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被称为“机会之地”，只要努力就能出人头地。对美国民族身份的这一基本特征的信念是坚定的，尽管近几十年来不平等性一直在缓缓上升。但是，近几年来，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大大地加速了，其原因是人口变化、经济的技能偏见以及财政政策。美国梦就要崩溃了吗？
1997-2007年，美国最顶尖1%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3.5%，相当于美国人民总年收入中有1.1万亿美元流入了这些家庭的腰包--比最底层40%的美国家庭的总收入还要多。
不平等性对个体福利的准确影响仍有待争议，这部分是因为准确测算所需要的方法十分复杂。但是，尽管客观指标并没有给出收入不平等和人类福利之间的完整关系图，但如何解读这些指标给社会内外的人们传递了重要信号。
如果不平等性被认为是个人努力的奖励，那么它可以作为未来机会的建设性信号。但如果它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奖励体系，偏向一小撮权贵，那么不平等性就会破坏个人努力工作、投资未来的动力。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当前的趋势非常危险。比如，经济流动性在最近几十年来有所下降，其他许多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包括加拿大、芬兰、德国、日本和新西兰。美国工人开始工作时在收入分布中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的收入。
此外，美国表现出很强的代际收入相关性（约为0.5），如果父辈收入高于平均水平（比如）50%，那么子辈平均可以赚得比他们这一代人的平均水平高25%的收入。事实上，如今美国在世界银行经济机会排名中位居中游，远低于挪威、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等国。
有人指出，只要美国能维持经济活力，保持技术创新领导者地位和对移民的吸引力，收入不平等就无关紧要。但其他相关趋势--比如公立学校质量低下、基础设施破败、犯罪率上升和种族机会差异--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论断。毕竟，拥有世界顶尖大学毫无意义，如果能否进入这些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收入的话。
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一个个人命运越来越互相交错的世界中，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对社会和分配公平规范的共识，一国之内收入差异的增加--特别是长期被视为经济机会灯塔的国家--可能会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如果努力带来机会这一信念遭到了破坏，人们就不再会投资于教育，这会破坏劳动力市场发展，甚至催生示威游行。
更一般地说，美国经济流动性的下降可能破坏人们对美国一直主张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治理原则的信心。数十年来，这两大原则是许多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指出，“全球经济和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由我们的价值和利益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对大部分人民来说运转得怎么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套制度的运转更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因此，美国的软实力注定要遭受重大打击。
降低不平等性要求长期、全面的解决方案，比如实施财政改革奖励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但不对已然相当臃肿的税法增加反向激励。但追求这些措施要求极强的政治意愿，这正是目前美国所欠缺的。
事实上，从国家层面看，美国政治陷于瘫痪状态，启动像不平等性这样的具有决定意义、后果严重的建设性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公众。如果更多的人认识到不平等性给他们的未来前景所施加的约束，他们就有可能敦促决策者直面这一问题。这不但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球治理。
长期以来，美国人都因祖国是机会之地而自豪，美国是人们不惜克服艰难险阻前来的地方。一场旨在强调不平等性对美国的这一声誉所造成的挑战的公共教育运动将是让美国梦重生的安全的第一步。
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Graham）是布鲁金斯研究所LeoPasvolsky高级研究员，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CollegePark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