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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折射出的红二代光谱

只要没有雾霾,散文里的北京秋天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现实。人们涌进东城区一处巷子里,去看新修缮的胡同,对着房檐边上的天空拍照。外国游客在一切中国特色的物件跟前驻足,T恤衫、搪瓷缸上印着的符号意味强烈的毛泽东和雷锋像。30年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已成为轻松宜人的流行文化。

在西面更偏僻的小巷里,墙上还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下半部分被后来涂的水泥遮了起来,水泥也开始脱落。

旅游资料介绍说,巷子遭受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破四旧”,门墩儿、牌楼、女儿墙,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次是唐山大地震,为避灾而修的窝棚一直钉到现在。

在胡同尽头靠近河边的地方,一个青砖铁门的院子,陈小鲁先生打开小门,招呼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头发多半白了,穿一件土黄色外套,里面是一件灰色薄毛衣。

陈小鲁

陈小鲁

院子很大,曾经是粟裕大将的居所。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院子里还有粟裕种下的白皮松。

“我都没那么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次是被推了出来,你们媒体愿意关注。”坐在摆满雕塑和绘画的客厅里,67岁的陈小鲁说起10月7号那天,北京市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里,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老师们都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学生也60岁了,“有些话不说,就晚了。”

1966年开始激荡整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之子陈小鲁是绝对的风云人物,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各种传单和急电中,一天之内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同时现身,还有“携款逃到香港去啊,杀了人的事儿啦”。

“8月25日成立‘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我的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其实那之后就成逍遥派了。”陈小鲁告诉我。

1965年,毛泽东对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来自最高权威的指示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那年初,陈小鲁就在北京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革”开始时,他给学校老师讲话时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凭借政治敏感,陈小鲁在运动中成为八中的精神领袖。

到了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混乱已经无可避免。

7月末,北京各中学组建校文革委员会,试图复制马克思经典著作论述过的巴黎公社。“我不想进校文革,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很虚,不知道怎么干”。但选举结果出来,陈小鲁得到一千一百多张票,差二十多票满票。

“那时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陈小鲁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像无数红卫兵一样,既有意识形态狂热,也遭到形势裹挟。

红卫兵兴起后,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陈小鲁内心很抵触,去四中串联时,又眼见朋友们对峙、争吵,“文革就是窝里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陈小鲁在广场上,没被邀请上天安门,因为他“不是那种积极分子”。

文革

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8·18”之后,北京市抵制外地学生进京串联,学生食宿无法解决,秩序混乱。周恩来召集铁道部、北京市委领导开会,陈小鲁作为学生领袖参加。那时,红卫兵的涌入拥塞了北京站,旅客无法出行。周恩来中途离开,陈小鲁对铁道部领导说,“这事好办,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对方说,“你们不懂,很复杂的”,接着讲了一大通技术上的理由。

周恩来回来后责备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铁道部领导立刻回答,“是,是,可以。”陈小鲁愤怒,“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8月19日晚,他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台上,北京教育系统干部“坐着喷气式飞机”,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军用皮带抽打。陈小鲁想拦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说,那是他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失控。那场批斗后来被学者称作“开了武斗的恶劣先例。

“8·18”以前,对学校的武斗倒还可控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句“要武嘛”,使形势急转直下。陈小鲁争辩说,这句话不是要打人,是说青年人不能太文质彬彬。但天安门城楼下的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最高指示,模糊的表述成了行动的依据。

“党的政策还讲不准虐待俘虏,当时就觉得很迷茫。”陈小鲁皱了皱眉头说,言谈中还带着言必称主席的习惯——说起公民社会,他的论据之一是,“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陈小鲁的同学计三猛见证了北京的失控。一所中学的学生高呼最高指示,把图书馆的书籍堆在院里焚烧,强迫全体老师围在火堆边,数着“一、二、三”,将老师往火中推。

文革

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

计三猛记得,八中教师赵荣尊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教生物,“用现在的话说,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她被集体批斗时,陈小鲁就站在旁边,“批斗什么不管,但是绝不能人身侮辱。”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真管不住。”陈小鲁甚至告诉红卫兵,“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

兴奋、躁动,红卫兵笼罩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情绪里,四处发布通令,享受着权力的刺激。陈小鲁也曾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3天后就收回来8个大印。“当时破四旧,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要赶赶潮流。”他回忆说。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上,学生们反省当年的行为,“暴戾、恐怖,流弊政府、祸害社会”,给老师们深深地鞠躬。后者表现得很宽容,说大可不必隆重道歉,不要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你组织过批斗会,但反对打人,还保护过不少人,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我问陈小鲁。

“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他回答说。

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的罪过问题”时,将罪过区分为四种: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参与罪恶制度的政治罪过,个人错误行为的道德罪过,以及第四种,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形而上罪过。

当然,这是人们事后讲述的故事了,身处意识形态狂热的人们并不具备反思的能力。

陈小鲁的房子显然已经住了很多年,保持着五六十年代的格局,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有些昏暗,衣架上挂着外套,顺手处是他的老年证,北京的公交、公园凭证免费。角落里有这个红色家族的全家福,采访时,家里少有人走动。

小时候,陈小鲁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周边住着谭震林、邓小平、董必武等领导人。那时中南海很热闹,夏天可以划船、游泳,毛泽东总在1点半走进专用的棚子,换了衣服下水。小一点的孩子为见到主席,离开时故意磨蹭,要是主席招呼“你们都来游啊”,就喊一声“毛爷爷好”,纷纷跳下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海里”的生活是轻松美好的。

陈毅家教严,不跟小孩讲党内的事情,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当中共党内批判赫鲁晓夫排斥异己时,陈毅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党内矛盾大,我们党比较团结。陈小鲁记得,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也还互相串门,后来内部情况紧张,就不太往来了。

住进中南海那年,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初一,“有点开窍,关心政治了”。同学跟他讲,张国焘有个手枪队,谁不听话就枪毙谁。学校开设了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课堂辩论的话题是“解放台湾”,还常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成了政治启蒙。

1966年8月,“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前开大会,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周恩来告诉几名在场的八中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管不起来,精神传不下去。他的意思是,主持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可以变成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回答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

“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陈小鲁说,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指挥部设在解散了的九三学社,四中革委会主任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担任宣传部长。因为发起西纠,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

西纠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西纠”成立后发布过十多道通令,每个学校抽出十几人做纠察队员,想要制止抄家武斗,国务院给它配了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孔丹可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西纠成立后,海纠、东纠也成立了。

“我们没有教育打人,但阶级斗争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吗?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心中,语言可以变成行动,暴力就被激发出来了。”陈小鲁说。

11月以后,风向变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陈小鲁想到了散摊儿,但西纠已经换了主政者,他们觉得“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

这时,国家已经面目全非,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陈小鲁更加迷惘。“西纠”被打为反动组织后,余烬未灭,“西纠造反派”、“联动”、“四三派”、“四四派”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又冒了出来。1967年后,孔丹、秦晓与李三友、马凯等人创办《解放全人类》报,被当作“反林彪反江青分子”隔离审查四十余天。

采访中,我问陈小鲁,在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

“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也有自觉的成分。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坚决反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和冲击党委、破坏生产及社会秩序的行为,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嫉恨,因而成为他们要打倒的重要对象。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陈毅

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和陈毅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8年4月,各种谣言指向陈小鲁,“有人说我杀了人,有人说我携款潜逃。”一则“炸中南海”的惊悚传闻也牵扯到他。之后,陈小鲁被周恩来送往39军,不准对外联系,不准回家,不准拍照片。临走前,他给八中同学留下字条:“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年末,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孔丹去了陕北延长,秦晓“发配”内蒙古。自那以后,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了。

坐火车到沟帮子,再倒汽车,极目望去,是一片泛白的大碱滩。团部住平房,有些连队甚至钻在地窨子里。方圆15里没有人烟,主要任务是种水稻,陈小鲁开始了劳动锻炼的日子,跟外界完全隔离。之后3年里,陈小鲁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抗洪抢险荣立了三等功,1970年3月入党。

听军长讲军史,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数完了,军长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就剩吴法宪了。“听着挺寒心的。”

在部队,他挂念父亲,只能在报上看领导人报道。1971年五一节,陈毅元帅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3年后的一天,连长突然通知,军区首长让陈小鲁赶快回家,那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家还在不在中南海。“我是陈小鲁,我们家还在这儿吗?”卫兵说,你父亲在老地方住,还走西门。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在追悼会前一个小时临时决定参加。对着陈毅的骨灰盒,毛泽东鞠了3个躬,会场的呜咽声一下子大了起来。陈小鲁很感动,但内心仍有想法。

陈毅

1971年12月26日,陈毅在病床上。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陈小鲁后来总结说,“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秦晓也离开了北京,在草原,他开始了理想主义幻灭后的思考,他用罗曼罗兰的“呕吐论”来比喻思想的再造: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前,被灌满了各种谎言,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1971年9月,林彪外逃。秦晓跟同在草原插队的李三友、马晓力等人小心地议论时局。秦晓在与友人的信中提出,除了《实践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孔丹在陕北6年,给习近平留下极深的印象,称他是“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的知青”。据说他读遍了从高校基础课程到黑格尔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在陕北插队时,他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向中央谏言,要改变经营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

历史学者米鹤都曾记录和探索红卫兵的心路历程,他认为,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迷狂中觉醒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迷狂。

陈小鲁在沈阳军区很快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1975年“批邓”时,他下定决心不说违心的话,开始强调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但当时的沈阳军区政委,仍执行“四人帮”左的政策。陈小鲁选择了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

调令下来后,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陈小鲁借口说,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10月19日,毛主席诗词书画展在银川开幕,陈小鲁和几十名红二代去捧场,到当年红军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伟人足迹。有两三个红二代对陈小鲁说起道歉的事,“你写得好,写得对。”陈小鲁知道肯定有不赞同的,但谁也不讲,“人情大于政治,碍着交情,不同意你不会跟你讲的。”

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

也有例外。胡德华曾经在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披露,两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质疑彼此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胡德华说,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两位红二代,一个是孔丹,一个是秦晓。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恢复。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

1984年,孔丹进入成立不满一年的光大银行,两年后,秦晓去了中信——都没有选择从政。有人劝秦晓,他的回应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

为什么不适合,他没有解释。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

1997年,秦晓在中央党校学习,《资本论》课上,他问老师,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但历史发展、文明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连串问题,老师未能正面回答。

当时,孔丹也在班里,他就在后面拽秦晓,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秦晓被抓了辫子。

陈小鲁告诉我,他不在场,听说争执当天两人喝多了。

1990年代末,秦晓重新认识了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分歧是如此显明。“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陈小鲁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结束了四年多的驻外武官生涯,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后者关照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到了9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欢迎他去工作。陈小鲁都谢绝了。

他选择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因为兴趣,那是1986年10月。政改办的人看中陈小鲁的海外经历和红二代背景,“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但现实观点有很大差别。”

在我采访陈小鲁的当天,薄熙来案在山东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的原判。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寓所里,我见到了马晓力。她穿着玫红色运动绒衣,显得格外精神。她准备了两份资料,一是关于红二代的书,里头有她和陈小鲁对反思与忏悔、历史与国家的理解,另一个是德国总理下跪道歉的文章。

“这一跪,整个民族都站起来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她拿陈小鲁的行为与之相比,“反思和忏悔,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需要的。”

几十年来,马晓力都在思考:“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父亲马文瑞是西北局老干部,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她逼问父亲,你们这些人老是挨整,究竟有没有道理?她也审视自己那极度亢奋又极度恐惧的状态。那时随着父亲一夜之间被打倒,她才从狂热中退出。

1980年是触动心灵的年份。这一年马晓力旁听了“四千人大会”,老同志热烈讨论——发生“文革”的土壤是什么?今后还会发生吗?我们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法治?她听到老同志痛心疾首,反思自己的盲从。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红色江山万万代——马晓力观察,这是“红二代”中普遍的想法,在活动或是邮件往来里,他们都流露出“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的意思。

“我们不要有封建思想,”马晓力说,“重要的是保证法治、公平,正义,把国家推向长治久安的轨道上。”

1990年后,她和陈小鲁都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组织成立北京草原恋合唱团,还策划了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儿女——老三届》。李三友是晚会总顾问,当他们在大草原里悄悄聚到一块议论时局时,也许不会想到许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的青春。

李三友是有凝聚力的人物,在他50岁生日宴会后,朋友们每年都会相聚,陈小鲁、秦晓、孔丹也常去,那时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只是意见之争。兄弟还是兄弟。君子和而不同。”马晓力特别不愿意看到他们撕裂。聚会上马晓力对孔丹说,“我们不要做好斗的小公鸡。斗来斗去,总要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是文革给我们落下的毛病。”

“吵架时喝多了,也没有剑拔弩张。”陈小鲁说,“大家都是朋友。红二代里面,秦晓的立场是少数,大多数倾向威权主义的观点,我算中间吧,我是主张现有的体制下比较大的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在马晓力的印象中,陈小鲁重新参与言说是在2011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30周年前后。“那几次纪念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上思想很活跃,我们也要积极参与。陈小鲁一开始有点“低调”,两三次会议后,比谁都积极。”

十八大前夕,她和陈小鲁等几人致信中央,建议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在另一封公开信中,她和朋友呼吁十八大代表向选举单位党员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习仲勋、马文瑞两家同为西北局干部,在艰苦岁月患难与共。十八大后,马晓力写信给中央领导,“制度建设比作风建设更重要。”

我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多封类似公开信,其中一封来自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是中共已故领导人胡乔木的女儿,她的宣读言辞恳切,希望为“人民少受或不受二遍苦二茬罪做出一些贡献”。

陈小鲁说,不管有多大分歧,反腐败是共识。说起腐败,马晓力果然变得激昂。“红二代腐败的有几个?我们平时不和那些人玩。他们父辈诞辰的纪念日也冷冷清清。”

去年马文瑞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红二代的精神认同是话题之一,“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我也问陈小鲁先生,作为红二代,您觉得有责任传承父辈的政治理想吗?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当然有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是一脉相承的。”

(责任编辑邮箱:shengxch@ef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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