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环环相扣
* 应改革土地出让制度，让土地进入市场
* 对土地初次转让溢价部分可征收增值税
* 房产税有助抑制房价，并可形成地方可持续收入源
* 化解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全方位体制改革
本周六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眼下中国最迫切的改革议题有哪些？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看来，比较迫切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财税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这些都与收入分配和城镇化进程的健康推进密切相关。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很期待土地制度改革能有实质突破。他建议开放土地市场，把土地转让从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政府不再作为土地市场的唯一出让方，而应成为监督土地市场公平公开透明运作的仲裁者和监督者。
“土地转让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增值部分的利益分配，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同时，对于土地转让的大量溢价，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纳入公共财政，”王小鲁称，“而这部分收入也应首先用于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他指出，土地增值多少与所处区域密切相关，高低相差悬殊，这是城市化过程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因此当土地通过市场出让时，并不意味着卖地收入应全部归卖地农民，在农民得到合理补偿后的增值部分可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民生，让更多的农民工享受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好处。
中国目前是政府通过低价征地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继而在市场高价出售，巨大的差额成为政府收入，对地方政府构成强烈的利益驱动，而农民的利益常常得不到保障。这也使得近年来涉及土地的纠纷冲突不断，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这种方式亟待改革。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土地出让制度的改变，政府不再以直接卖地的方式获取未来70年的巨额土地出让收益，而改为对房地产存量征收房产税，不仅减少目前大量的征地纠纷，同时对抑制地价和房价的过度上涨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也需要财税体制改革来配合。目前地方政府过分热衷于投资，政府自身消费也没有节制。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了，民生投入如何保证？而就需要财税体制改革的配套，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
中国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2013年1-9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6,8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高达49.6%。
王小鲁认为，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安排和完善，并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统筹考虑，“中国未来的户籍改革方向应该不再区分农民和市民，而是统一称为中国公民。”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赖于全面体制改革**
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王小鲁认为，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赖于全面的体制改革，单一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恐怕解决不了太多实际问题。
国务院2月初曾批转发改委、财政部和人保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收入分配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等。
“收入分配问题实际是方方面面制度问题的集中体现，只有通过解决这方方面面的问题，才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王小鲁说，“其实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体制。所谓收入分配体制就是整个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任何方面都会影响收入分配。”
他认为，现在关键需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和腐败问题，而这需要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包括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资源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进一步推进。
“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了，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化，能让老百姓监督，支出合理化了，腐败自然减少，”他说，现在很多制度不清楚，没有规定到位，很多事情该做很多事情不该做留了很大空间，政府和决策者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至于部分专家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基本思路“提低、扩中、控高”，王小鲁并不认同，认为经不住推敲。
“就‘提低’来看，政府的确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却不能直接规定企业工资水平，因为企业薪酬是市场决定的，不能退回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由政府规定。”他说，这方面政府能做的，除了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外，主要是改善经营环境，激发企业活力进而创造更多就业，同时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做好转移支付，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保障。
而“控高”或者“限高”亦不合理，他反问道，“合理的高收入为什么要限制？”他表示，减少收入差距可以由累进所得税体系来完成，可以考虑财产税和遗产税等，但不能是简单的“限高”，需要限制的是非法的、不合理的高收入。
王小鲁并认为，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的高收入完全可以通过税收来调整，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灰色收入、堵住三公消费等，还是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让政府收支透明化、制度化，让老百姓可以监督，堵住寻租空间，消除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完)
