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领域,田野实验一词被学界越来越多的提及,这一研究工具逐渐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田野实验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
田野实验具备何种优势?如何看待并评价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田野实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前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今日,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推送周业安教授的这篇专访,向读者展现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
记者:什么是经济学田野实验研究方法?它是如何兴起的?在您看来,与经济学实验室实验相比较,田野实验主要特点是什么?
周业安:在最近二十年,经济学研究中兴起了一种新的实证研究方法,被称作“Field Experiment”,对这个词的中文翻译比较困难,多数人直接按照社会学中对应的近似术语“田野调查”来直译,称作“田野实验”,还有一部分人则当心这种译法会和田野调查的意思混合,模糊了实验本身的含义,因而根据该术语的本质特点译为“实地实验”或者“现场实验”,我本人更倾向于后者。
经济学中所采用的这种田野实验和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是否有关联呢?目前看似乎关联不大。因为田野实验和田野调查是看似相同但本质不同的两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是指调查人走进被调查人的现实生活,在一定时期内近距离观察和记录被调查人的行为和结果,然后根据所记录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提炼出某些结论。在我国最经典的田野调查就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同样是研究社会经济问题,费孝通先生通过深入江村的日常生活,观察和记录江村的点点滴滴,然后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结论。
而经济学中的田野实验则是通过在某个实地随机选择被试,构建控制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处理组),然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引入某些设计好的变量(也就是对实验组被试施加某些扰动),观察和记录两个组被试的行为以及结果,通过一定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两个组的数据,推断出某些结论。注意,经济学中的田野实验虽然也面对现实生活,但实验员并不需要和被试共处一定时期,也不需要观察和记录被试日常生活的点滴。实验员只需要给被试一点激励,然后记录被试的反应结果就可以。比如一月底改变工资支付方式,然后记录后面几个月的工人的产出,就可以推测不同工资支付方式的效果,而不需要去工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同时,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不同,经济学的田野实验对数据生成和分析依赖计量经济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是田野实验的很重要的工具。这就是我为何不愿意把Field Experiment看作田野实验的原因,因为这的确和田野调查区别很大。
经济学的田野实验的早期版本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Fisher的研究,但我认为管理学中类似泰罗动作时间研究实验和梅奥的霍桑实验等也算是这种早期版本。其后几十年田野实验一直没有进入经济学家的法眼,鲜有成果问世。直到最近二十年,一些先锋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到田野实验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并开始探索在经济学中如何应用这种方法,这方面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John A. List和MIT的Esther Duflo,后者还因此获得了克拉克奖。
记者:与经济学实验室实验相比,田野实验具有哪些优势?这一研究方法主要应用在经济学哪些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果?
周业安:田野实验之所以到最近二十年才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得益于实验室实验的兴起。史密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力推行经济学中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取得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新结果,史密斯和卡尼曼还因此获得了诺奖。实验室实验的广泛应用也引来了人们对其固有弊端的责难,比如学生被试问题、被试自选择问题、随机性问题、货币支付问题等等,这些责难后来被归结为一个词叫“外部有效性”,也就是说,实验室实验所得的结果可能在实验室状态下是有效的,但由于实验室状态是高度抽象的,离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一旦这些结论推广到现实生活中,就会引发结论的无效性难题。当然,这仅仅是人们的猜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点。但实验室实验在选择研究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局限,对类似偏好等人的内在活动以及纯博弈的研究可能比较有效,但对于大多数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则束手无策。这就引发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对走出实验室的探索,于是就有了田野实验这种新的方法。田野实验可以看作是相对实验室实验而言的,其实实验原理一样,只不过把实验室换成了现场而已。和实验室实验相比,田野实验克服了其关键弱点:田野实验具备了较好的随机性;田野实验选择现实生活中的被试;田野实验让被试接受自然的激励,采取自然的行为等等。如同List自己所说,田野实验在外部有效性方面取得了进步。
就现有的田野实验来说,List等人按照实验设计的特点,把田野实验区分为人为的田野实验、框架的田野实验和自然的田野实验三大类。所谓人为的田野实验,就是人造现场进行实验,或者说把实验室实验搬到一个人造现场中展开。比如开展一个委托代理实验,实验室实验只需要在电脑上随机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进行博弈实验;而人为田野实验则可以在一个社区随机寻找被试扮演委托人和代理人进行博弈实验。还有一些学者直接通过招募社会成员(即非学生被试)进入实验室实验。可以说人为田野实验不过是实验室实验的一个延伸,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验室实验。框架的田野实验则开始完全脱离实验室实验状态,直接在一个现场展开实验工作,比如选择一个或多个企业、村庄或社区(现实的和虚拟的都可以),随机招募被试,实验员通过设计一些特定机制和变量来影响实验组。自然的田野实验同样是在一个具体的现场展开,只不过实验过程中实验组无需施加某种控制机制和变量,而是寻求某种自然扰动引发的结果差异。
除了上述通行的田野实验外,还有一种特定的实验方法也可以看作是框架的田野实验,即审计实验。审计实验和审计无关,只不过这种方法在实施时类似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对象进行审计,由此而得名。比如我们要考察一个政府部门对雾霾的应急反应,可以采取网络致信的方式,通过设计不同语气和表述的网络信函,来观测有关部门的反应,由此推测治理行为和效率。这被称作“信函实验法”,是审计实验的一种。审计实验还有一种角色扮演法,比如考察医患关系,让两个类似条件的人扮演病人,去医院看病,观察和记录医生和医院的反应情况。
记者:您如何看待田野实验在中国的应用前景?在您看来,田野实验这一研究方法在应用过程中还面临哪些不足?对此您有何对策性意见和建议?
周业安:也因为田野实验具备了实验室实验所没有的优点,使得田野实验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家所乐于关注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比如贫困、教育、医疗、节能减排、组织激励、劳动市场、其他公共部门、农业生产以及其他一些机制设计等等,和实验室实验一起构成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两大方法支柱。并且也得益于这些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使得经济学开始出现了新的分支领域,代表性的有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发展经济学、行为公共经济学或行为公共政策、行为组织经济学、行为博弈论、行为产业组织、行为公共选择等多个分支领域。田野实验迄今已经取得了众多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来说,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国这种转型和新兴经济体来说,一切都处于持续变化中,数据生成很难做到稳健和透明,而如果数据生成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依赖大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就会失效。同时,这种持续变化也导致了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使得基于成熟市场经济经验事实的经济学模型难以直接照搬进来。现在国内很多研究者均未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直接照搬模型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常常闹出违背常识和社会经济事实的笑话,原因就在于此。而实验方法有助于克服这些弱点。无论实验室实验还是田野实验,都是研究者在一定期限内直接生成数据,对研究者来说,数据生成过程能做到透明和稳健,并且不脱离中国的具体现实,基于这些方法的研究将更适合我们现阶段的具体情形。第二个原因是,我国过去政策设计和实施的常规做法都是先试点后推广。所有的政策制定依据都来自对典型事例的调查研究总结。问题在于这种基于典型的调查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甄别不同变量之间的影响,更无法测试不同机制和变量可能的影响,因而基于这种方法形成的政策往往脱离实际,难以推广。而田野实验可以有效克服这一弱点,通过实验可以把不同因素的影响分离开来,能够准确观察不同变量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后果,从而为今后的政策设计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实际上,现在经济学家在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反贫困、教育以及节能减排等多方面的田野实验已经在公共政策设计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国内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开始尝试进行田野实验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未来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但田野实验也有自身的缺陷,比如对研究者自身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要求较高;对所选择的实地的要求较高;实验过程中的意外冲击难以控制;被试的道德风险;实验投入巨大等等。由于国内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个人的体会是,可以结合地方政府在实施某些具体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参与进行田野实验,这样既能为科学研究寻找素材,又可以帮助政府改进相关的公共政策。同时,还需要带动年轻的研究者参与实验过程,为实验经济学培养后备人才。同时在大学开设相关的实验经济学课程,普及实验经济学知识,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年,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