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31日23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张劲夫曾担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82年起担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公开报道显示，张劲夫是最后一名辞世的中顾委常委。
在《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孔丹回忆了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之时，如何牵线莫干山会议与高层互动，以及如何放弃到北京上海等地从政而选择去光大等重要细节。
孔丹，1947年5月出生，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曾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总经理、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为劲夫同志做秘书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月工资从38块钱一下子变成62块钱了，长了4级，感觉特别好。吴敬琏老师希望我再出国深造一下。当时正好有个机会，福特基金会资助一批中国学者到美国做一年期的访问学者，给8000美元的生活费。为此我就开始进行强化英语的学习。我们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时的英语强化班设在那里。我很荣幸，那一批访问学者中，包括董辅礽、吴敬琏、刘国光等，也去强化英语了，都在一个宿舍里面住。不管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有何差别，但都是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大家。
结果这时，任命我当秘书的调令下来了。1982年，张劲夫同志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原来的五个部委的基础上，组建大经委，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张劲夫同志文革后期曾在财政部任部长。那时，我去看过他，有时也陪他聊聊天。他对年轻人的思想观点很关注，我给他印象可能比较深。这时调他组建大经委，他就说：我这次到经委工作责任很大，聊了原来的老秘书以外，我想找一个像孔丹这样的人。这个人有思想，他跟很多年轻人有来往，能帮助我和他们沟通。所以组织上就来和我打招呼，希望我去他那里工作。
当这件事情来临，我很困惑。我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摘掉了中学生的帽子，而且我已经认定要在经济理论领域走下去了，也自信会有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出来。所以我非常犹豫。后来，劲夫同志把我叫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你要知道，到我这里来工作，这个机会是很好的，因为我接触实际呀。你们搞理论研究也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在我这里你可以接触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人嘛。你还可以帮我跟那些年轻人、有思想的人沟通，比光去读书好，发挥的作用更大。我回来又和吴老师商量。我记得吴老师说：你去经委搞一搞也好，你的研究方向就是社会经济改革嘛，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接触实践，你可以直接对它的运行进行了解，以后有机会再回到理论战线上来，那时你会有更多的体会。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我就做了选择，接受了秘书的工作。看来我这辈子做秘书也是命中注定，先是王震那里，接着是耿飙那里要我去，我都没去成。这次终归还是到劲夫同志那里去了。
一个人一生的选择可能有好多次，往往都是纵向发展。选择一次向这个方向走一段，再选择一次会向那个方向走一段。但是，除非中间横生枝节，出现交叉，否则再走回到原来这个主干的机会很少。在这点上，我对秦晓刻苦的学习精神还是很佩服的。虽然我对他现在的一些理念和观点并不认同，而且有些是很对立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在掌管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同时，又去读剑桥大学。在不脱产的情况下，两次党代会之间的五年，他把剑桥经济学博士的学位拿下来了。在某种意义上，他等于又回到理论战线上来了。
我呢，就顺着这条路走下来了。在劲夫同志那里，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就是1982年6月到1984年的9月，两个多的时间。在那里，我对经济工作的接触也是多方位的，确实是有大量的信息、会议、考察。这个期间我接触过几乎各条经济战线，到过在山沟里部署的二汽，坐直升机看过东北的森林工业。还看过许许多多其他的行业、企业。
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那是一个青年精英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不少人至今仍在怀念那个时期。当时，农村政策研究室有几个有名的人物，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和朱嘉明，号称“四君子”。我们时有聚会，对中国经济有过多方面的探讨。那时期，中央对市场化改革的问题，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索的。在价格改革方面，闯关成为当时中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的印象是，陈云同志更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市场是要在计划的笼子里面运行，对价格改革比较慎重。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赵紫阳，也是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劲夫是副组长。通过我的人脉，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劲夫同志来说，是我可以发挥的一种特有的作用。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1984年夏天，我和在赵紫阳那里做秘书的四中同学李湘鲁跟着劲夫，一路到了杭州。
我就跟劲夫同志汇报说：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的一些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去听听有什么有价值的、有利于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思想和意见。劲夫同志说：好，好。我说：那我就拉着李湘鲁一块去，他是赵总理身边的，我是你这边的。因为有关物价改革的事是你对赵总理负责的嘛。劲夫同志同意后，我们就上山了。
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我当时感觉陈一咨是个比较狂热的人，有时不是很理性，我对他印象不太好。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的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东西，先给我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呆了一天。
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倡权，以及怎么看价格改革，是彻底的一步到位，还是通过变双轨制过渡等等。我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头，更注重的是把这种研究理念和成果，通过劲夫同志的推动，能够和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平心而论，我没有很深地介入这些问题的核心探讨。我觉得是否有实际价值，劲夫同志他们会去判断的。
材料交给劲夫同志以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有参加。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都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据我所知，对很多问题进行梳理，物价改革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怎么个走法?当时对各种思路都在探讨，权衡利弊。我印象中，劲夫同志对物价改革还听取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在党内，陈云同志的意见也是权威性的。
杭州这个座谈会的纪要整理出来以后，劲夫同志批示大体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些意见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送请紫阳同志。紫阳对此也批了一段话。我今天没有找到这个批件，现在人们引用这段话时，都说是国务院领导同志讲的。其实就是紫阳总理和劲夫同志，他们对于物价改革加以肯定，可以作为我们继续推动改革的重要意见。其实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我觉得，使学者、学子直接跟改革的决策中枢沟通，让他们发表意见并吸收他们的意见，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这种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水平。我虽然离开了理论界，但还是起到了一个联络、沟通和推动的作用。莫干山会议的作用是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考虑到如果价格全部放开，对社会的震荡会太大。最后采纳了比较稳妥的双轨制，先把一部分价格放开。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的主张被吸纳。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这批人中间包括马凯，他的研究课题就是物价。
后来我看过一本有关的文集，里面除了朱嘉明的回忆提到我和李湘鲁，多数人都在说自己的发明权什么的。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从来没有妒贤嫉能，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我觉得这些人都比我各有擅长，我就努力推荐。有什么好的主张，我尽量让它能够上达。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把当时比较领先的研究成果，与劲夫同志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确实起到了他要我当秘书时希望我起到的作用。
1984年，我在劲夫秘书任上时，按陈云同志的要求在他的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佳木、许永跃、陈元、任晓斌和我。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书目是陈云同志亲自开的，从当时号召党内学习的30本原著中挑选的。陈云同志让我们读书，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大家都很认真投入。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我们这些在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人可以互相砥砺，梳理思想，坚定党性。
走进光大
劲夫同志作为国务委员，除了主管的工作外，还分管两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是中信集团，一个是光大集团。他和荣毅仁原来在北太平庄的一个院子里住过，彼此很熟悉。荣毅仁是1979年建立中信的，王光英是1983年创建的光大。成立光大时，中央给的资金比给中信的还多些。我记得是给了20亿人民币，还给了2亿美元作为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二手设备的周转资金。在那个转轨时期，很多事情都是由领导人推动的。中信就是小平同志委托荣毅仁同志组织建立的，它起到原来旧体制起不到的作用，成为一种重大的探索。
因为工作关系，我跟荣老和王老两面都有沟通，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王老就给劲夫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成立光大以后，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这样我就又面临一个选择问题了，当时往这个方向走叫“下海”。
我从小就和王军非常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我是彻夜地陪他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下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他开个摩托车把我送回家，我再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这时，实际上王军已经参与了中信的创立。我把这事儿跟他一说，他说：你到光大干嘛去，你当然是到中信来呀，要帮人也要先帮助我呀。我找荣老板去说，给你要个好位子。光大那边给你安排什么职务?我说：可能是考虑某个部门负责人吧。他说：我也给你要这个职务。当时王军是中信业务部的副总，他真去找了荣老板。荣老板说：孔丹还这么年轻，你才是业务部的副总，这样吧，是不是给他搞个业务部襄理。那时我已经37岁了，不过在当时还算是很年轻的处级干部。中信的业务部其实就是中信的核心部门，所以给我安排襄理，在当时的中信已经是很可以的了。王军就来找我说：荣老板说给你个襄理，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不过到我们中信还是好，我们有很多好的发展条件。
这个事情我当时跟劲夫同志报告了。劲夫同志我去这两个地方都不以为然，他说：孔丹，你在政治上、理论上、工作上都还是很有基础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在政府里工作。这时又遇到一个事儿，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我四中同学，专门找我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干。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我：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愿意不愿意?我们这是对年轻人的重用啊。
劲夫同志又跟我说：其实呀，不到北京市也可以。镕基同志做上海市市长，你到上海去，在经委做个副主任，直接去接触实际嘛。因为镕基同志一直是劲夫同志器重和扶持的，从开始做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到经委副主任，又是劲夫同志向中央建议他到上海市当了市长。所以，如果劲夫同志为我做这个推荐是会非常有力的。
尽管有这些非常好的选择机会，但我还是觉得我不大适合从政了。而且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人们的思想都很活跃，经济运行模式正处于一个探索过程。中信和光大都是非常新的事物，值得去摸索和创新。我反复考虑之后，决定了方向，就是到企业去做经济工作。中信和光大都请我去，去哪一家?王军老大哥欢迎我去中信，当时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时和刘基辅极力劝说我去光大。我的直觉是，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光大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更大的平台。1984年9月，劲夫同志虽然很不情愿，但看我去意已决，就说：那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发展吧。这样，我就到了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