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的一天,在新加坡东北部的港口小镇Punggol,一伙盗贼抢劫了一艘大型鸦片货船。当时的新加坡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不相同,当时作为沟通印度和中国毒品贸易的核心集散地,岛上犯罪猖獗、腐败横行。事件发生后,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对盗贼展开调查,他们发现该犯罪团伙竟牵涉了数名新加坡警察局高层。这一丑闻的曝出,促使殖民政府成立了贪污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后来,新加坡独立,首任总理李光耀上任后向腐败宣战,他声称对政府官员的腐败堕落深恶痛极,誓必根除新加坡腐败恶毒。此后在就职宣誓中,李光耀政府的官员都全身白色,以表明清廉决心.
往往是这样,新领袖谴责往届政府的贪赃腐败,然而真正自己上任时却变本加厉。从海地的Duvalier(注1),到秘鲁的Fujimori(注2),再到土耳其的Erdoğan(注3),政府当局的戏剧性演变都没有逃脱这个规律。然而,李光耀兑现了他的承诺:颁布新反腐法令并向反腐部门授予实权,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从而降低其权钱勾兑的诱惑,同时加强惩罚——腐败分子一旦被抓将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条款。1986年,李光耀政府的国家发展部部长、建筑师出身的郑章远,被指控接收房地产开发商贿赂。随后,郑服用巴比妥酸盐而自杀,其在遗书中向李光耀告罪,“我犯了最严重错误,只好用最严厉的惩罚。”
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时,新加坡已经从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清廉之一。根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最近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新加坡政府如今位列世界清廉政府第7位,在澳大利亚、冰岛以及(远在)美国之上。新加坡的反腐历程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但另一方面,又显得不同寻常。因为,在其他国家,腐败现象或者是有所改善,或者是略有恶化,总之从全世界来看,腐败似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人人都是腐败分子”,加利福尼亚的联邦法官John Noonan在他长达839页的书籍《贿赂:道德观念的思想史(Brib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 Moral Idea,1984)》中写道,“不管他/她是罗马人还是西哥特人,英国人还是非洲人,天主教徒还是基督徒,异教徒还是新教徒,资本家还是共产党,帝国分子还是爱国者”。“corruption(腐败)”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rrumpere,可以指腐败贿赂,同时也有玷污和毁坏的意思。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腐败已经渗透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不是腐败玷污了什么,而相反,腐败或许不过是我们可悲的本性罢了。有担当的政府固然理想,但很可能这并不符合常理。
腐败的定义往往强调私人欲望侵入公共领域时所引发的利益冲突。Robert Klitgaard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曾在许多国家就腐败问题进行过田野实验,他对腐败问题提出了一个有趣假设:腐败=垄断权力(Monopoly Power)+决定自由(Discretion)-责任(Accountability)。在该公式中,腐败成了一种可计量的犯罪。如果是这样,腐败问题岂不是存在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样,任何一个国家都能简单地以新加坡作为蓝本,同时像李光耀那样填补上其他的措施变量,就能校正获得那些可能腐败的官员的风险收益比率。事实上,许多致力于研究腐败的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往往认为腐败问题可能像天花一样最终根除。其中,Noonan编纂了关于贪污的编年史,在这本略显粗略的千年编年史中,他作了一番极乐观的推断,甚至声称,就像曾经广泛承认而如今彻底废弃的奴隶制一样,腐败可能在未来某天会“被淘汰”。
然而,面对所有的死亡预言,腐败仍旧活得好好的。事实上,它似乎活得越发嚣张。根据美洲联盟的报告,在19世纪90年代,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约有四分之一进了贪污者的腰包。联合国也预计,腐败可能使得许多地区的贸易成本提高约10%。腐败已经侵染到政府管理的各个角落,伤害了外商投资,助长了恐怖主义,纵容了跨国犯罪。在商界,在宗教机构,在教育界,在体育界,腐败成了周而复发的顽疾。然而,我们对于理解这一病理的概念分析,更别提打击对策,都始终是捉襟见肘。仅仅“corruption(腐败)”一词,太过笼统,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它实际上涵盖了行贿受贿、任人唯亲、串通投标、盗用公款、敲诈勒索、选举贿赂、价格垄断、勒索保护费以及数不胜数的种种诈骗行径。
腐败偷偷潜入、无人觉察,“就像无臭无味的毒气”,Sarah Chayes在她的新书《盗国者:为什么腐败威胁全球安全(Thieves of the State: Why Corruption Threatens Global Security)》中这样写道,它混淆着政策目标,却躲过了政治视线。Chayes在过去十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阿富汗度过,而她的新书,夹叙夹议,讲了美国如何非但无视并且纵容跨国腐败,并且在像阿富汗这样的地区,这种蓄意无视如何构成了动乱和危险。在书中,Chayes还讲述了她如何以堂吉柯德式的努力试图在世界上最腐败之一的国家进行一场新加坡式的反腐败战役。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Chayes于2001年到达阿富汗,作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通讯记者,她将负责播报塔利班政府的垮台。她最后到了位于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Kandaha),一个沙土飞扬的不毛之地,她曾这样描述它,“像在月球,跑着山羊的月球”。到达阿富汗不久,她就决定放弃新闻工作而加入非营利组织阿富汗民间团体(Afghans for Civil Societ)。她野心勃勃,她要开展一个姊妹学校项目,要建立一个无线电站,还要重建毁于联军轰炸的一个村庄。阿富汗民间团体(Afghans for Civil Societ)由Qayum Karza成立,Karza是一名阿富汗流亡商人,他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前一直住在美国巴尔的摩,而他恰是联军在2002年扶持上任的过渡时期阿富汗总统Hamid Karza的哥哥。
“在阿富汗,外来者会犯的典型错误就是挑选代理人。”Chayes写道。困境大都相似:外来人员,不论是记者,是将军,还是殖民长官,到达当地后对语言习俗都是一概不通,因此需要一个翻译兼任向导。对于这项服务,该外来人员往往会支付一定的(或超额的)报酬,用钱或者其他奖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代理人和主雇之间的协同依赖关系。《盗国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在这种关系下,代理人看似细微的影响力不断累积,而外来人员,作为当地文盲又不吝挥霍,渐渐地只能被当地向导牵着走而别无他法了。
塔利班政府倒台后,大量的士兵和民众涌进阿富汗,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想)与当地人往来,只能通过指定的中间人(fixers),最终,对于想要洞悉阿富汗冲突的国际组织核心成员来说,这些中间人成了远程望远镜的控制者。Chayes关于“代理人(proxy)”的用法,隐隐有美国冷战的角色背景,这似乎是有意为之;在形势不明朗的处境中,美国历来推崇铁腕人物,而为了更大的战略目标,并不计较他们的罪行。蒙博托(Mobutu,注4)是对抗共产主义、镇压地区争端的藩篱,沙特阿拉伯则用来对抗高额的天然气费用。至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阿富汗军阀统治,也并非成形于近年的冲突,根源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为对抗苏联政府,为当地代理人提供了大量经费。而自911之后,美国军队和情报机构进入阿富汗,他们寻找地方中介,培养起了新一代冷酷无情、暴虐专横的合作者。
讽刺的是,Chayes极少提及到她自己起初在阿富汗的代理人就是Karzai集团的成员。对祖国阿富汗有着勃勃野心和计划的Qayum Karzai,在某种程度上成了Chayes的导师。而Chayes的中间人,Abdullah,则是另一个Karzai家族兄弟,作为暗中发力的代理人和臭名昭彰的大毒枭的Ahmed Wali Karzai,指派给她的。根据Chayes的记录,她渐渐从占领中的阿富汗的政治漩涡中吸取教训,并最终揭露了迟来的真相——Karzais家族就是一个贼窝,从天真无知到幻灭醒悟,这一转变过程来得缓慢,而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说,也正是美国所历经的。在2002年12月,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Globe)的采访中,Chayes谈到Hamid Karzai,虽然当时她还没有见过他的面,却让她想起她的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动物,不过骨子里是个好人,他本能地相信周围人都是好人”。直到后来,她开始怀疑Karzai家族的人。Qayum的慈善事业在特拉华州,而他却丝毫不关心账务管理。在2003年的一次宴会上,Chayes看到Ahmed Wali收到用锡箔纸抱着的成捆的现金。
最后,Chayes切断了和Karzais家族的一切联系,并且完全靠自己重新开始,她于2005年在Kandahar建造了一家肥皂长。当时,大多数到阿富汗的西方人都倾向于和阿富汗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居住在防御区内,而与当地民众隔绝。但是Chayes直接地本土化了。她和一个阿富汗大家庭混住,和她的阿富汗同事邻居们打得火热,她成了闻名Kandahar的一个怪人——一个打扮的像阿富汗男人的高挑美国姑娘,说普什图语(注5),枕着一把Kalashnikov(注6)睡觉。
在工厂里,工人们抱怨让人灰心丧气的腐败税。重建资金大量涌进阿富汗,但是很快就不知所踪。基础建设工程简直不可能完成,而承包商、转包商以及政府亲信都赚得盆满钵溢。受益者是谁明摆着;他们会“开着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一年收成的拉风suv招摇过市”。为迎合国际组织的需求,某私人安全公司迅速成长起来,然而在一夜之间就演变成勒索保护费的组织。每天都有上百万的美金运到喀布尔国际机场,接着流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在那里阿富汗统治者把钱投资到房地产和宾利汽车上。据阿富汗特别检察长(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的报告,美国自2002年已经在阿富汗的国家重建上花了104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当年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支出)(注7),其中很大一部分未透露的具体数目的资金被中间人揩去,而没有为阿富汗人创造任何可见的贡献。“我们知道这些钱正在流入”,Kandahar城外的一个农民告诉Chayes,然而对于资金的蒸发,当地人能做的实在微乎其微。对于一般阿富汗人来说,这就像在光天化日下观看一场慢条斯理的抢劫。
阿富汗在某种程度上对外国慷慨资助的依赖,对这个国家来说,已经不算是新闻了。在《阿富汗:文化和政治历史(Afghanista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2010)》一书中,Thomas Barfield观察到由国外掌权者支付给阿富汗领袖的资金一直是阿富汗历史菜单上的固定栏目,而事实上,往往是对这些赃物的分配构成了“保持阿富汗国家统一的胶水”。任何高度腐败的社会都受制于一系列互利共生的利益关系:勒索路人的地方警察必须孝敬他的警局上司,而该警局上司必须孝敬他的上司,这样一直孝敬上去;恩惠或战利品也可能反过来摊分。这种关系的持续性使得腐败难以根除,但是矛盾的另一面是,它也有可能起到凝聚团结的作用,否则可能会导致一个冲突不断的社会。政治学家James Q. Wilson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腐败并不总是可耻的”,他认为是一种心胸狭隘的清教徒主义妨碍了美国人从实用角度去区分“有害的腐败和不那么有害的腐败”,妨碍了美国人“允许我们的道德愤怒与问题大小成一定比例”。
一些学者认为,腐败非但可以是良性的,甚至对于某些经历着政治转变的国家大有用处。政治理论家Samuel Huntington曾建议说,一定程度的腐败可以作为一种“欢迎润滑剂”,平抚现代化坎坷之路,并且如果经济增长是最终目标的话,那么“唯一比一个按部就班的、过度集中化的、不守诚信的官僚体制更坏的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度集中化的、坚守诚信的官僚体制”。经济学家总是主张,腐败是发展的障碍,但是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尽管腐败问题严重,却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一些观察说,如果领导层没有容忍官商利益的共栖(往往是腐败)关系,现在中国的经济的繁荣就不会实现。对于北京当前的反腐倡廉运动,一些人担心会阻碍经济增长。“在过去有腐败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打点官员搞到项目”,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时代周刊》说,“现在官员不收贿了,但也不批准项目了”。
腐败猖獗对于处于历史紧要关头的阿富汗来说是一个紧迫问题吗?经济学家Mancur Olson将这种从无政府混沌状态到某种政治雏形的转变比作是四处扫荡的强盗转变成安营扎寨的土匪的过程。四处扫荡的强盗会抢夺一切到手的东西在继续赶路,但是总有一天他会意识到,如果他能完成最提高经济生产力的最少的必要国家功能,并将盗掠行为制度化——“用税收的形式”,从长远来看,他能掠夺更多。因此,仅仅处于自身利益驱使,他就会“定居下来,戴上王冠,用统治代替混乱”。这就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所谓的“诚实贿赂(honest graft)”:一种没有利益冲突的状态,至少从理论上说,因为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国家的总体利益相一致。
但是,根据Chayes对Karzai政府的研究,她的结论是,腐败绝不可能是良性的。政治统治层的许多人不仅仅盗走基础建设的资金,他们还从其他阿富汗人手中夺取农地。阿富汗军阀通过向美国特种部队提供虚假的塔利班情报,蒙蔽利用他们击退反对者。那些利用国际援助大发横财的阿富汗人许多还干上了毒品交易的副业。阿富汗常常被称作是“失败国家”,但是鉴于这种近在眼前的完全的强盗行径,Chayes开始重新思索这一问题。这种情形不是阿富汗政府致力于服务其人民的表现,而是没有实现其服务功能的结果。政府实际上是成功了,不过是“对另一个总体目标”——政府成员的利益。华盛顿支持了Hamid Karzai和他的部僚助手们,期待着他们能够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帮助抓获基地组织,并摧毁塔利班组织。但是Karzai政府根本就不是什么政府,Chayes说,它不过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犯罪组织”。美国把Karzai当成一个安营扎寨的土匪,但实际上他只是四处扫荡的强盗假扮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更加腐败?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像新加坡,大举反腐?对此,一个解释是腐败可能是作为地方习俗存在于某些文化中。在《经济黑帮——腐败、暴力和国家贫穷(Economic Gangsters: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2008)》一书中,经济学家Raymond Fisman和Edward Migue介绍了一项实验,实验中,他们试图研究腐败行为究竟主要是由文化背景决定还是由法律的相对严格或许可程度决定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们调查了纽约5年间未交纳的违章提车罚单,这些罚单涉及了就职于联合国的各国外交官们的汽车。李光耀相信,如果政府对腐败采用严酷的处罚,就能够控制腐败。Fisman和Migue致力于验证相反的假设:某人在没有任何法律处罚的情形下——外交官由于享有豁免权,他们拒缴罚款不会面临任何处罚——是会缴纳罚款还是滥用职权拒缴罚款?他们发现,某些国家的外交官没有拒缴罚款行为,然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屡次拒缴。其中一名外交官(来自科威特)仅仅一年间累计有526拒缴罚单。利用世界银行的腐败指数,经济学家们把这些发现和相应国家的腐败水平联系了起来,他们发现,那些来自高度腐败国家的外交官们很可能有拒缴罚单,而那些来自于低度腐败国家的外交官如果有罚单的话很可能会缴纳罚金。不用说,挪威人无可指摘。
即便这样,对于这一数据的解释也不尽是决定论的说法。如果从挪威单挑一个挪威人出来,那么她的法律观念传达给你的,更多的是她作为一个挪威人所接受的教育影响下的一系列市民反应,多于她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儒家理论认为人们可以被完善,但我不确定”,李光耀曾经对记者说,“我所确定的是,人能够被训练,能够被纪律约束”。新加坡的例子似乎预示着,如果改变法律,最终也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举止。
Noonan在他的腐败历史书中写道,尽管有些腐败行为可能在某些文明和历史时期中是一种固有的文化特征,但是,一种对于腐败的特定的道德(厌恶)转变趋势却是共通的:即便在那些腐败日常化的国家,公众也对腐败日趋不满,而通常,至少会在法律意义上认定其违法。Noonan将腐败行为和另一个在道德和法律上和它恶名相当的人类活动——性,联系起来。一种简易文化本质主义论(注8)认为,对于喀布尔那些疲倦的流亡者来说,他们就爱腐败,这就是是他们生活的方式。但是Chayes在工作中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她发现,面对明目张胆的侵吞公产,普通人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他们心里充满了比愤怒更甚的——报复欲望。在她工厂工作的Nurallah曾是一名警官,他告诉Chayes,他的兄弟在一次阿富汗警察对他的勒索中遭受了极大的羞辱,“如果我看到有人在路上埋下即时炸弹,接着看到警车开过来……我不会警告他们的”,Nurallah曾这样说过。这是《盗国者》揭示的核心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系统性腐败不仅会成为可悲的战争副产品,它还会成为冲突的催化剂。所有这些贿赂和回扣都会引起当地人的激愤,导致他们站到阿富汗政府的对立面,甚至站到塔利班的阵营,至少在某些时候。
Chayes引用了一些驻守喀布尔的美国军队指挥官的观点。在喀布尔的监狱里,塔利班俘虏被问到为什么加入暴动,一个主要的原因,Chayes写道,“既不是为了民族分歧,也不是为了伊斯兰教的尊严,或者是担心美国军队会一直赖在他们国家”,而是“认为阿富汗政府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了”。截止到今天,还有大量关于塔利班在2001年侵袭后卷土重来的文章,而Chayes为了支持她的观点,在对其相关证据的处理中可能多少还原了真相。而另外一部新书《活下来的没好人:阿富汗人眼中的美国、塔利班与战争(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作者Anand Gopal用灼热的文字记录了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种种意外后果,该书的主人公之一Akbar Gul曾是一个塔利班司令,他一度放弃暴动回归了正常生活,不料却面对掠夺成性的腐败警察,心灰意冷而又重新加入暴动。
美国对臭名昭著的专政统治的支持助长了激进主义,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陌生了。不过,Chayes在谈及腐败时,用了一个强有力的新词汇——“反冲(blowback)”,来解释阿富汗问题的逻辑。通常,有效的政府管理的建构,其在本质上是人道主义先入为主,是永远把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关怀作为更紧迫的战略责任来摇旗呐喊。但是Chayes渐渐确信,阿富汗的高层腐败实际上成了“制造塔利班(manufacturing Taliban)”,他们为不断扩大的暴动提供者后备军。所以,她的观点是,在像阿富汗这样动荡不安甚至可能有爆炸袭击的地区,腐败困境并不像美国处在一种价值和利益剑拔弩张的境地,虽然可能呈现的是这样。即便对于最顽固不化的现实派,腐败也应该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因为在这里腐败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或民主原则的问题——它“攸关国家安全”。而这正是Chayes写这本书的精神动机:她把政治争论中一直落于下风的论点注入充满力量的鲜血。
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Chayes看到一个向美国政府提议重新考虑阿富汗腐败问题的的机会,于是她去了华盛顿。她揭露了腐败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对于作为批判性听众的军方,似乎很有说服性。没有使用社会正义和发展的泛泛说法,她围绕切身利益展开论证,“腐败,用军方的话来说,是敌人的力量倍增器”。Chayes自己承认是一个“尖锐的(strident)”活动家,最终,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五角大楼的E环,并获得了Mike Mullen的接见。Mullen是一个亲切和蔼甚至有些书生气的海军上将,他才出任奥巴马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的主席。Chayes说明了自己的提议——联军应该调整他们在阿富汗事务的优先顺序,Mullen拿出笔记本作了一些笔记。在会面结束时,他有些担心地询问她的个人安全问题。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在2003年的采访中问了她类似的问题,她当时的回答是,她拥有“强大后台(powerful backin)”并且,“我和Karzai家有些交情”。现在她跟Mullen说,如果他近期能见到Karzai总统,他或许可以““透露(let it slip)”给他说他们是朋友。她说,“那样会减少对我的威胁”。
Mullen找了Chayes作他的顾问。美国当时正在转变其对阿富汗的军事战略,要把军力集中到镇压叛乱上,这要求尽力推动有效政府管理,免得离间阿富汗民众。“阿拉伯之春”运动(Arab Spring,注9)开始后,Chayes去了突尼斯、埃及以及其他热点地区,对人们的反高层腐败情绪和可能激发反抗的形式进行摸底。回去的时候,她已经确信,高层腐败和宗教极端主义暴力的联系是一直“世界现象”。在这点上,Chayes可能过分夸大了。否则,我们如何看待所有那些没有造成宗教极端主义的非洲独裁者呢?或者拿俄罗斯来说,巨额财富为少数的独裁者和官僚侵吞,但是在那里并没有激发大范围的叛乱,这又怎么说呢?不过,这些例子还是很难扳倒Chayes的一般化结论,那就是,深陷贪污腐败的国家其实是拿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做赌注,养虎为患,招致叛乱。
不过,既然Chayes可以联系到关心腐败的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他们能够做些什么。如果想把阿富汗变成新加坡,该从何入手?Chayes认识喀布尔军方决策者,利用这层便利,她提议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华盛顿政府可以区别对待和阿富汗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对于腐败的地方官员和权力代理人应该进行隔离;美国官员应该和阿富汗当地检查官合作,对极度恶劣的犯罪分子提起刑事诉讼。对Chayes的建议,Stanley McCrystal和David Petraeus等美军指挥官表现得从善如流,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每次Chayes提出可能不利于卡尔扎伊总统和他的势力圈的办法,她都会遭到反对,在喀布尔地区,不论是军方还是民政的官员们,他们的普遍观点是,卡尔扎伊政府是对抗塔利班的合作伙伴,美国不能离间他们。“在战场上,如果想要获取情报,从特蕾莎修女或者马莉·波博金斯那里是拿不到的”,一位美国官员在2010年这样告诉《时代周刊》。
即便如此,靠美国的协助,阿富汗检查官们还是提起了一项针对卡尔扎伊家族的帮手Muhammed Zia Salehi的试验案件(注10),警方在一起腐败窃听中抓捕了他。他落案后,Salehi打电话给Karzai,随即被释放;而对他提起诉讼的检查官却被调查后解雇。Chayes试图把那些穷凶极恶的阿富汗人都列出来写成一张黑名单,她的行动却遭受阻挠;因为,据她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似乎给名单上的某些多重身份的家伙报酬让他们做事。2013年,《时代周刊》揭露,情报局一度给卡尔扎伊总统班子偷偷输送大量现金,而在这项行动中担任出纳的不是别人,就是Salehi。(难怪卡尔扎伊总统那么快就释放了他。)当初,在2003年Chayes看到Ahmed Wali Karzai接手的大量现金,给他这些钱的人其实是美国间谍。
新加坡的腐败调查不受拘束,可以针对最高层的官员而不必担心报复问题。但是,如果美国试图改革阿富汗的政治风气,必须有壮士断腕的牺牲。事实上,就算这样,即使针对小官小吏的调查也会遭到阿富汗高层的激烈反对。在层层腐败中,这些高层官员为了确保下级部门的忠诚,会任由他们剥削自己的下级——并且,偷掠当地平民——而不受惩罚。“这种政体对甚至是最低层的官员的包庇程度,会在整个体系里传递某种保护保障力度的信息”,Chayes写道。Chayes检举恶势力的努力失败了。一位曾和阿富汗调查官共事的美国官员表达了他的挫败感:“我们找不到一条小能够抓捕的鱼。”美国白宫对处理阿富汗腐败问题的争议没有定论,随后,这个问题在2011年就被搁置了。
如果说《盗国者》是一份对Sarah Chayes野心勃勃开始却以失败告终的阿富汗反腐败行动的记录,那么,人们会想知道这样一项行动会是什么样的。从一个像新加坡那样成功反腐的国家借鉴经验的想法很诱人,但是,你很难拿新加坡类比阿富汗。新加坡以不足三百平方公里的领地容纳了五百多万的人口,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和平而富足的小国家。而且,在这个小岛上,不仅仅是腐败,其他诸多不那么严重但同样作为人类弊病的恶习也被整治,从随地吐痰到不冲厕所,新加坡人都受宪法专制制约。更重要的可能是,新加坡有一个李光耀这样真正致力于反腐败行动的领袖。新加坡在英国统治时期——或者说,在世界第二次大战被日本占领期间——腐败猖獗。只有在国外势力撤走之后,腐败才真正清除。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占领政府往往把国家推向腐败,而不是从腐败中拉出来。尽管Chayes的书没在伊拉克上市,但目前,美国与Nuri al-Maliki的关系和当初与卡尔扎伊政府的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华盛顿政府包庇然后养肥了它的傀儡政权,直到最后养虎为患。
外来势力的萝卜和大棒在推动一个国家进行政治体系改革上好像总是力不从心。2003年,罗马尼亚申请加入欧盟时,开展了反腐运动,并任命了一个铁腕司法部长,并提起了一系列针对高层官员的腐败案件诉讼。而就在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欧盟之后,这项反腐运动就失败了,司法部长随即被解雇,而所有的反腐案件也被撤诉。“上梁不正下梁歪”,Chayes观察道,并且,由于其缺乏既刚正廉洁又有政治抱负的国家领袖,靠美国,似乎不大可能扭转像阿富汗、伊拉克或其他一些国家的腐败弊病,更不要说华盛顿政府也参与制造和维系该弊病了。实际上,我们或许很难区分安抚某个民族的不同的支持政策——Thomas Barfield所说的“胶水”,但Chayes的观点是,国家层面的腐败不仅仅是阿富汗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注:
译注1,Duvalier,(1951年7月3日~2014年10月4日)海地前总统、独裁者。在其埃执政期间,海地是西半球最黑暗的国家和拉美最穷的国家。但是杜瓦利埃家族占据了全国财富的90%,为拉美地区的首富。杜瓦利埃政府的正规军、防暴反游击特种部队、宪兵通顿马库特、伏都教民兵和总统卫队,每年维持费用占国家预算的一半。在杜氏家族统治的28年竟有10多万人被枪杀、拷打、拘押或流放。-百度百科
译注2,Fujimori,阿尔韦托·藤森,秘鲁,日裔政治人物,1990年7月28日至2000年11月17日期间任秘鲁总统,在他就任期间,其功绩主要包括稳定秘鲁前任总统阿兰·加西亚领导下动荡的秘鲁经济和平息内乱。但他的领导也被批评过于专制,因而受到不少人的争议。特别是在其任职后期,被指涉及多宗政治贪污丑闻。-百度百科
译注3,Erdoğan,2003至2014年间任土耳其总统,其领导的政府早期在申请加入欧盟时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包括扩大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者权益等,而受拥戴,然而,在后期却经历种种危机,特别是腐败问题。-维基百科
译注4,Mobutu,1930—1997,扎伊尔(后来的刚果)总统、人民革命运动主席。刚果1960年获得独立,1961年在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中,首任总理、刚果的民族英雄卢蒙巴惨遭杀害,颠覆了刚果的合法政府,并把一个傀儡强加在刚果人民头上。这个美国傀儡就是蒙博托,他夺取了政权,并改国名为扎伊尔,开始了近30年的专制统治。-百度百科
译注5,普什图语(Pashto language,Pushtu language)是阿富汗斯坦普什图族的语言,与波斯语同为阿富汗斯坦的官方语言。-百度百科
译注6,Kalashnikov,“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的一种别称。俄文全称Автомат Калашникова ,简称“АК”。-百度百科
译注7,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百度百科
译注8,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观点是,对于任何特定实体(如某种动物,某类人,某种物品,某个概念),总有一组足以确定其特性和功能的必要属性。-维基百科
译注9,阿拉伯之春运动,阿拉伯之春(阿拉伯文:الثورات العربية)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项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百度百科
译注10,实验案件,为确立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权利而提起的诉讼。此类诉讼通常是在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均无争议的情况下提起的。——豆瓣http://www.douban.com/note/307889833/
(来源:译言网 译者:echos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