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没有雾霾，散文里的北京秋天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现实。人们涌进东城区一处巷子里，去看新修缮的胡同，对着房檐边上的天空拍照。外国游客在一切中国特色的物件跟前驻足，T恤衫、搪瓷缸上印着的符号意味强烈的毛泽东和雷锋像。30年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已成为轻松宜人的流行文化。
在西面更偏僻的小巷里，墙上还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下半部分被后来涂的水泥遮了起来，水泥也开始脱落。
旅游资料介绍说，巷子遭受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破四旧”，门墩儿、牌楼、女儿墙，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次是唐山大地震，为避灾而修的窝棚一直钉到现在。
在胡同尽头靠近河边的地方，一个青砖铁门的院子，陈小鲁先生打开小门，招呼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头发多半白了，穿一件土黄色外套，里面是一件灰色薄毛衣。
陈小鲁
院子很大，曾经是粟裕大将的居所。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院子里还有粟裕种下的白皮松。
“我都没那么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次是被推了出来，你们媒体愿意关注。”坐在摆满雕塑和绘画的客厅里，67岁的陈小鲁说起10月7号那天，北京市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里，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老师们都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学生也60岁了，“有些话不说，就晚了。”
1966年开始激荡整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之子陈小鲁是绝对的风云人物，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各种传单和急电中，一天之内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同时现身，还有“携款逃到香港去啊，杀了人的事儿啦”。
“8月25日成立‘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我的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其实那之后就成逍遥派了。”陈小鲁告诉我。
一
1965年，毛泽东对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来自最高权威的指示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那年初，陈小鲁就在北京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革”开始时，他给学校老师讲话时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凭借政治敏感，陈小鲁在运动中成为八中的精神领袖。
到了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混乱已经无可避免。
7月末，北京各中学组建校文革委员会，试图复制马克思经典著作论述过的巴黎公社。“我不想进校文革，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很虚，不知道怎么干”。但选举结果出来，陈小鲁得到一千一百多张票，差二十多票满票。
“那时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陈小鲁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像无数红卫兵一样，既有意识形态狂热，也遭到形势裹挟。
红卫兵兴起后，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陈小鲁内心很抵触，去四中串联时，又眼见朋友们对峙、争吵，“文革就是窝里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陈小鲁在广场上，没被邀请上天安门，因为他“不是那种积极分子”。
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8·18”之后，北京市抵制外地学生进京串联，学生食宿无法解决，秩序混乱。周恩来召集铁道部、北京市委领导开会，陈小鲁作为学生领袖参加。那时，红卫兵的涌入拥塞了北京站，旅客无法出行。周恩来中途离开，陈小鲁对铁道部领导说，“这事好办，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对方说，“你们不懂，很复杂的”，接着讲了一大通技术上的理由。
周恩来回来后责备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铁道部领导立刻回答，“是，是，可以。”陈小鲁愤怒，“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8月19日晚，他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台上，北京教育系统干部“坐着喷气式飞机”，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军用皮带抽打。陈小鲁想拦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说，那是他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失控。那场批斗后来被学者称作“开了武斗的恶劣先例。
“8·18”以前，对学校的武斗倒还可控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句“要武嘛”，使形势急转直下。陈小鲁争辩说，这句话不是要打人，是说青年人不能太文质彬彬。但天安门城楼下的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最高指示，模糊的表述成了行动的依据。
“党的政策还讲不准虐待俘虏，当时就觉得很迷茫。”陈小鲁皱了皱眉头说，言谈中还带着言必称主席的习惯——说起公民社会，他的论据之一是，“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陈小鲁的同学计三猛见证了北京的失控。一所中学的学生高呼最高指示，把图书馆的书籍堆在院里焚烧，强迫全体老师围在火堆边，数着“一、二、三”，将老师往火中推。
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
计三猛记得，八中教师赵荣尊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教生物，“用现在的话说，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她被集体批斗时，陈小鲁就站在旁边，“批斗什么不管，但是绝不能人身侮辱。”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真管不住。”陈小鲁甚至告诉红卫兵，“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
兴奋、躁动，红卫兵笼罩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情绪里，四处发布通令，享受着权力的刺激。陈小鲁也曾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3天后就收回来8个大印。“当时破四旧，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要赶赶潮流。”他回忆说。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上，学生们反省当年的行为，“暴戾、恐怖，流弊政府、祸害社会”，给老师们深深地鞠躬。后者表现得很宽容，说大可不必隆重道歉，不要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你组织过批斗会，但反对打人，还保护过不少人，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我问陈小鲁。
“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他回答说。
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的罪过问题”时，将罪过区分为四种：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参与罪恶制度的政治罪过，个人错误行为的道德罪过，以及第四种，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形而上罪过。
当然，这是人们事后讲述的故事了，身处意识形态狂热的人们并不具备反思的能力。
二
陈小鲁的房子显然已经住了很多年，保持着五六十年代的格局，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有些昏暗，衣架上挂着外套，顺手处是他的老年证，北京的公交、公园凭证免费。角落里有这个红色家族的全家福，采访时，家里少有人走动。
小时候，陈小鲁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周边住着谭震林、邓小平、董必武等领导人。那时中南海很热闹，夏天可以划船、游泳，毛泽东总在1点半走进专用的棚子，换了衣服下水。小一点的孩子为见到主席，离开时故意磨蹭，要是主席招呼“你们都来游啊”，就喊一声“毛爷爷好”，纷纷跳下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海里”的生活是轻松美好的。
陈毅家教严，不跟小孩讲党内的事情，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当中共党内批判赫鲁晓夫排斥异己时，陈毅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苏联党内矛盾大，我们党比较团结。陈小鲁记得，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也还互相串门，后来内部情况紧张，就不太往来了。
住进中南海那年，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初一，“有点开窍，关心政治了”。同学跟他讲，张国焘有个手枪队，谁不听话就枪毙谁。学校开设了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课堂辩论的话题是“解放台湾”，还常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成了政治启蒙。
1966年8月，“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前开大会，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周恩来告诉几名在场的八中红卫兵，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管不起来，精神传不下去。他的意思是，主持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可以变成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回答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
“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陈小鲁说，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指挥部设在解散了的九三学社，四中革委会主任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担任宣传部长。因为发起西纠，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
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西纠”成立后发布过十多道通令，每个学校抽出十几人做纠察队员，想要制止抄家武斗，国务院给它配了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孔丹可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西纠成立后，海纠、东纠也成立了。
“我们没有教育打人，但阶级斗争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吗？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心中，语言可以变成行动，暴力就被激发出来了。”陈小鲁说。
11月以后，风向变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陈小鲁想到了散摊儿，但西纠已经换了主政者，他们觉得“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
这时，国家已经面目全非，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陈小鲁更加迷惘。“西纠”被打为反动组织后，余烬未灭，“西纠造反派”、“联动”、“四三派”、“四四派”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又冒了出来。1967年后，孔丹、秦晓与李三友、马凯等人创办《解放全人类》报，被当作“反林彪反江青分子”隔离审查四十余天。
采访中，我问陈小鲁，在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
“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也有自觉的成分。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坚决反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和冲击党委、破坏生产及社会秩序的行为，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嫉恨，因而成为他们要打倒的重要对象。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和陈毅在天安门城楼上
三
1968年4月，各种谣言指向陈小鲁，“有人说我杀了人，有人说我携款潜逃。”一则“炸中南海”的惊悚传闻也牵扯到他。之后，陈小鲁被周恩来送往39军，不准对外联系，不准回家，不准拍照片。临走前，他给八中同学留下字条：“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年末，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孔丹去了陕北延长，秦晓“发配”内蒙古。自那以后，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了。
坐火车到沟帮子，再倒汽车，极目望去，是一片泛白的大碱滩。团部住平房，有些连队甚至钻在地窨子里。方圆15里没有人烟，主要任务是种水稻，陈小鲁开始了劳动锻炼的日子，跟外界完全隔离。之后3年里，陈小鲁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抗洪抢险荣立了三等功，1970年3月入党。
听军长讲军史，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数完了，军长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就剩吴法宪了。“听着挺寒心的。”
在部队，他挂念父亲，只能在报上看领导人报道。1971年五一节，陈毅元帅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3年后的一天，连长突然通知，军区首长让陈小鲁赶快回家，那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家还在不在中南海。“我是陈小鲁，我们家还在这儿吗？”卫兵说，你父亲在老地方住，还走西门。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在追悼会前一个小时临时决定参加。对着陈毅的骨灰盒，毛泽东鞠了3个躬，会场的呜咽声一下子大了起来。陈小鲁很感动，但内心仍有想法。
1971年12月26日，陈毅在病床上。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陈小鲁后来总结说，“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秦晓也离开了北京，在草原，他开始了理想主义幻灭后的思考，他用罗曼罗兰的“呕吐论”来比喻思想的再造：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前，被灌满了各种谎言，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1971年9月，林彪外逃。秦晓跟同在草原插队的李三友、马晓力等人小心地议论时局。秦晓在与友人的信中提出，除了《实践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孔丹在陕北6年，给习近平留下极深的印象，称他是“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的知青”。据说他读遍了从高校基础课程到黑格尔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在陕北插队时，他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向中央谏言，要改变经营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
历史学者米鹤都曾记录和探索红卫兵的心路历程，他认为，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迷狂中觉醒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迷狂。
陈小鲁在沈阳军区很快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1975年“批邓”时，他下定决心不说违心的话，开始强调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但当时的沈阳军区政委，仍执行“四人帮”左的政策。陈小鲁选择了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
调令下来后，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陈小鲁借口说，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四
10月19日，毛主席诗词书画展在银川开幕，陈小鲁和几十名红二代去捧场，到当年红军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伟人足迹。有两三个红二代对陈小鲁说起道歉的事，“你写得好，写得对。”陈小鲁知道肯定有不赞同的，但谁也不讲，“人情大于政治，碍着交情，不同意你不会跟你讲的。”
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
也有例外。胡德华曾经在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披露，两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质疑彼此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胡德华说，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两位红二代，一个是孔丹，一个是秦晓。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恢复。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
1984年，孔丹进入成立不满一年的光大银行，两年后，秦晓去了中信——都没有选择从政。有人劝秦晓，他的回应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
为什么不适合，他没有解释。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
1997年，秦晓在中央党校学习，《资本论》课上，他问老师，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但历史发展、文明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连串问题，老师未能正面回答。
当时，孔丹也在班里，他就在后面拽秦晓，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秦晓被抓了辫子。
陈小鲁告诉我，他不在场，听说争执当天两人喝多了。
1990年代末，秦晓重新认识了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分歧是如此显明。“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陈小鲁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结束了四年多的驻外武官生涯，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后者关照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到了9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欢迎他去工作。陈小鲁都谢绝了。
他选择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因为兴趣，那是1986年10月。政改办的人看中陈小鲁的海外经历和红二代背景，“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但现实观点有很大差别。”
在我采访陈小鲁的当天，薄熙来案在山东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的原判。
五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寓所里，我见到了马晓力。她穿着玫红色运动绒衣，显得格外精神。她准备了两份资料，一是关于红二代的书，里头有她和陈小鲁对反思与忏悔、历史与国家的理解，另一个是德国总理下跪道歉的文章。
“这一跪，整个民族都站起来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她拿陈小鲁的行为与之相比，“反思和忏悔，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需要的。”
几十年来，马晓力都在思考：“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父亲马文瑞是西北局老干部，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她逼问父亲，你们这些人老是挨整，究竟有没有道理？她也审视自己那极度亢奋又极度恐惧的状态。那时随着父亲一夜之间被打倒，她才从狂热中退出。
1980年是触动心灵的年份。这一年马晓力旁听了“四大会”，老同志热烈讨论——发生“文革”的土壤是什么？今后还会发生吗？我们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法治？她听到老同志痛心疾首，反思自己的盲从。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红色江山万万代——马晓力观察，这是“红二代”中普遍的想法，在活动或是邮件往来里，他们都流露出“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的意思。
“我们不要有封建思想，”马晓力说，“重要的是保证法治、公平，正义，把国家推向长治久安的轨道上。”
1990年后，她和陈小鲁都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组织成立北京草原恋合唱团，还策划了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儿女——老三届》。李三友是晚会总顾问，当他们在大草原里悄悄聚到一块议论时局时，也许不会想到许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的青春。
李三友是有凝聚力的人物，在他50岁生日宴会后，朋友们每年都会相聚，陈小鲁、秦晓、孔丹也常去，那时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只是意见之争。兄弟还是兄弟。君子和而不同。”马晓力特别不愿意看到他们撕裂。聚会上马晓力对孔丹说，“我们不要做好斗的小公鸡。斗来斗去，总要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是文革给我们落下的毛病。”
“吵架时喝多了，也没有剑拔弩张。”陈小鲁说，“大家都是朋友。红二代里面，秦晓的立场是少数，大多数倾向威权主义的观点，我算中间吧，我是主张现有的体制下比较大的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在马晓力的印象中，陈小鲁重新参与言说是在2011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30周年前后。“那几次纪念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上思想很活跃，我们也要积极参与。陈小鲁一开始有点“低调”，两三次会议后，比谁都积极。”
十八大前夕，她和陈小鲁等几人致信中央，建议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在另一封公开信中，她和朋友呼吁十八大代表向选举单位党员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习仲勋、马文瑞两家同为西北局干部，在艰苦岁月患难与共。十八大后，马晓力写信给中央领导，“制度建设比作风建设更重要。”
我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多封类似公开信，其中一封来自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是中共已故领导人胡乔木的女儿，她的宣读言辞恳切，希望为“人民少受或不受二遍苦二茬罪做出一些贡献”。
陈小鲁说，不管有多大分歧，反腐败是共识。说起腐败，马晓力果然变得激昂。“红二代腐败的有几个？我们平时不和那些人玩。他们父辈诞辰的纪念日也冷冷清清。”
去年马文瑞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红二代的精神认同是话题之一，“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我也问陈小鲁先生，作为红二代，您觉得有责任传承父辈的政治理想吗？他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我，“当然有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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