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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担忧

自2010年以来,全球金融界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减速。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勉强实现了官方预期的7.5%——这令全球各界一片恐慌——中国政府却表现得很平静,并未发出要实施另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迹象。中国的领导人是否真的如此胸有成竹?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建立于国家总理李克强的“李克强经济学”——是把结构改革摆在比GDP快速增长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最终将被证明是符合中国及全世界利益的。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僵化且背负巨大风险的金融系统,及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无一不在威胁其自身的稳定与经济发展。考虑到其GDP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依然很高,中国确实有需要强调结构性改革。
但与此同时,政府虽然发表了充满良好意愿的声明及展示了一些姿态,中国新领导层仍未订立一个明确、大胆,足以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的改革计划。
比如说,去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由于这制度是按公民的出生地来划定其合法居住地,因此对人们的迁移造成了极大障碍。那些移居到其他省份,却没能获取当地居留权的人,在享有当地公共服务方面,也面临重重阻碍。事实上,这些人的子女甚至被禁止参加高考。
改革计划正是为了改善上述状况,允许小型城镇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当地居留资格,同时放宽中型城市的相关限制条例。然而,它却遭遇极大阻力,尤其是各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对。他们担心不受限制的移民,会对当地的资源、就业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结果,一个实在的户口改革策略,依然迟迟无法实现。
同样的,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有效金融市场改革上也是行动迟缓。人们在今年年初本来对此充满期望,因为国务院宣布了一项策略,目标是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建立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并允许国内私人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政府随后又听取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警告,他们认为仓促放松资本管制会带来风险。
事实上,相反的情况应该出现。类似政府最近收紧信贷的狭隘政策,将让把金融资源导入实体经济更加困难——而这正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目标。真正的进展,取决于中国领导人解决结构性缺陷的意愿——即对本国私人资本的管制——它妨碍了金融体系将储蓄导向最具发展潜力经济领域的能力。
尽管进行了多轮放松管制,要在中国设立私人银行依然极为困难,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又往往语焉不详。结果,那些以高于官方基准利率三倍的利率来放贷的影子银行大量出现,并因此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政府最近虽然试图通过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方式,来吸引资本回归国有银行部门,但却需要推行更广泛的改革,这很可能要等到存款利率完全开放,及金融部门向私人资本银行开放之后了。
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中国政府要么犹豫不决,要么只有一些空话或者微小的动作。例如,将一些项目审批权移交给当地政府,并无法解决国家过度插手经济的根本问题。相反的,让地方政府有更多推行投资项目的自由,可能进一步强化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但正如他们在过去几个月的举动所体现的那样,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下手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在金融市场和群众间造成了极大的担忧。希望那些高级领导人聚集在北戴河开年度会议时,能认识到推行一个实现真正结构性改革的果敢计划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担忧最终将升级为不信任,造成全面改革更加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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