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高华近日发布报告，对 “深圳模式”进行了详细剖析。高盛高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经历了两轮转型，现在的增长由创新型民企支撑。得益于政府对市场影响的最小化，深圳民企得以真正自力更生，经济增长也不必依赖债务杠杆。而大力的财政投入和城市建设更是为深圳吸引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挤满了打工仔，为全世界生产玩具、服装乃至电子产品的工厂不再是深圳的唯一。现在这里也充满了银行家、创业者、科研人员和时尚达人。高盛高华认为，包括杭州、成都和武汉在内的与深圳条件相似的其他中国城市，也有潜力成为下一个成功转型的城市。
这里曾经得益于政策，现在这里得益于人才。
小渔村到贸易港 血汗工厂到中国硅谷
从GDP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归功于代工生产和外贸的突飞猛进，深圳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在改革开放后的将近20年里迅速增长至50%。但深圳也较早地意识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带来效益的局限性——劳动力的成本日渐上升，而庞大的贸易顺差依赖的外需在逐渐减少。近10年来，第二产业在深圳GDP中的占比下降了12%——对应的比例进入了高科技领域和金融业。
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上升到58.8%的新高，不断升级的现代制造业贡献了近半工业增加值，与此同时，深圳还在不断完善产业体系，避免过分依赖单一行业。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等新兴行业蓬勃发展，机器人研发公司优必选、开源硬件、柔宇科技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深圳顺利从单纯的贸易活动中脱离了出来。
高盛高华分析，深圳政府强调市场力量，将政府的影响最小化，因此经济得以快速增长而又不依赖债务杠杆。相比京沪，深圳政府的因公开支和负债在GDP中占比都更少。财政支出被更多地用于鼓励创新，深圳在2015年将支持技术革新的拨款由2011-2014年的3-5亿翻番至10亿人民币，这吸引了大量的人才。
公平扶持各个创新公司的同时，深圳政府对市场力量的看重使得各个公司在高效的竞争机制下公平竞争，加上深圳的国企数目相对较少，民企得以真正自力更生。市场决定生存的环境下，深圳民企驱动了94%的研发开支。深圳研发开支在GDP中的占比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
相比京沪，深圳的债务在GDP中的占比明显更少
深圳民企驱动了94%的研发开支
“最小化政府”的特征从深交所和上交所的对比中也可窥见一斑。高盛统计了深交所和上交所市值规模前一百的上市公司，发现深交所的“新经济”（互联网，非必需消费品和健康护理行业）比重更大。深交所的国企数目也更少。
深交所的国企数目比重显著低于上交所
30多年前说起深圳，是毗邻香港被选为经济特区的小渔村；10多年前说起深圳，是一个个血汗工厂撑起来的暴发户城市。到了今天，人们突然意识到，华为，腾讯，万科，比亚迪，中国平安，固高科技，华大基因……它们都在深圳崛起。
这一大批名字响亮的民企支撑起了深圳的经济增长，而深圳，更是在这30多年里先后拥有了速度和质量制胜。
“这里没有外地人，大家都是外地来的”
如果最小化的政府为深圳民企的遍地开花埋下了种子，那么深圳源源不断的外来人才便为种子发芽提供了沃土。深圳的外来人口占比约为70%，远高于北上广三地，而且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4岁。
人才对深圳的青睐离不开深圳政府的努力。深圳市每年吸引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财政投入不少于10亿元，而深圳的户籍政策相比京沪也要明显更为开放。
“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深圳随处可见的一句标语
2010年起实施的“孔雀计划”五年来引进的团队成员已获得授权专利741项，大疆创新、柔宇科技和华大基因等公司都是孔雀计划的成果。高质量的人才将创新理念迅速融入产品，“孔雀计划”过半数的创业团队已实现或即将实现产业化生产。
为更好地吸引人才，深圳还大力发展基础建设，打造了包括机场和轨道交通在内的发达的交通网络，不断丰富医疗资源并着力改善城市生活品质。得益于绿化面积的庞大和高污染制造业的搬离，深圳空气质量今年上半年居全国第四。
但是与此同时，深圳却有一个明显的弱点——相比京沪双城，深圳的高等教育明显落后。尽管千禧年就已着手大学城的建设，深圳的高等学府数目依然非常有限。
“硅谷的企业背靠着斯坦福大学，没有斯坦福大学就不可能有硅谷。”TCL CEO李东生在8月的全球创新者大会深圳论坛上坦言，深圳在支持创新类教育方面的能力上仍有提高空间，未来需要继续增强这方面的能力。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