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就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发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看法。他预判：2015年中国经济有底部无高度。谈及中国资本市场时，他赞同牛市方向已形成了，但要谨防“倒春寒”。对于福建自贸区建设，他建议要牵好“牛鼻子”，加强制度建设。以下为专访文字实录：
和讯：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去年GDP增长7.4%，增速创下24年新低，现在普遍有一种看法今年数据有可能还会低一些，不知你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我们了解到，你对2015年的判断曾提出一个“有底部无高度”的观点，请为我们具体阐述一下。
邱晓华：应当说过去一年，咱们国家GDP保持7.4%的增长，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在国际国内比较多变的形势下面，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中还能保持着适度的中高速增长，确实令人充分地肯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处在发展中的这样一个需要由传统的引擎转到新的引擎的过渡阶段，那么肯定是面临着许多困难。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作是是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在这样一个阵痛期里面，如何克服经济下行的压力，继续保持经济的一个平稳适度的增长，对各方面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考验。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也还有旧有的矛盾在困扰着我们，因此，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说，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一个爬坡、过坎的发展阶段。从新的挑战来说，外围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依然不少。美元的加息，欧元的放水，日本经济的相对不确定，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的不稳定，都可能给国际资本市场，国际汇率市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我们时刻都要警惕各种黑天鹅事件发生带来的冲击。
从国内来说，我们确实在度过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之后，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长跑之后，他身上的能量也需要重新的补充，他身上的一些机体的损伤也需要及时地修复，所以现在是处在一个固本强身的新阶段。当我们面对国际上的新挑战和国内的一些新旧矛盾的存在，我们当然也需要更加谨慎地来观察、研究、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整体态势来看，2015年确实是有底部无高度。
为什么叫有底部？我想2015年中国经济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它始终还是会在有一定增长速度的基础上面前行，而不会就停下来熄火不往前走了。那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中国经济底部眼下应当说就是7%左右，守住7%左右还是有条件、有可能也是有力量的。
第一，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稳健中松紧有度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降准还是降息，乃至运用各种创新的工具来增加流动性，调控流动性都是有空间的。存款准备金率，眼下还处在高位，与常态下面的8%-10%这种国际上面通行的水准相比较，我们显然还是比较高的，高，就意味着还有下降的余地。
利率方面，眼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除了几个少数的，像俄罗斯、巴西、印度的利率相对较高以外，多数国家的利率都是比较低的。像美国，虽然说结束了量化宽松，但是它什么时候加息现在也还在观察，因此，它的低利率状态也还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那么欧洲，最近宣布维持低利率不变，但与此同时，又实施了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从今年3月份开始到2016年9月份，每个月要购买600亿欧元的债券，算下来总量要达到1.08万亿欧元的庞大的刺激措施。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射出去之后，现在看曾经有过积极的效应，经济也有回升过来，但是随着效应的减弱，现在日本经济又回到了徘徊的、低增长的状态，它也还会再采取适当刺激的量化宽松政策，所以它的利率还是负利率。
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是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现状下，中国眼下的利率还是偏高的。而另一方面，从全球及国内情况来看，通胀水平也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那么这种低通胀，客观上面也为调整利率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宏观环境。所以这样从中国自身来看，运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松紧适度的调控界限，当然降准降息都还是有余地的。更何况这些年，银行创新了很多新的工具来增加流动性，而且现在也在继续地运用。上一周央行再次恢复逆回购的措施，引导利率下行，说明整体上国家还是希望利率特别是无风险利率继续往下走，这就有助于经济的活跃，市场的流动性还是相对地宽松和稳定。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这是今年中央已经明确的。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表现在哪些？首先从税收方面来看，对微小企业实施结构性减税、深化税制改革等，应当说对一部分企业来说，还是能够感受到税负降低的这样的政策效应。但就从全国整体上来看，由于资源税、环境税等税收制度的改革也箭在弦上，这对调整结构，对提升经济的合理发展是有利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会带来对企业对家庭一定程度的税负的增加。所以从整体上看，税收方面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不会有太大的余地，因为降税加税可能会相抵消，但是在减少、清理各种乱收费方面，应当会在取得去年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这样企业和个人在各种收费方面能感受到有所减轻的这样一个政策效应。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运用债券，在适当地增加国家建设性财政支出，增加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以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的支出方面，国家的财政还是会继续实施一个加大投入的政策。尽管大家担心，地方政府债务的平台已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是去年一年采取措施之后，整体上面我们已经管控住了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的问题，因此，系统性的债务风险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从全国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的债务负担率还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
我们粗略算一个数，地方政府大概显性的债务大概20万亿左右，中央财政还有10万亿左右的债务，再考虑一些可感受到的隐性债务，就是本来政府该支出但是还没有支出，或是本来应当加强但还没加强的缺口，比如社保缺口、银行或者央企的不良资产等等方面，我们可能还有10万亿左右的隐性债务，那么加在一起政府直接承担的债务大概40万亿左右。那么去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63万亿，那么今年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所以这样来说，债务负担率还处在一百以下，所以还有一定的余地。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成长，它采用的是债券推动型，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美国一直都是借助于债券市场或资本市场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走的是贷款推动型的发展，今天我们贷款推动型的经济可能越来越面临着瓶颈的约束，我们需要转型，学习借鉴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包括债券在内的资本市场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国际上有成功的经验，中国目前这方面余地还比较大。
因为我们企业的大量的融资需求还是来源于贷款，建设性的大量的资金还是靠贷款，70%左右的资金都是靠贷款。那么我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扩大债券的发行，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还是有更大好处的，利大于弊。那可以预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新的《预算法》实施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适当增加经济建设亟需、民生改善亟需和加快社会发展亟需的一些专项的债券的发行。如果这个政策进入实施，那么对稳定投资，对托住底线，应该说都是有利的。
再一方面就是财政赤字，我们去年的财政赤字率也就2.3左右，从国际上通行来说，守住3左右是安全的。现在我们离这个还是有距离的，可以再适当提高一点，比如说到2.5，那也是一个可观的量。因为中国目前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亿，所以哪怕提高一个点，也就上千亿的规模。所以从整体上来衡量的话，我们财政更有力度是有余地的也是有空间的。
第三，我们消费的潜能还很大。眼下随着公务员的加薪，随着资本市场的好转，随着农场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不可否认的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效应的显现，有助于我们消费支付能力的提升，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的购买力还会继续保持一个较快增长。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整个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快于经济的增长，这种态势就有助于我们国家消费潜能的逐步释放，更何况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那么预计未来进入中等收入的人群也会逐渐地加快形成，这个人数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可观的。如果政策得当的话，上亿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也是有可能的，这样整个国家消费市场的扩展是可以期待的。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消费的潜能会逐步释放，消费的增长会相对的稳定，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半壁江山有保障了，这是一个可以相对乐观的理由。
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完善社保，继续改善市场秩序，继续清理、规划餐桌上的安全来帮助老百姓敢消费、愿消费、想消费。特别是我们要大力发展适应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意愿提升所带来的对商品质量更高要求的新趋势，在提高有效供给方面要继续下大力气，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我想这是当下很需要去做的。如果人们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提升了，但消费供给跟不上，那也是不行的。
第四，新动力逐步积累。在转型升级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在大力推进开放中，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的浪潮中，应当说我们经济的新动力也在逐步地积累当中。一方面，我们随着教育文化各方面事业发展，人口质量提升所带来的新人口红利在逐步显现它的推动力。虽然我们说人口数量型的红利在减弱，但不可否认，我们人口质量型的红利在增加。其次，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制度性红利，也在逐步释放，去年是改革元年，今年是改革的关键年。可以预期，改革的效应会进一步释放出来，对外开放、自贸区建设、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应当说我们会形成新的全球化红利，来给中国经济助力。在创新方面，中国在信息化方面，跟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在拥抱互联网、加快旧产业改造发展新产业方面，中国创新的力量也在逐步地加强，可以预期，这些新的因素会成未来中国经济前行的最重要的因素，现在我们也已经看到它在积累正在渐渐释放。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保持一个适度增长失去信心，更何况，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区域化、农业现代化等的发展态势应当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继续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因素。工业化我们才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城市化我们才刚刚走完一半的路程，其中这一半还不是很标准的一半。我们很多农民进城以后并没有享受到住房、医疗、教育、社保方面应有的公共服务，这些人还不完全是合格的城市化的人口，所以这方面潜能还很大。信息化，我们刚才讲，跟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区域化这几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已经见到了成效，中西部发展保持了比较好的态势。而且与此同时，国家现在还在推进新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等等新的区域化发展态势，还会进一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所以应该说经济的基本面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地说，7%左右在2015年是有条件有力量有可能守住的，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不大可能，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然，经济运行有它的客观规律，波动是难免的。从2015年来说，个别月份可能会发生一些波动，这是不奇怪的，但从全年来看，完成7%左右、略高于7%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是有底部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那为什么说没有高度？
第一，老引擎失利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不争事实，传统产业在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以后，那么它的这种不适应市场的变化的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一方面，原有的生产体系，这种适应低收入的状态需要提升和改造，这种提升改造肯定是需要时间和过程，在这改造没完成之前，它这种面临着的卖不到好价格、卖不出去的双难问题可能就客观地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也就说，传统企业市场的约束和效益的约束，应该说客观摆在面前，只有通过结构优化，机制优化和变革，以及技术的提升，才能够改变市场越来越约束他们发展的局面，改变效益空间越来越被挤压的一个问题，这些都还在进展当中，都还没形成一个大势，因此传统经济不可能保持过去那么快速发展，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纺织这些都处在调整的阵痛期，这是第一个。从过去来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靠的是工业一马当先，工业在整个GDP中占据半壁江山，而现在我们的工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当然他的动能就是减弱了，至少影响GDP少则一个点，多则两个点，这就是为什么没有高度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地方财政它的空间在受到约束。大家知道，过去地方财政靠经济的快速增长，靠土地收益大幅度提升，因此在建设性支出方面有一定的空间和余地，但随着经济的减缓， 随着房地产的调整，地方财政面临着减收压力很大。所以它要是再向过去那样大力度地投入用于建设性开支已经越来越难了，这从投资角度来说，政府性的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性的投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这是第二个。
第三，就是我们的出口版块。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力量，三驾马车之一。每年高增长中出口的贡献少百分之十多百分之二十的拉动力，现在随着世界经济的调整，世界经济温和发展的这种态势，市场的需求相对低迷，因此我们的外围的环境在发生着更加严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些有利因素，比如低成本，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现在逐渐丢失，我们的成本越来越提升，逐渐告别了低沉本发展阶段。因此在低成本方面，也面临着没有竞争优势的压力。所以出口应该说眼下是不可能再恢复过去的那种两位数的高增长，能做到一位数的稳定增长就很不容易了，这样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肯定不如以前，过去十到二十的贡献，现在如果能维持一个百分之五的贡献可能就很了不起了，这方面就又少了一个百分点左右。这是第三个因素。
第四，房地产始终是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不管你承不承认，房地产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不可缺少的，在过去因为我们刚起步阶段，它的作用大一些。随着发展它的作用会逐渐减弱，那么眼下房地产正处于一个调整阶段，因此它对经济的拉动力就会出现减弱，去年房地产投资已经回落到10%左右的一个比较低的增长。今年估计情况不会改善，因为房地产调整还没结束。去库存、去债务，这些对地产商来说，还都是需要去解决的任务，这样，尽管国家已经在需求端采取了取消限购、取消限贷等一些刺激措施，但是对供给端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常态。就是房地产企业能不能正常上市，已上市完的企业能不能正常融资，商业银行能不能正常地给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有的常态，供给端还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压力，面临着销售难的问题，因此房地产调整还没有结束，房地产的增长态势还是比较弱的。在过去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也在百分二十左右，因为整个投资三分天下房地产占其一。现在房地产这块弱了，因此房地产这块的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也都都减弱了，至少也会影响到一个点左右。
这样算下来，传统产业发展慢了影响一个点到两个点，出口慢了影响一个点左右，地产慢了也影响一个点左右，那么三个点左右的经济增速过去有的现在就没有了。所以才会有10左右回落到7左右这样一个发展态势的变化，而且短期内我们不可能在恢复这些原来能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因素，也没有必要。因为传统产业不进行大的改造，你还是让他生产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市场不需要生态也不需要了，人民群众也不满意。所以这块是需要去掉的，我们需要的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来接替它。那现在新产业还不足以强大还不足以接替，所以速度就慢了。
关于出口我们当然需要，我们还需要加快发展。但不是自己一厢情愿就可以的，它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变化，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厢情愿要求出口得有多快多快的增长，我们只能提升产品的竞争力，通过优化产品结构，通过改善政策环境，来适当地给出口型企业提供一定的支持以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但最终还是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变化。这一块短期内也不可能寄予太大的希望。房地产的调整也还没有结束，还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样眼下就是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追求短期的繁荣，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在保持底线基础上面，调结构、促改革、提效益，改善民生，放在一个更加重要位置上，这样我们就能够为今天也为明天的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来创造基础，这是需要我们来认识的。
说实在，中国经济并没有说就到了不可高速增长的阶段，只是由于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以及外部和内部市场的变化形势，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去为了短期的繁荣舍弃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看到了这样一种大环境的变化，所以既顾当前更要顾长远，因此对速度的宽容度也提升了。这就是眼下中国经济的一个有底部但是没有高度的基本判断。因为底部是市场还有、政策还有，政府也是希望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能做到的，但是高度是客观有难度，主观也是不想要去达到的这样，所以有底部无高度。
和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股市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作为民生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请你展望一下2015年股市的整体发展，这次牛市是真的吗？它真的是人们口中的政策性大牛市吗？
邱晓华：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当然都是市场推动，政府推动，双力驱动的。中国可能是政府推动方面表现得更突出些。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年轻的市场，所以在它的起步发展阶段，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至于2015年乃至以后的资本市场是一种怎样的态势，当然见仁见智。
从我个人而言，我只能从宏观层面和大家做一个探讨。去年11月我在北京的一场金融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是我对资本市场的判断。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春天已经来到了，这种春天当然是一个还有湿湿寒寒的春天，不是完全春暖花开的春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它还会有倒春寒，但是春天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春天的前景已经给我们展现，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拉开了恢复和发展的序幕。牛市形成，只是它可能不会是一马平川，而是还会遭遇一些曲折和波动的牛市，但是牛市方向已形成了。
第一，就是各种改革的深化已经在释放出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改革红利，这些正在助推中国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复苏，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我们知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个是一个姊妹篇，几百项的改革措施都透露出：第一要我们建立一个适应新常态的体制机制，第二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制度保障，第三我们要通过改革来化解各种各样遇到的困难和矛盾，通过改革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和可能，这是明确的，所以它客观上会提升人们对国家发展的信心。这是信心改革带来市场信心的恢复，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我们发展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痛苦期，关键是因为迈过这一步，国家可能就进入到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了，迈不过去这一步，那我们可能就会徘徊在发达国家的门坎之外，这是至关重要的，决定中国能不能成为强国的关键一环。所谓痛苦期，就是要迈这一步可能不是免费的午餐，一定要要付出代价和成本，那么成本当然就是需要转变原有的模式，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要舍弃一些既得得利益。从国家到企业到老百姓，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都不会是免费的午餐，那这个成本怎么来分担，怎么来把握就是考验我们党和国家的智慧了。当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但是相对资本市场而言，转型升级无疑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第一，传统产业的改造，一定是要盘活存量资产，那盘活存量资产一定需要对资产的流动、配置提供一个通道。而资本市场就是这样一个通道作用。第二，我们要发展新兴产业，它也需要借道资本市场来解决它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这样一个规模化的问题，这种规模化的通道也是资本市场。所以资本市场是我们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主要通道。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简单依赖，靠印钞票靠透支后人的福祉来实现转型，我们肯定是要借助各方面成熟的经验。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资本市场肯定是一个企业优胜劣汰，新兴产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通道。
第三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不断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一定是摆在政府和党面前新的重要任务。国家发展进入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那老百姓是不是也到了这一阶段，这还不是完全同步的事情，这个既然要让老百姓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那就一定要为老百姓提供增加财富的通道。从我们从历史轨迹看，通过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有了一轮包括农村的改革，到中国制造的发展，已经给老百姓带来了增加财富的机会，但这繁荣期已经暂告一段落了。现在需要再造新引擎，改造传统引擎，来获得新的机会。第二我们通过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繁荣，也给多数老百姓带来了财富的增加，至少多数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已经改善了。如果说中国老百姓从无产阶级到有产阶级，最关键的一个标准就是它有了房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现在房地产也开始调整。因此，从实体经济的繁荣到调整，从房地产的繁荣到调整，接下来该轮到要再靠资本市场，靠要素市场的通道来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财富获取的机会。这就是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资本市场也轮到了它应该发挥正能量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第四，从世界各国和我们中国情况来说，应当说资产证券化始终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很好利用、呵护的一个政策。我们破解大家所担心的三大隐忧，房地产、银行的不良债务、地方的债务平台，其实资产证券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而且用得好能把负面效应减到最低，把正面效应放到最大。这是一个客观的需要，是我们破解历史和现实难题的需要，这是一个。
再就是我们对外开放，人民币要国际化，那么现在我们除了资本市场没有对外开放外，其他基本上都已经对外开放了。资本市场如果不开放，人民币就无法国际化。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一定会引来更多的外部资金进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如果我们能够把风险防范得好，那当然就能助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要和人民币一起国际化，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所以对外开放的扩大也给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很重要的外来因素。因此，综合起来看，我们已经到了需要稳定发展资本市场、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需要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来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的变化，来适应中国由一个大国走向一个强国的需要。如果这样一个逻辑成立，那中国资本市场就具备了走向更好发展的一个条件。
新一届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大道理。因此，把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繁荣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一个大策略，也就是资产证券化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策略上来。我们不敢说是战略，至少是一个大策略。这样从政府角度来说，它也会采取一系列稳定、呵护、发展的措施，不会轻易地去打断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顺势而为，聪明的领导者是一定会采取的。
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前些年的低迷，其实它还处在多数估值偏低，因此它的市盈率有一个修复的过程，尽管经过去年最后几个月快速的恢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修复。但从整体上看，主板上的一些蓝筹股大盘股的市盈率还是偏低的，还是需要继续来修复的。也就是说低价位一定还会有更大的投资空间，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让这些上市公司怎么提升质量，怎么给股民创造价值，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做的。如果说去年我们的资本市场修复过程中提高了55%，我想今年肯定还会继续提升，那么现在一月还没过去，就又提升了一百个点左右了，那么未来还会继续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当然不会是直线的，一定会是波动的，因为市场的最大特点就是随人们的预期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信心很足，市场看多的人多了，走向就多，看空的人多了，那肯定就会出现波动。
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完全成熟起来，至少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历史遗留问题，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需解决，而解决问题势必会对资本市场形成压力。第二，这些年积累的IPO的堰塞湖，它怎么舒缓肯定也会对资本市场形成压力。第三，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会产生正负效应，人们对它需要有适应的过程。比如注册制，大方向来说肯定对资本市场有利，但是短期而言，如果节奏把握不好，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应对和适应。更重要的是宏观政策，前面分析到的要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它在实施中，它的节奏、力度怎么权衡好，也是对资本市场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果说经济的基本面能像预期的那样，守住底线，那么宏观政策肯定相对就是比较稳定的。反过来，如果说底线很容易就能守住，宏观政策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偏紧的变化。如果说守不住，宏观政策就会偏宽松，所以宏观政策稍微的变化也会对资本市场造成影响。
对于投资者而言，除了研究市场，也要关心政策。这也是防范风险不可忽视的一方面。但是，不管怎么说，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牛市的这样一个判断我是赞同的，而且只要做得好，这个牛市可能不会2015年就结束，可能会延续得更长时间，当然，这是一个慢牛的态势，不会是一个快牛的态势。它的整体态势应该是在波动中前行，而不是就一马平川地前行。
和讯：我们知道你是福建人，对福建的建设一直很关心，福建刚刚获批成为第二批自贸区，面临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在建设自贸区方面福建应该怎么走出自己的路子，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邱晓华：自贸区是在原有保税区、开发区基础上的一个升级版，它更关键的不在于有什么政策上的优惠，它的核心点在于制度建设。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形成的自贸区建设，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态势，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不看到世界这样一个变化。
现在美国主导的两大自贸区体系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都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不可能长期被排除在外，只是什么时间加入的问题，在还没有加入之前，我们肯定要从一些单边、多边去突破，要突破我们自身在制度层面要先学会、先建设、先适应，因此才有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以及第二批广东、福建、天津的获批，未来还可能会在中西部地区设第三批。自贸区就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也就是借助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一个改革大方向的要求，与和国际投资贸易游戏规则相对接的需要，来变革我们在国际投资贸易管理的制度。
在我看来，自贸区建设中“两单建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对市场的管理实行负面清单，对政府权力的运作实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是对企业、个人私权利的一个约定，过去政府对企业、个人管理是“你要怎么样”，现在是转到“你不能怎么样”，也就是说法律没规定禁止的都可以做，这使得私权利的运用有了更明确的界线，有助于企业创业投资，民众创业投资。权力清单是对公权力的一个界定，凡是权力清单有列明的政府才能使用，没有列的就不能用，这有助于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也能让企业民众在创业中知道哪些环节需要和政府打交道，提高了运行的透明度。
自贸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自贸区内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是资本跨境的流动完全和国际接轨，人民币走出去和外资进来在区内是很便捷的，没有自贸区以外存在的门槛，这有助于企业和个人更好地用好国际资源、国际资本来发展自己。
福建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又与台湾有密切的经贸交流，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可以借助自贸区这个制度红利来引领全省的发展。
我认为第一必须真正把制度建设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真正把福建投资贸易制度放在一个国际化的框架下面来打造好，在过去福建可能就是制度建设上落后于广东，所以改革开放成就比不上广东，在这一轮新的机遇面前，要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个牛鼻子，当作重中之重来抓；第二就是要研究怎么把对接台湾、联通东南亚两篇文章做好，怎么把台湾优势产业和福建产业发展对接起来，比如信息经济、现代农业、现代物流，包括福建已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怎么到台湾去，走出去，两边对接，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协作，形成海峡两岸新的竞争优势，形成一种互利互惠共赢的局面。面向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怎么把我们的港口、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好建设好，首先要把闽南三角区互联互通的文章做得更实一些、更好一些，形成有一定基础、有一定规模，对东南亚有较强辐射力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再把我们产业、产品、服务相应地跟上；第三就是要在跨境交易中赢得先机，要研究怎么借助国际资本市场来筹集福建发展所需的资金。当然还有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文章，国有、民营、外资三资融合的文章都是需要去做的。
福建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基础，也有好的区位优势，现在获得这个制度红利，在外围环境的呵护下，福建有条件也有能力把自贸区建设成对国家有借鉴意义，对福建本省有巨大推动力的试验区。
和讯：我们知道你出任了紫金矿业的副董事长，紫金矿业前不久在深圳前海成立了紫金环球金属交易中心，在厦门刚刚成立了渤商紫金有色金属电子商务平台，紫金矿业的这些新动作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在应对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局面下的一种新的努力？
邱晓华：紫金矿业的目标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做大做强，建设成一个高科技的、跨国矿业集团，在经历了第一轮创业的辉煌后，当前进入了第二轮创业阶段。第二轮创业一个是要国际化，一个是要资本的规模化和市场化。眼下紫金矿业面临了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过去的一年紫金矿业盈利水平保持了一个正增长，给股东回报还是可观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作者简介：邱晓华，厦门大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和博士。曾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处长、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后因重婚罪入狱，2008年6月中旬，邱晓华出狱，赴中海油总公司下属研究机构任职。2012年8月加盟民生，出任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编辑：wenq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