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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利益结构调整决定改革成败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表明“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对此,经济学家迟福林也类似的观点,他提出三个具体的建议:出台农民工市民化国家规划;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赋予农民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

迟福林1951年8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到今年年底,改革开放就35周年了。35年前,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利益藩篱,才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支持,形成了改革的社会活力;35年以后,改革面临另一个矛盾,利益关系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失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处理好改革和多数人的利益,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一个基本经验。

今天,能不能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决定着全面改革的成败。

中国未形成组织化的既得利益格局

分析当前的利益固化状况,有4个关键词需要认清。

第一,固化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开始出现所谓的富二代、贫二代。可见总的趋势是,贫富差距,代际传承的特点比较突出,穷人通过社会流动变为富人,要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困难得多,这就是利益固化。

第二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0年期间,我们的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4以上,差距明显。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总体上还没有缓和。

第三,利益失衡的焦点是灰色收入。王小鲁博士的调研报告提出:2012年我们的灰色收入高达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总量的12%。总体上说,由于分配不公、权力寻租、资源占有、垄断地位等产生的灰色收入,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今天改革不能不直面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四点是尚未形成组织化的利益格局。目前既得利益是一个客观实际,利益固化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总的看,尚未形成一个集团化的状态。灰色收入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觉得自己的收入所得不合理,所以很多事还是悄悄地隐藏起来,觉得拿不上台面。这就是利益格局尚未组织化的体现,这为改革解决利益失衡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应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

通过改革,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解决利益失衡要做的事很多。但留给改革者的时间也很紧迫了。到2020年,还有不到八年的时间,能不能在解决以下三件事情上有突破十分重要。

第一,能不能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的观点是,如果收入分配等相关改革能够到位的话,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是有条件实现的。去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已经跑赢了GDP,今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是6.8%,农民人均纯收入是9.6%,也超过了GDP增速,到2020年,我们经济增速保持在7%,或者略高于7%,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保持在7.2%左右,还是有可能的。

第二,能不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倍增。

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5年了,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5%左右。13亿人,只有3亿左右是中等收入群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包括我们讲治理转型都很困难。所以中国需要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明确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即每年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到2020年提高到40%左右。这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利好。

第三,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从我国的现实看,未来要增加3亿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使部分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来源。

出路何在?在于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未来5年,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等够取得突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1%-1.2%的速度递增,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1.3%-1.5%的速度递增,至202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为此提出三个具体建议:

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规划。明确提出2020年总体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大目标。

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时间表。建议1-2年内,剥离户籍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5年内,除了个别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人口登记制度;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志的人口登记制度。也就是说,到2020年,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的并轨。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尽快赋予农民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关键问题在于承认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物权,而不是一种债权。

国资配置应以公益化为重点

领导人讲要打破利益藩篱,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今天,要调整固有利益格局,全社会都面临一个承担改革成本的问题。改革的成本需要得到合理分摊,形成公平合理的新利益格局。

要做到这一点,在再分配领域,政府需要压缩行政开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不妨以此为契机,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将过高的三公经费降下来,压缩减少行政成本。

要形成公共财政格局,争取到2015年,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保障性住房四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2012年的35%提高到50%左右,占GDP的比重由8.48%提高到不低于12%。

其次,需要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建议1~2年内,出台新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方案,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建议3年内划拨20%—30%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到社保体系。

对短期内难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减少并逐步取消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确保“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改革需对既得利益动刀

改革最终需要对既得利益动刀,修正利益格局,突破口在哪里?

首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动刀。本届政府承诺,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目前,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就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如果以负面清单管理为主体的政府职能转变推广,那么政府的行政审批恐怕就不仅仅只是砍掉三分之一的问题。


其次,需要对垄断利益动刀。铁路、电力、石油等领域应该加快向社会资本开放的改革进程,优化国有资本的配制。

最后,能不能实现政府自己改自己?当前重要的是改变以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行政主导资源配置,导致财富向政府、国有企业集中,不可能不导致财政分配格局的失衡。

同时,行政主导资源配置又使得整个公共资源配置向中心城市集中,由此导致大中小城镇资源配置失衡,进而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

行政主导资源配置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这种模式模糊了政商关系,造成权力寻租和体制性腐败。所以,真正要解决好利益失衡的局面,最终有赖于政府的转型和政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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