推动逆全球化,四处引发贸易冲突。可以预计新冠疫情会使得美国逆全球化的政治力量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特朗普也频繁向美联储施加压力,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特朗普的压力,才使得美国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危机前未能及时正常化,导致现在利率下降有限。而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解决短期流动性枯竭等问题,对由疫情引发的消费、生产下降作用有限,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长期增长乏力的问题更是缘木求鱼。如果美国重新犯大萧条时期的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同时试图把货币政策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万能灵丹妙药,那么美国进入大萧条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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