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著名改革家，99岁的万里遽然辞世，引起许多人士叹惋。岁月无情，带走的不仅仅是诸多难以再现的历史记忆，更意味着激动人心的改革岁月渐行渐远。
但是，“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民谚注定会流传下去。仅仅这一句民谚，就足以让万里这位改革家名垂青史。
一．
1977年5月，已经被“解放”的万里被中央派到湖北省当“第二把手”，协助另外一个官员工作。此时邓小平已经“解放”，但还没有正式宣布。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万里去看望邓小平，并向他辞行。
万里自从1936年加入中共后，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从冀鲁豫到大西南，万里的才具颇得邓小平赏识。“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不久即进行整顿。万里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铁道部部长，大刀阔斧地整顿，铁路运输秩序迅速改观。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之说，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有攻坚克难之才。
邓小平知道万里要去湖北后，劝他不要急于赴任，提出要他去安徽。邓小平后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商量，说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让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安徽是一个老大难。
1977年6月，61岁的万里离开北京，来到合肥，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万里解放后一直从事城市工作，面对安徽农民的贫苦生活状况深感震惊。“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他曾经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想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那一年，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5％。而同时，“学大寨”的极“左”做法仍然大行其道，而且水分越来越大，浮夸越来越严重。也是在1977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到昔阳考察，听说昔阳的皋落大队搞得好，就要求去考察。皋落粮仓有10万斤玉米，但颗粒小，不中看，就连夜从公社粮仓借200袋玉米送来充数，而把原来的10万斤玉米说成是饲料。
安徽是中国的缩影。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曾经对改革前夕农村状况总结道：“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因此，当时中国农民需要的不是“奔向共产主义天堂”，而是怎样吃饱饭、活下去。事实上，在五十年代末的所谓“三年灾害”期间，安徽几乎是全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饿死。诚如杜润生所说，“中国是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度，浮出某些乌托邦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几亿人口的大国，乌托邦思想一旦贸然付诸实践，必定要支付沉重代价。”
可是怎么才能吃饱饭呢？集体经济完全没有建立起社员劳动成果与所得报酬正相关的激励机制，人民公社制度海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户籍制度、粮票制度、口粮制度以及政治思想控制等制度的确立，使农民失去了支配自己财产、劳动和产品的权利乃至人身自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资料由谁供应，直到每月吃多少斤粮食，其中粗粮、细粮各占多少，都一概由公社干部说了算。农民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连可不可以进城访友购物，都要由村干部批准。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里，农奴们人身依附于庄园主，未经农奴主的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农庄一步。难怪，1978年经济学家董辅礽在与外国学者交谈时说，“人民公社制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现代农奴制”。
万里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力排众议，制定了“安徽省委六条”，中心内容就是以生产为宗旨，提出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后来，他又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根据万里提议，安徽省委做出“借地种麦”的决定，允许各地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签下“生死协议”，实行分田到户。一场变革在淮北大地上悄悄展开。
二.
万里是第一位站出来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政治家。可是，当时安徽省委机关议论纷纷，有些人就说，万里来了以后是干得很好，但是省委在大方向上有问题。还有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
万里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这句话饱含沉重的历史。作为依靠农民支持获得政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却学习苏联的办法，选择了一条通过剥夺农民来强制工业化的道路。结果不但使作为城市工业积累源泉的农业凋敝，工业也不能健康成长，更谈不到以工补农。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在农村，变革的要求更为强烈。可是一些官员却“进了城就忘了娘”，无视民间疾苦。
在安徽省内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说，安徽省的“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面对种种纠缠与重重阻力，万里自有处置之道。1978年3月召开了一个普及大寨县的全国座谈会，要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去。万里不去，而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参加，而且嘱咐他：你去开会，带耳朵，别说话，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听了回来也不用传达，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但一时无法触及农业根深蒂固的弊病。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万里很坚决地对手下的官员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在并刊登编者按对当时的包产到组等农业政策提出了责难，在很多地方引起了思想混乱。万里听到广播，赶紧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你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经济学家舒尔茨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农民获得了部分自主权之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
1979年初，万里踏着残雪到凤阳县小岗村。他看到，农户家家储存着数千斤粮食，不由赞道：“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老百姓要送他花生，说以前想送也没有，现在非要送不行。万里穿着军大衣，口袋里装的都是花生。老百姓说，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
对于安徽的做法，高层领导人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万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地和农民站在一起。他很清楚，和农民站在一起，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
在1979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的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一位思想保守的老干部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情况，返京前与万里发生了争论——
某：包产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的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某：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某：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人民群众！
三．
“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新民谚从安徽流传到全国，成为民心的生动写照。
作为农民的自救行为，1950年代以后中国曾先后出现多次包产到户的浪潮，结果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1970年代末期，面对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农村经济，一些地方官员焦急地寻求摆脱困境的道路。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山穷水尽，“文化大革命”使整个社会濒临崩溃，一些务实的党政官员认为应当支持农民的制度创新，来为中国农村寻求一个出路。在他们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地的“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这些开明的官员支持了农民，也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
可是，旧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许多官员仍然墨守陈规，反对农民的制度创新。当时有人用“一场拔河比赛”来概括1979年至1980年年初的形势：“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1980年2月，万里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面主持农村改革。总书记胡耀邦对万里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他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这时，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当，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
然而，围绕包产到户的斗争并没有平息。万里回到北京不久，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声称“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公开点名批评安徽。安徽的新任领导人也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越发展，一些人反对的声浪就越高。后来万里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广大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强烈愿望便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发展。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1982年末，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到全国生产队的93%。同年12月，新修改的《宪法》改变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农村体制，设立乡政府。这标志统治中国农村20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正式终结。
从人民公社体制到恢复农民家庭经营，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但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使亿万农民通过承包掌握了自主权，得到了自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中国经济也由此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为改革开辟了新局面。
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开局并不顺利。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再加上实行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战略，导致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和经济秩序混乱。1980年底开始按照“缓改革、重调整”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改革面临“山穷水尽疑无路”境地。
也正在这个时候，万里在安徽支持农民的自发创举，不经意间为农村改革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中国农村旋即掀起大规模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热潮，使中国改革和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都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可以说，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真正起点。
因此，邓小平曾评价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假如没有这位改革闯将，中国改革的道路肯定更为曲折艰难。
四．
在中国改革史上，万里是一位标志性的改革家。不管是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卓越建树。最重要的，还是他作为勇猛决绝的改革先锋，在启动农村改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万里出生在山东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即使进入政治高层后，他仍然念念不忘农民。1982年1月，他在中南海接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年轻人时说，“共产党进了城，许多人忘记了农民。波兰共产党被老百姓骂成‘卖国贼’，我们还没有被老百姓这么骂。搞不好，也会有这么一天!”
改革开放初期，除了万里，胡耀邦、习仲勋等的改革家们，普遍具有类似危机感，以及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承诺的“还债意识”。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曾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
万里和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习仲勋、谷牧、任仲夷、项南等人一起，被称为“改革八贤”。随着万里的辞世，“改革八贤”已经成为历史，而中国改革任务仍未完成，新一轮改革正在推进。瞻念前途，道阻且长，怎能不令人怀念那些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安危的改革家。
时代需要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改革家，中国需要尊重人民权利的改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